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艺:迈向法学的中国时代

——中国法学70年回顾与前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 次 更新时间:2019-11-17 21: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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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艺  
对法治问题的研究,在深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经济、法治社会、法治文化等方面研究的同时,加强对政党法治、地方法治、行业法治、军队法治、涉外法治、国际法治等新领域的研究,形成了中国式的全方位法治研究格局。

  

   从国际环境来看,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期盼着中国能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美国等一些国家却千方百计地打压和遏制中国的发展。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已从国际体系的边缘位置进阶为世界共同利益的攸关方,从既有秩序的服膺者和追随者转变为全球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探索者和创新者。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我国同美国等国家面临越来越多的法律遭遇战,“法律战场”已成为对外斗争的重要阵地。与此相适应,无论是国际法研究,还是国内法研究,都更加聚焦于全球治理变革问题,特别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新型法律问题,如贸易投资自由化、气候变化应对、金融风险防范、海洋争端解决、国际执法安全合作、一带一路建设等法律问题,为国家的科学决策提供有效的对策和建议。


二、中国法学70年的主要成就


   面对中国法学70年发展中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成果,如何提炼、概括其标志性成就和贡献,确实是一项相当困难的学术任务。值得强调的是,中国法学的成就和贡献,不仅是学术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70年来,中国法学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推动、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其间,中国法学家在推进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在改革开放40周年时受到表彰的百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中,还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受到表彰的28名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多位著名法学家榜上有名,著名法学家王家福、史久镛、许崇德、张月姣是百名改革先锋称号的获得者,著名法学家高铭暄是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人数高居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首。这既是党和人民对这些法学家的个人的实践贡献的高度认可,也是党和人民对中国法学界的实践贡献的充分肯定。因此,本部分试图从学术发展和实践贡献两个维度,把中国法学70年的主要成就概括为七个方面,其中,前四个方面为学术成就,后三个方面为实践贡献。

  

   (一)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作为学科的骨骼系统,事关学科能否良性发育,能否健康成长。70年来,中国法学界高度重视学科的分类、建设和发展问题,已初步形成了一个门类齐全、分工细致的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目前,作为一门一级学科,法学学科包含法学理论、法律史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商法学、经济法学、社会法学、环境资源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军事法学等二级学科。每个二级学科之下又都发展出若干门三级乃至四级学科。例如,在国际法学这个二级学科领域,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三级学科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学科体系。国际公法学科体系包括国际条约法、国际组织法、国际人权法、国际海洋法、国际刑法、外交与领事关系法、国际航空法等分支学科;国际私法学科体系包括总论、冲突法、统一实体法、国际民事诉讼法、国际商事仲裁法等分支学科;国际经济法学科体系包括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等分支学科。近年来,随着科技创新和社会变革的不断跃迁,在法学领域,在传统学科得到加快发展的同时,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也层出不穷。党内法规学、监察法学、网络法学、数据法学、计算法学、人工智能法学、空间法学、气候法学、极地法学等新兴学科已崭露头角,法律人类学、法律政治学、法律伦理学、法律与语言、法律与宗教、法律与文学、法律与艺术等交叉学科蓬勃发展。

  

   (二)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法学范畴体系

  

   相对独立的范畴体系的形成,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形态的基本标志。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法学界就逐步萌生出较强的范畴研究意识,自觉地对权利、义务、法律规范、法律体系、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意识、法律文化等基本范畴开展专门研究。特别是1988年召开的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明确提出,法学应建立一套科学的范畴体系,并主张应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范畴重构法学理论体系,开启了法学范畴研究的新纪元。法学各学科都普遍重视本学科的范畴研究,致力于建构起本学科的范畴体系。例如,本世纪以来,中国宪法学界已连续举办了15届宪法学基本范畴和方法学术研讨会,对人民、政党制度、国家机构、国家权力、非国家权力、人权、公民权利、民主集中制、制宪权、宪法实施、宪法监督、宪法解释、宪法修改等范畴进行了系统研究,夯实了宪法学的学术地基。又如,中国经济法学界持续、深入地研讨了经济法范畴和范畴体系问题,逐一分析了经济法主体范畴、价值范畴、行为范畴、责任范畴等基本范畴,提出了特异性范畴和非特异性范畴、原生范畴和衍生范畴、主导性范畴和辅助性范畴等分类,涌现出了国家干预权说、权力—权利说、社会公共性说、社会整体利益说、经济自治权说、经济权利说等经济法基石(核心)范畴学说,构筑起了具有经济法学科特点的范畴体系。经过长期、扎实的范畴研究,目前,法学各主要学科都已建立起了各具特色、结构严谨、自成一体的范畴体系。

  

   (三)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法学理论体系

  

