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艺:迈向法学的中国时代

——中国法学70年回顾与前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 次 更新时间:2019-11-17 21: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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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艺  
第三,是关于法治制度、体制、机制方面的话语。诸如,党领导立法、保障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健全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完善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完善司法责任制,实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等。第四,是关于法治技术、方法、手段方面的话语。诸如,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法治评估、法治督察、法治考核等。

  

   (六)推动构建中国特色法律规范体系

  

   现代法律规范体系的构建,是现代民族国家进行制度文明建设的主体工程。中国法治建设的一项伟大成就,就是用70的时间走过了很多国家二三百年的立法道路,构建起了一个较为完备可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这个法律规范体系,从框架结构的设计到规则制度的草拟,都离不开法学学者们的理论研究和深度参与。就法律的框架结构而言,不论是整个法律规范体系的部门法结构,还是各个部门法规范体系的制度结构,都源自于法学学者们的理论研究成果。例如,现行的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规范体系的七大法律部门结构均来自于法学界关于法律体系的研究成果。正在编纂的中国民法典之七编体系,即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凝聚着民法学界多年的研究成果。行政法学界所提出的有关行政法体系的框架结构,即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救济法等分类,为国家行政立法提供了基本思路。70年来,法学学者们以各种形式和途径参与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活动,对各类法律法规的立法精神、原则、条文进行论证设计,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许多著名法学家就参与了《宪法》的修改和《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制定等重大立法活动。张友渔、许崇德、肖蔚云、王叔文、项淳一等老一辈宪法学者曾作为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成员,参加了1982年《宪法》的修改工作。佟柔、王家福、谢怀栻、赵中孚、江平、魏振瀛等著名民法学家参与了1986年《民法通则》的制定工作。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级立法工作机构开始委托法学学者起草重要法律法规的草案或专家建议稿,法学教育和研究机构也积极组织学者起草并向有关部门报送有关法律法规的专家建议稿,大量的学者意见和建议被吸收和采纳。

  

   (七)推动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运行体系

  

   现代法治运行体系的构建,是现代民族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基础工程,直接决定着国家法治运行的质量和效率。70年来,中国法学界在深入开展关于世界各国法治体制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如何建立健全中国法治运行体系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从宪法运行上看,学者们关于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宪法宣誓、违宪审查、宪法委员会、宪法司法化等问题的研究成果,为完善宪法实施和监督体制发挥了积极作用。从立法上看,学者们关于扩大地方立法权、保障人大立法主导权、完善公众参与立法、规范授权立法和委托立法、强化立法备案审查、健全立法程序、防范立法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的研究成果,为健全立法体制和机制提供了有力支持。从执法上看,学者们关于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推进政府依法决策、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优化行政执法力量配置、规范行政裁量权、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监督等问题的研究成果,为完善行政执法体制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司法上看,从建国初期开始,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学者们就把司法改革作为法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对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完善司法组织机构体系、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三大诉讼程序体系、加强司法权力监督制约、防范冤假错案、推动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提高司法效率、增强司法公信力等问题开展了接力性的研究,为国家司法改革提供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对策和建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界在司法改革上的强烈呼吁和系统研究,既为这场新的司法革命的全面发力、纵深推进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又为多轮司法改革方案的科学设计、有序实施提供了强大智力支持。从守法上看,学者们关于完善法治教育体系、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弘扬法治精神、培养法治信仰等问题的研究成果,为深入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法治队伍建设上看,学者们关于创新法学教育体系、推进法律职业化发展、加强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健全司法职业保障制度、加强法律职业伦理建设、培养国际法治人才等问题的研究成果,为健全法治队伍的教育管理体制和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中国法学70年发展的基本经验

  

   70年风雨兼程,70年披荆斩棘,中国法学走过的历程很不平凡,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认真总结70年中国法学发展的基本经验,有助于我们看清走过的路、辨识脚下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在新时代书写中国法学发展的新传奇。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这是当代中国法学区别于其他国家法学的根本标志,也是当代中国法学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解释力。70年来,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中国法学砥砺前行的理论灯塔。第一,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回答法学基本问题。如何认识法的本质、作用、起源、历史发展等根本性问题,如何把握法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以及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是事关法学之科学发展的大是大非问题。70年来,正是由于我们从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这些重大问题,确立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法学事业的发展之路才越走越宽广。第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各种法律问题。正是由于广大法学工作者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发展新理论,我们才取得了一系列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引领新实践的学术精品。第三,深入研究并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伟大理论成果。中国法学界持续研究并深入挖掘这些伟大理论成果中所包含的富有中国特色、时代精神的法律新理念、法治新战略、法学新思想,使之成为推动我国法学变革和创新的殷实理论资源。

