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斌:宪法中的人格尊严规范及其体系地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2 次 更新时间:2019-11-17 08: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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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斌  

   摘要:  “人格尊严”在现行《宪法》第38条中以合成词的形式出现,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作为拥有理性能力和责任能力的、权利义务的归属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最高的、绝对的价值性,此种价值性不容侵犯。以如此方式界定的“人格尊严”,确立了“人格”作为现行《宪法》规范体系之价值元点的地位,并与《宪法》第33条第3款共同证成了作为统合性的基础价值原理的人格尊严原理。此一地位的确立,将有助于宪法教义学的体系化作业,并极大地推动中国宪法学的成熟。

   关键词:  人格;尊严;人格尊严;体系化;宪法教义学

  

   一、引言:三种方案的角力

  

   我国现行《宪法》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是中国制宪史上第一次在宪法典中直接规定“人格尊严”概念。[1]自其诞生以来,宪法学界对于该条款之规范内涵的探究便从未停止,并相继诞生了三种主要的学术立场。

   (一)狭义人格权内涵说

   这是占据主流地位的传统解释方案,即认为该条款表达了一项个别性基本权利——狭义的人格权,而在论证方式上则接近于“立宪者原意说”。持“狭义人格权内涵说”的学者多指出,有鉴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公民之人格尊严被肆意侵犯之恶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惨痛历史教训,在参考借鉴国外立宪经验的基础上,新宪法在“人身自由”条款之后新增了“人格尊严”保障条款。[2]而就该条款之具体内涵,早在现行《宪法》通过之初,孔令望先生即撰文指出,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指“公民的人身、健康、姓名、荣誉、肖像等不被侮辱和诽谤”。[3]可见,其核心的意义大体被局限于宪法学中的“狭义人格权”范畴内。就人格尊严规范之体系地位而言,“狭义人格权内涵说”往往将其视为对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规定的补充和扩展;在学理上,该说则认为人格尊严与人身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属于广义人身自由的四大构成部分之一。[4]有学者在考察了德国宪法上的人的尊严理论之后,认为我国《宪法》38条第1句侧重对公民人格权的保护,与人的尊严尚有距离,思想基础也未集中于“人是目的”。[5]

   (二)人的尊严内涵说

   晚近,由于较多地受到国外成熟立宪主义国家宪法学的影响,一些宪法学人基于对人之价值的普遍性强调,而有意忽略国别之间的特殊性,进而赋予《宪法》38条“人格尊严”以等同于英文human dignity和德文Menschenwürde的规范意义。在具体论述中,则表现为将“人格尊严”“人的尊严”“人性尊严”“个人尊严”“人类尊严”等多样性表述在内涵上作等同化处理。此种理解进路,权且概括为“人的尊严内涵说”。此说的典型代表人物是王泽鉴教授,他认为,“人格尊严”和“人性尊严”(德文Menschenwürde的一种译法)基本上应属同义词,两者可互用而无害于其规范意义。[6]刘志刚则打通了国别界限,他认为:“人格尊严,源生于英文中的‘Human Dignity’,英美法系国家往往直观地将其理解为‘人性尊严’,与欧洲大陆法系国家所称之‘人格尊严’同根同义,这里基于与我国法律文化传统衔接的考虑,套用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说法,即‘人格尊严’。”[7]

   (三)双重规范意义说

   在对比各种类似概念的基础上,林来梵教授结合我国的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与现行《宪法》文本表述可容纳的意义空间,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解方案,即:38条前段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规范性语句,表达了类似于“人的尊严”的基础性价值原理,可作为我国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出发点;该条后段与前段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规范性语句,表达了作为个别性权利的“宪法上的人格权”。[8]这便是所谓的“人格尊严条款双重规范意义说”。

   三种解释方案各有侧重:“狭义人格权内涵说”重视“人格”,“人的尊严内涵说”强调“尊严”,而“双重规范意义说”则试图同时兼顾二者。但是这三种立场的研究工作存在一个共同的疏漏之处,即基本上都忽视了对概念文字进行仔细的语义考察,而这恰恰应当是法学研究的“起点”。

  

   二、“人格”与“尊严”的语义史

  

   我国现行《宪法》38条前段所使用的“人格尊严”一词乃是“人格”与“尊严”的合成词。欲理解“人格尊严”的规范意义,需首先就“人格”与“尊严”两个概念做一番语义学上的历史探究。

