朱英:再论“二次革命”前后的上海总商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1 次 更新时间:2019-11-18 07:30:05

进入专题: 二次革命   上海总商会  

朱英 (进入专栏)  
大局赖以安全。纵谦让为怀,而国家不能无酬庸之典,仍请将当时出力人员姓名履历开送”。所以,总商会只能再次开会,议决是否再辞。经讨论,“公决本会前已具呈力辞,而部电仍以奖励为酬报之品,必系他处已有具呈请奖之故,应即录知。”为了应付各级官厅一再催报的要求,总商会议定只上报“当时反对最力之出口公会、皮商公会、山东河南丝业公所等各团体,请其示复”(40)。换言之,上海总商会仍未按照指令上报受奖人员的具体名单和履历。

   实际上,不难看出上海总商会自身也并不认为其反对“二次革命”的所谓“拒乱”之举,是什么十分光彩的行为,所以才屡屡请辞袁世凯政府颁发的奖章。在此之后,上海总商会也不愿意提及在“二次革命”期间的这段历史,而是对辛亥上海光复中的表现多有渲染。国民革命期间国民党曾大力开展商民运动,将商会认定为“不革命”和“反革命”性质的旧式商人团体,拟以新成立的商民协会取而代之。为了洗涮强加给自己的“反革命”定性,保持原有合法地位,上海总商会曾电告各省总商会和商会联合会,说明“各级党部所主张撤销商会者,恒以商会为买办阶级操纵,非革命商人,并以中小商人多未能参加商会为藉口,虽属风影之谈,无当事实,然文词辩驳不若征诸事实,敝会于力争商会存废问题之余,拟调查各处商会参加革命工作经过并会员组织概况,制成统计,汇列专书,以告国人,庶几各种风影之谈,不难以事实证明。”(41)而各商会都是历数其辛亥时期支持革命以及后来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经历,而对“二次革命”期间的表现则只字不提。由此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商会都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当年反对“二次革命”的行动并不光彩。

   以上主要就“二次革命”期间上海总商会受到指责的一函一电的出台经过、总商会请求外国领事“维护商场”、协理王一亭之辞职案以及总商会拒绝接受袁世凯政府授予勋章匾额等过去很少提及的史实,略作了叙述与分析。显而易见,如果与辛亥时期的上海总商会相比较,“二次革命”期间上海总商会的表现与作用确实大不相同。如同《民立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所说:“商会致北京电,目此次革命为乱党,不胜诧异!回忆辛亥革命之役,商界中人,亦尝赞助义师,岂诸君但知种族革命,而不知政治革命之意义乎?……政治一日不改良,商业决无发达之日,吾等识见,固不可不务其远大也。夫兵凶战危,全国人民,孰不蒙其祸害,惟有万众一心,共声民贼之罪,庶同独夫丧胆,家国可早底于安宁,方为合法。若贵会所发之电,欲授奸人以口实,使延长战祸也。”(42)然而,信奉“在商言商”的商人乃至商会,恰好缺乏的就是远大的政治识见,我们也不应该用现今的眼光强行要求当年的商人和商会具有长远的政治目标与追求。因此,上海总商会在“二次革命”期间的表现,与辛亥革命时间相比较似乎有所反常,但就商人本性而言则又属正常。

   ①相关论著参阅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65~467页;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4~635页;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71~173页;马敏主编:《中国近代商会通史》第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730~731页;虞和平:《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第3卷,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5年版,第168~169页。另见拙著:《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19页;《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77~279页。

   ②在1915年北京政府农商部正式颁行《商会法》以及全国商会根据农商部部令实行改组之前,基本上仍沿袭清末的商务总会之称,极少用总商会之名。辛亥年上海光复之后,一部分商董认为原上海商务总会系清朝商部所设,不合时宜,报经沪军都督府批准成立了上海商务公所。1912年2月底上海商务总会和上海商务公所实现合并,发布通告称:“现在民国大定,政治统一,应即规定办法,于2月27日在商务公所邀集各商董会议,公定名称为上海总商会,以昭统一。”(《上海总商会第一广告》,上海:《申报》,1912年2月29日,第1版)于是,上海商会又成为在全国率先使用总商会名称的商会。

   ③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1~122页。另见《申报》1913年7月22日第6版。总商会的这一公函之所以题为“致南北两军公函”,并称“南北军在制造局将有战事”,是因为上海江南制造局系一大型兵工厂和重要军事据点,当时由袁世凯政府所派北军驻守,上海革命党人组织的讨袁南军响应“二次革命”,首先需要攻占这一军事据点。因此,江南制造局当时也成为南北两军的必争之地。

   ④《致商会》,上海:《民立报》,1913年7月22日,第10版。

   ⑤(11)(30)(37)(40)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一),第118、120、125、280、300~301页。

