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路:“家”与“户”:中国国家纵横治理结构的社会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 次 更新时间:2019-11-17 09: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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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路  
即以“户”的形式来确定土地的归属。实际上,“家”只是血缘上的社会单位,其边界是模糊的,而“户”则在法律意义上清晰界定了“家”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利。

   权利与责任是对应的,家庭以“户”的名义成为国家治理的单位,并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家庭一直不仅被看成道德秩序的基础,还被看成是政治秩序的基本单位。因此,纳税、产权的支配、法律和秩序的维护,一直是家庭的责任而不是任何个人的责任。(36)因此,家庭的政治责任具有整体性和连带性,尤其是家人涉及到治安、税费、争讼等问题的时候,都是以全家为负责任的单位。因此,“户”建立在“家”的基础上,国家的政治责任便内置于家庭之中,并且得到宗族和村落的配合与协助。

   首先,在“家”和“户”之上,保甲体系与房支体系基本衔接。保多是一房,甲为小房支。虽然保甲编排在制度上强调一律性,但是在实际划分保甲中,尽量能够与原本的生活单位协调,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血缘单位。聚族而居的农户按照房支来分保甲,一个保是一个族,一个甲是一个房,一个户一个家,通过“户”之下的家,沿着保甲将政治责任传递到族人。一个人不承担政治责任,个人连带一家,一家连带一房,一房连带整个宗族,在此基础上形成责任共担机制,起点便是最小的家户。

   其次,税赋无疑是家户首要的政治责任,完粮纳税是家规族训的重要内容。是否完粮纳税关系到宗族权力能否得到行政权力认可,为此,宗族在应对催征的时候,不得不借用族产来帮助贫困族人交税,不得不向政府祈求免除税赋,不得不用族罚来警告不纳税的族人等。具体来说,族长配合保甲长,催促族人根据自己的田地数量交粮纳税,有困难而不能及时交纳的族人,可以通过借粮完税;如果借不到,可以通过族长合议之后从族产里面支取;如果交不起粮的族人较多,如遇到灾荒年,则通过族中士绅向官府请求减免税赋。当然,如果有族人恶意不交,出现有损宗族荣誉的情况,族长会出面劝导,如果劝导无效,则可依族规论处。(37)

   最后,家户一体维系着基层社会稳定,即所谓的“家正则国清”。基于“家”的自我治理,“非公事不入官门”,大部分的社会纠纷是通过“无讼”的方式解决的:即依靠自生的惯例、道德评价和社会舆论等,在家庭或宗族内部消弭纠纷;借助于“投父兄”“找话事人”等来断公平、论道理,形成礼治的秩序。按照“法出于礼”的原则,官府为代表的行政权力并不主动干预,依然是“民不举官不究”。然而,对于不见于礼俗,也不容于国法的行为,家庭或宗族则会送官严惩,因此,族人既受到潜在习俗惯例的约束,又受到国法的制约,构成传统社会秩序的两个支柱。

   基于“家户一体”基础上国家纵横治理所呈现的合力,依靠家庭、宗族的配合,在征税、摊派、壮丁和治安等工作上显现成效,但是这种合作是一种脆弱的均衡,“家”与“户”的指向是相异的,“家”是内向于家庭,“户”则外向于国家,家国之间既有一致性,又有矛盾性,更为重要的是以“家”为基点的横向治理并不具有与以“户”为基点的纵向治理相抗衡的制度保障,因此,“家”和“户”之间无时不存在内在的张力。

   首先,如果家庭不能履行政治责任,国家则通过“罪家长”来惩罚家庭。家长作为家庭的代表承担国家的责任,如果遇到税负不实、脱漏户口、隐蔽差役,家长要负责任。同时,家长对于家人有教令权,俗话说:“子不教,父之过”,如果家长对家人管教不力,家人触犯律例,除了惩罚当事人外,家长有连带责任,甚至当犯人逃逸的时候,家长或者族长要被绑缚做人质或抵罪。当然,一旦失去一家之长,整个家庭也就解体,也难以承担“户”的责任,此时“户”也就自然消失了。

   其次,如果家庭承担的政治责任过重,面对越来越重的税赋和摊派,以及支配性的保甲制度,宗族、村落对于家庭的保护减弱,责任共担体系瓦解。对于过于繁重的政治责任,家庭运用各种逃避统治的艺术,对于行政权力进行消极抵触。有的家庭选择当“逃户”,外逃到其他地方定居落户;有的家庭则逃到山林,自己开荒种地,不报户口也不纳粮。不能逃的家庭则想法设法避开户口核查:有的家庭被迫提前分家来避免派丁和劳役等;有的家庭不得不隐匿人口,不登户籍,或者改变年龄、性别等逃避抽丁派差;有的家庭则贿赂保甲长来有意漏报户口信息;有的家庭则直接进行暴力抵抗;甚至有的家庭因种种原因而绝户。(38)

   最后,如果国家治理仅以“户”为单位,忽视“家”的作用,不明确“户”与“家”的边界,过多干预“家事”,导致“家”的抵抗或解体,那么“家”则会通过逃避“户”的责任来进行应对,不理“国事”。此时,“家”的抵抗和“户”的散失叠加在一起,国家治理失去了基础,基层政治的衰败也就不可避免。

  

   五、中国现代国家纵横治理结构中的“家户制”传统

  

   通过对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概括与梳理,可以为当前国家治理提供一些历史借鉴与现实思考。因为传统文化的持续性表现为强大的历史惯性深刻地影响着当下的国家治理,在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不能回避“家户制”传统,而且传统不单单表现为“历史的惰性”,还可以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资源,做到“与古为新”。