  

   (二)坚持面向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

  

   法学作为一门使人服从规则治理的实践科学,承担着探索治理规律、追求良法善治、促进制度文明的使命。70年来,中国法学界弘扬求真务实、经邦济世的治学传统,笃行理论研究密切联系实际的学术宗旨,积极探索并破解法治实践中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见证者、建设者、创新者。第一,深入研究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学者们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关于法治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聚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和谐社会构建、精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法律法治问题,开展密集性研究,提出了一大批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第二,积极探索并推进法治改革。党对法治的领导体制、立法体制、行政执法体制、司法体制、法治社会建设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一直是法学研究中的重点问题。在中国法治改革的每个重要节点上,法学家都不缺席,不失语,他们或是对改革图景进行预测和规划,或是对改革方案进行论证和设计,或是对改革举措进行解读和宣传,始终做法治改革中的大胆建言者和坚定促进派。第三,深入基层,开展实证调查研究。一些学者进入法治的末梢部位和边缘地带, 考察非正式法、私力救济、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方式和效果,研究乡村干部、经济能人、灰黑势力、上访户等群体对基层法治的影响,提炼乡村民警、派出法庭法官、司法所干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赤脚律师”等乡土法律人的实践智慧,揭示出法治中国建设所面临的国情的复杂性、多样性、不平衡性。这类研究扎根基层,贴近实践,呈现出很鲜活的现实感和很浓烈的乡土气息。

  

   (三)坚持挖掘并汲取中国传统法律文明成就

  

   中华民族有着独树一帜的悠久法律文明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法律法学思想成就,蕴含着中国人几千年的政治智慧和实践理性。在经过一个曲折的认识历程之后,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普遍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法律文明传统并不是中国建设新型法学法治的绊脚石,而是中国法学法治前进的重要支点和资源宝库。认真对待和深入挖掘中华法律文明传统中的智识资源和制度元素,成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的主旋律之一。

  

   从学术研究层面看,法律史学者通过进行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文化、司法审判等多维度的分析和阐释,还原了中华法律文明的气象万千、非同凡响的历史原貌,梳理出了许多具有中国气派和现代价值的法学法治资源。一些法学学者通过对当代中国基层特别是乡村所存在的多元知识、纠纷解决和秩序格局的研究,揭示了中国法律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展现出来的生命力和适应性。与此相呼应的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对传统法律文明成果的创造性转换,把孝悌仁义、诚信友爱、扶贫济困、公序良俗等精神输入到现代法律体系和执法、司法实践当中,把乡规民约、乡贤调解、邻里守望、家风家训等机制转化为现代基层治理机制,让中华法律文明在当代法治实践中焕发时代光彩。

  

   (四)坚持广泛吸纳世界法学法治成果

  

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吸收、借鉴各类文明的精华,乃是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优秀品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广泛吸收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优秀法学法律成果,是70年来中国法学和法治大踏步前进的重要原因。不容否认,西方国家是近代以来世界第一波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发起者和主力军,尽管这一过程充满了血腥、暴力和掠夺。西方国家在推进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承续和融合古希腊、古罗马、古希伯来等文明中的法律文明传统,创造出了与工业革命、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新型资本主义法治和法律体系,发展出了学科林立、流派众多、理论繁复的新型法学体系。客观而论,为解决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涌现出的许多法律问题,西方国家已积累了很多法学法治成果,这些成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可资参考和借鉴的现成经验,大大节约了重复探索的经济社会成本。正是对域外成果特别是西方先进法学成果的深入研究和合理提取,使中国法学的概念框架和分析工具得到了丰富和充实,很快就跟上了世界法学的前进步伐。正是对域外成果特别是西方法治文明成果的开阔视野和合理借鉴,使中国法治能够从人类法治文明的高起点上阔步前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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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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