   ⑥以上几段文字中的引文,均见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一),第121页。

   ⑦例如洋货商业公会、绸业绪纶公所、洋布业振华堂公所、钱业、五金业、纱业、花业公所等,在“宋案”发生,革命党人积极筹备讨袁之役时,都曾接连呈文总商会,呼吁“贵会领袖群商,热忱素著,昔为他事筹款也,尚具电代请,昔为他事开会也,尚具名协助,至吾商界之被蹂躏,想必能首先维持,以尽天职。商等之所仰望于贵会者,眼将穿矣,乃延之至今,无声无臭,讵睹此现象,尚无动于衷耶?……祈速通电各当道,遍告全国,一面登报声明,商众断不附和其间,自取焚如,不使蓄心扰乱之徒,托名号召,利用无知,再呈乱象也。”见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一),第94页。

   ⑧《商民之当头棒》,上海:《民立报》,1913年7月23日,第2版。

   ⑨《商界之反对》,上海:《时报》,1913年7月22日,第8版。

   ⑩《上海维持种种》,上海:《时报》,1913年7月18日,第7版。

   (12)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第173页。

   (13)(14)(18)朱宗震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下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09、712、713页。

   (15)《总商会致领袖领事函》,上海:《申报》,1913年7月22日,第6版。

   (16)(17)朱宗震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上编,第379~380、380~381页。

   (19)《论第二次革命》,上海:《时报》,1913年7月18日,第2版。

   (20)虞和平著《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第3卷(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5年版)的第4章第l节“商会在民初政争中的拥袁活动”,对王一亭辞职案略有论及。

   (21)丁日初:《辛亥革命前的上海资本家阶级》,《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6~317页。

   (22)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一),第123~124页。《上海总商会广告》,上海:《申报》,1913年7月23日,第1版。

   (23)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等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42~143页。

   (24)朱宗震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下编,第711页。1913年7月20日之《民立报》、《时报》、《申报》等,都有内容大致相同的报道。

   (25)1913年7月25日《时报》第8版发表题为《商团蒙不白之冤》的时评,即声称“上海商团上次光复时,非名誉素著者乎?……乃此次北军驻守制造局,忽有人藉商团名义组织上海保卫团,表同情于松军,又以保卫团名义商允北军,将松军移驻于沪南人烟稠密之处,卒至松军攻局,玉石俱焚。近日沪南人民之转徙流离,人亡家破,皆该团长之所赐也,而全体商团因此蒙不白之冤。呜呼,李平书。”

   (26)《本埠紧要新闻》,上海:《时报》,1913年7月24日,第2版。

   (27)《商界对于独立之言论》,上海:《申报》,1913年7月22日,第6版。

   (28)虞和平曾在近年出版的相关论著中指出:“‘二次革命’前,王一亭和沈缦云既是上海总商会的协理和议董,也是国民党上海分部的正副部长,他们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利用自己在上海总商会的地位,策动该会赞成独立,是完全符合情理的事情。”参见虞和平著:《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第3卷,第171~172页。

   (29)《上海商会诸公究何用心乎》,上海:《民立报》,1913年7月26日,第2版。

   (31)王一亭还是虔诚的佛教徒,著名居士、海派书画家、公益慈善家。1938年11月王一亭去世,次年1月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上海各团体代表颜惠庆、施肇基、叶尔恺等联名发表公祭王氏一文,指出“我一亭大居士,夙禀慧根,广施仁术,内行敦笃,外相庄严。其于佛化,尤能超乎言象之表,而以救护众生为心。观其治己,则凡人世之爱憎嫉妒,攀缘驰逐之念,一扫而空。及其待人,则励私德,慎公务,孜孜焉忘寝食寒暑。凡有一毫之利于人者,行之必力,不以一己得失而生趋避,诚所谓解业缚而溥慈愿者矣。”(见《公祭王一亭先生文》,上海:《佛学半月刊》,1939年第8卷第4号,第6页)这段祭文详细描述了王一亭的为人处事准则,也是其广结人缘,遇事能够得到同情和理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32)《致政府国会请褒嘉商会》,《黎大总统文牍类编》,上海:上海会文堂,1923年,第151页。

   (33)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第2卷,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第70页。实际上,早在1913年7月27日上海报章即披露了国务院嘉奖上海总商会电,内容如下:“上海商会为各埠领袖,此次暴徒倡乱,该商界集合团体,通电各埠,同心拒逆,实属深明大义,应由江苏民政长应德闳通令嘉奖。”(《国务院嘉奖商会电》,上海:《时报》,1913年7月27日,第8版)另据《上海总商会办事报告》透露,8月28日总商会还收到农商部文“颁给贝润生四等勋章”,以及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向上海总商会颁发的“信义彪炳”匾额。

   (34)参见虞和平著:《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第3卷,第179页。

   (35)以上三段文字中的引文,均出自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一),第131~132页。

   (36)《总商会谢绝虚奖》,上海:《申报》,1913年9月30日,第10版。

   (38)《武汉商会上大总统、副总统、国务院、工商部电》,北京:《中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1年(1914年2月),第5期,“文牍”,第10页。

   (39)《南京总商会致京师事务所函》,《中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1年(1914年3月),第6期,“文牍”,第17页。

   (41)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01页。

   (42)孟问性:《告商会(二)》,上海:《民立报》,1913年7月23日,第10版。

  

  

进入 朱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二次革命   上海总商会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9077.html
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05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