   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就是运用一系列逻辑化的范畴、命题和原理,对法律历史和实践作出有说服力的合理解释和精准预测。一种法学理论就是一组逻辑化的范畴、命题和原理,用以自圆其说地解释和预测法律实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形成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法学各领域都纷纷提出了建构本学科理论体系的目标任务。经过70年的知识积累,法学领域已不再是各种观点零散堆放的杂货场,而是各种理论琳琅满目地陈列的超级市场。各学科领域都已出现了一些具有原创性、标志性意义的理论成果,初步形成了各自的学科理论体系,体现了中国学者对世界法学的贡献。比如,理论法学领域的法的本质理论、权利本位理论、法制现代化理论、本土资源理论、人权理论、法律文化理论、法律方法理论等,民法学领域的民法典体系理论、所有权理论、人格权理论、合同法理论、侵权责任法理论、婚姻家庭法理论等,行政法学领域的权力与权利平衡理论、统一公法理论、法治政府理论、行政行为理论等,刑法学领域的社会危害性理论、刑事政策理论、死刑限制理论、量刑规范化理论、刑罚执行理论等,刑事诉讼法学领域的刑事司法职权配置理论、程序正义理论、刑事证据理论、刑事诉讼程序体系理论等,环境法学领域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环境权理论、环境正义理论、环境责任理论、环境司法理论等,国际私法学领域的国际民商新秩序、国际交往互利说、适当论、综合协调论等。参见注。

  

   (四)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法学方法论体系

  

   法学方法论是法学学者对法学知识生产的思维模式、认知范式、研究进路、分析方法的系统化思考。法学方法论的科学化、系统化、成熟化,是法学研究走向理性和繁荣的重要前提条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法学学者就具有强烈的方法论意识,明确提出方法论创新是法学理论创新的突破口,并持续开展法学方法论及其创新问题的研究。在法学理论领域,学者们对法学史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形式主义与实证主义、法条主义与语境论、基础主义与反基础主义、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等争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总结提炼出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方法论原则,如实事求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现象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社会历史的发展等观点。70年来,在法学领域内被研究和运用的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专业化、精细化,初步形成了较为齐全的法学方法体系,包括阶级分析、语义分析、价值分析、历史分析、规范分析、比较分析、逻辑分析、经济分析、权利义务分析、文化分析、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利益分析、体系化、解释学、类型学、计量等方法。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受库恩的科学哲学中的“范式理论”的影响,法学方法论研究已从对具体方法的锤炼跃升为对研究范式和进路的提炼。这一重要转向起始于法理学领域关于法学研究范式转换的讨论,然后扩展到法学各学科,并迅速兴起了范式研究的热潮。长期以来,各部门法学领域一直存在着立法论、解释论这两种进路,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从立法论到解释论转型的主张。近年来,从法理学、宪法学到刑法学、民法学、法律史学等学科,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的二分研究进路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响应和认同。除此之外,各学科学者对本学科的多元研究范式或进路亦有不同的概括和分析。例如,一些宪法学者认为,宪法学领域存在着政治宪法学和规范宪法学两种研究范式;有的刑法学者认为,刑法学经历了注释刑法学、刑法哲学、比较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刑法教义学等研究范式;有的经济法学者则从认知方法论角度,提炼并概括出经济法学领域所存在的促进—发展、经营者—消费者、风险—规制、监督—监管等4种特有认知范式。

  

   (五)推动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

  

现代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是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为民族国家提供了一整套认知、分析、解决法治问题的思维工具,也预设了一系列有关公权力配置、私权利保障、法体制安排的理想图景。从我国情况来看,70年来,党和国家的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全、从弱到强的演进过程,这是以中国国情为基础的对古今中外各种法治思想和理论资源的创造性融合与重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法学家的重要作用在于,对法治话语进行选择、加工、提炼、创新,中国法学家在推动构建符合中国实际、体现时代精神的法治话语体系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个法治话语体系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关于法治道路、模式、布局方面的话语。诸如,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相统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相统一,坚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相衔接,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坚持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相统筹,坚持国家法治、地方法治、行业法治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和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正确处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正确处理维权和维稳的关系,正确处理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正确处理改革和法治的关系等。第二,是关于法治精神、理念、价值方面的话语。诸如,良法善治、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利本位、尊重和保障人权、制约和监督权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共建共治共享、法不禁止即自由、法无授权不可为、法不溯及既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法治的基本精神和理念,人民主权、人权保障、分权制衡、行政合法性、行政合理性、法律优位、法律保留、越权无效、正当程序、禁止不当联结、禁止不利变更、比例原则、公益保护、遵循先例、信赖保护、正当期待等公法理念和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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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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