   俗话说,“世异则事异”,传统时期乡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国家所面对的公共事务并不算多,超越于地方之上的权力并没有积极加以动用的必要,因此“皇权无为天下得治”,才会有所谓的“纵横治理”。但是进入现代国家建设之后,各类公共建设和公共事务都需要国家来承担,国权必须有为才能天下治,国家必须通过对乡村社会的组织和动员,汲取足够的资源,支撑整个现代国家建设,与之相伴的是基层社会的行政化。20世纪以来,政权下乡、政党下乡等使得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全面渗透,穿破村落、宗族和家庭,一直延伸到个人,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国家权力的存在,由此建立起从国家到个人的自上而下纵向到底的治理关系。事实上,后续的历史经验证明,单一的国家纵向治理尝试并不成功。新中国建立后到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对于基层社会的彻底改造,以及国家权力的全面渗透缺少足够的社会基础,以至于不得不依靠外部性的力量和政治运动来维持自上而下的行政渠道,最后不得不向家户治理传统妥协。(39)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原有的公社体制解体,国家权力上移到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一级,对于那些行政权力涉及不到或者不需涉及的地带,则通过基层群众自治来进行补位,在乡镇以下实行村民自治,逐渐形成“乡政村治”的治理结构,国家治理又重新回到纵横治理的轨道上来。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国家治理更离不开纵横治理结构,尤其是国家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大量的惠农支农政策需要在基层落实,大量的公共服务需求产生于基层社会,只有在群众广泛参与下才能推动国家政策的落地和回应农民的公共需求。此时的国家纵横治理集中表现为如何实现政府治理与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因此,我们不得不回到国家纵横结构的原型及其社会基础,重新审视家户制传统,特别是“家”与“户”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如今的家户制度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基础的变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迁,家庭规模进一步缩小,家庭关系进一步平权,家庭功能进一步弱化。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户”所承载的行政功能日益减少,构成家户制的两大单元发生功能性的变动,但是“家”作为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户”作为基本的行政管理单位并未改变,继续影响着当前的国家治理,也构成了未来国家治理的重要资源。

   首先,要重识家户观念。与物质形态的家户制相比,处于社会文化形态的家户意识与行为规则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意识当中。在短时间内,这些规则意识仍然构成中国农民行动的重要逻辑。家庭本位、家户观念、家庭利益等弥散在农民的思想和观念当中,或者说农民还习惯于家户作为单位来参与更为广泛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府治理和群众自治的过程中,对于农民的家户观念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如村民自治其实是基于家户基础上的自治,村民自治原本的制度设计是一人一票,而实际上农民习惯于以户主为代表,形成户代表制。户代表也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凭借,户内连带责任使得户主能够有效监督户内成员行为,便于政府有效治理基层社会,减少政府治理成本。

   其次,要重建家户规则。基于亲缘关系之上的家庭是人类初级社会群体,在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家庭是人们的生活基础,国之本在家,国家治理的基础也在家,家规家教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性秩序。因此,在政府治理和群众自治中要充分发挥家规家教的作用,收集整理和宣传家规家训,努力推动家风乡风建设,充分发挥家教、家传在教化人心、以文化人方面的独特价值,将政府治理的目标和规则融入到家规家教之中,将法治融入到德治之中。

   再次,要重组家户个体。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民经历“个体化”之后,成为一个无所依靠的原子化个人,由此带来了农村社会公共性的持续衰退甚至解体,基层群众自治空转,政府治理不得不面临高度原子化的农民,在处理农村公共事务过程中往往一筹莫展。因此,农民通过家户的传统组织资源可以实现公共性的再生产,实现个体化农民的组织化,比如建立家户之上的家族组织、邻里组织、村落组织等,以便与政府治理进行对接。

   最后,要重拾家户责任。家户是个人社会保障和安全的根基。随着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政府治理的重要目标是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生产生活需要都需要政府承担,政府只有有限的责任。在未来的公共服务供给中需要强调家庭的责任,比如面对农村老龄化问题,农村养老应当重视家庭赡养责任,探索实现家庭与政府的“合养共担”模式。

   当然,在推进国家纵横治理过程中也需要认识到家户制传统的一些弊端,比如,在重组家户个体的时候,宗族以血缘关系和强大习俗为支持,形成内聚性、封闭性、排他性的小圈子。经过革命和运动之后,传统的宗族力量已经大为弱化,但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宗族仍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宗族复兴使得宗族恶势力及其派系成为基层社会中的重要力量。此外,家的观念是一种私性的文化,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起来的,随着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增强,由于农民的家庭本位以至于农村出现了“无公德的个人”,这与国家治理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在重建家户规则的同时,也要致力于加强公共文化建设,逐步塑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家教,与国家法律相衔接的家规,与和谐社会相统一的家风。总之,在未来的国家治理中要重新认识家户制传统,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在历史传承与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5年开展“深度中国调查”项目,分为村庄调查、家户调查、口述调查和海外调查资料翻译等。村庄调查涉及16个省185个村庄的历史形态与现实状况调查,家户调查涉及21个省168位家户的历史调查,口述调查涵盖1万多农民有关土地改革和集体化时期的口述历史调查,海外调查资料翻译以满铁农村调查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翻译为主,已陆续出版多卷本《满铁农村调查(惯行类)》,后续研究成果即将出版。本文所利用的调查资料来自于“深度中国调查”项目,论文的选题与思路得益于与徐勇教授、邓大才教授的讨论,在此表示感谢,文责自负。

   ①习近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

   ②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第9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第40~41页,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④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188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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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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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政治学研究》 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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