   (一)“人格”的内涵

   “人格”并非传统中文词汇,而是日本学者为翻译“person”(英德)、“personne”(法)、“persona”(意)等西文词汇而用汉字生造出来的,随后传入我国。[9]在词源学上,上述词汇均源于拉丁文persona,后者意指剧团在剧场演戏时所戴的假面具,因而人只能通过语言的声音作用表现自己。[10]可见,“面具”具有某种隔离和转化的功能:借由此种“面具”,演员本人与所扮演的角色之间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隔离,进而有效地转化为所扮演的那个角色。[11]在这个意义上,persona乃是不同于人(Homo)的更为抽象的概念,其在象征意义上又指代“(戏剧中的)角色”或者某种“典型性格”。但是,此种persona(“角色”或“性格”)尽管是以“孤立个体”的形式呈现出来,却只是在特定戏剧所构建的社会情境中存在的,换言之,特定的“面具”是在和戏剧中其他“面具”相互作用中才存在的;没有了该社会情境和其他“面具”作为理解背景,一个“面具”所代表的“角色”或“性格”便失去了自身的独特价值。在上述这一点上,persona具有社会性,据此后来又从中延伸出“身份”“地位”等社会性意涵。[12]此词源后来主要引申出心理学、哲学(神学)和法学三种意义上的人格理论,因为哲学(神学)意义上的人格理论对法学的人格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故而本文下面的部分将不单局限于法学的概念史梳理,而是将探索的视野扩展至哲学(神学),以图为读者提供相对清晰的人格画面。

   在罗马法上,Homo和Persona都涉及“人”的意义,但二者存在重要区别。一般而言,Homo即生物学和自然意义上的人,包括自由人和奴隶;persona则专指自由人,是罗马法上的权利主体。据José Llompart研究,在罗马著名法学家盖尤斯(Gaius)所著的《法学阶梯》(Institutiones)一书中,Homo主要是在相对于动物的意义上使用,展示了人的普遍性质,包括奴隶;而persona则被作为更加具体的概念加以把握,意指在权利义务关系中扮演主体角色并履行其职能的人,奴隶自然不能被视为作为权利义务之主体的persona。[13]换言之,persona在罗马法上专指作为权利义务之归属主体的自由人。

   后来,基督教神学家将“persona”引入神学,其意义内容得到了扩展,既被用于人,也被用于神。可为著例者乃是形容上帝的“三位一体”(Trinity, Triunity)理论。该理论指出,上帝乃是“una substantia, tres personae”(一个本质,三个persons)。这三个persons——中文神学研究通译为“位格”——便是圣父、圣子和圣灵。这种“三位一体”理论最初的解释模型便是:一个演员,在同一出戏剧里,可以戴着不同的面具,扮演三个角色;神只有一个,三个persons则“只不过是一位神在历史舞台上所戴的不同面具”而已。[14]立足于对此种解释模型的批判与反思,以德尔图良、奥古斯丁为代表的神学家们,最终将“三位一体”理论推展到了异常繁复精致的地步。

   最早从哲学的立场对persona进行定义并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当推波伊提乌(A. M. Boethius)。经过仔细地考察词源,他将persona定义为“拥有理性本性的个别的实体”(Persona est naturae rationalis individua substantia)。[15]这一包含了“理性”与“个别性”双重特征的persona定义对后世学者,特别是经院哲学大师阿奎那,产生了重大影响。阿奎那在代表性论著《神学大全》中辟专章讨论“God:The Divine Persons”,其中指出:“可以说,具有理性本性的个体在诸实体中拥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即person。因此,‘个别的实体’被置于person的定义中,意味着person在诸类实体中的唯一性;而增加‘理性本性’的界定,意在强调person在理性实体之集体中的唯一性。”[16]据此可以明了,在西方的神学背景下,person包括两种:human person(人格)和divine person(神格)。这种理解模式在现代集中地延承于法国著名法哲学家雅克·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的理论中。作为阿奎那思想(托马斯主义)在现代的杰出代表,马里旦在《人和国家》《人权和自然法》等论著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其人格思想:人格(person)区别于个人(individual),个人是从物质层面识别与界定人的,而人格则是精神层面的界别;正是拥有人格方才成就了人的尊贵。这些思想成为后来诸多国际人权法的思想渊源。[17]

   除托马斯主义的人格理论外,对当代影响最大的人格理论乃是康德提供的,其以去宗教化的方式为person在其庞大的理体系中寻获了尊贵的位置。在康德哲学中,“动物性”(animality)、“人性”(humanity)与“人格性”(personality)乃是构成我们本性的三项基本禀赋。其中,“人格性的禀赋是一种易于接受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把道德法则当作任性的自身充分的动机的素质”,此种禀赋乃是以“自身就是实践的,即无条件地立法的理性”为根源。[18]正是拥有这种禀赋使得人可以称为“人格”(person),后者由此获得了基础性的道德地位,其在严格意义上乃是指“拥有工具理性、审慎理性以及最重要的道德理性,并有能力为其行为承担道义责任的理性存在”。[19]进而,康德指出,作为理性存在,人格“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他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而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作目的”。[20]

   黑格尔继承了这一思考路径,他认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个别意志,或去除了特殊性之后的具有抽象同一性的意志,就是“人格”,其“以自身即抽象的而且自由的自我为其对象和目的”;人(Mensch)最高的追求就是成为人格。进而,黑格尔区别了“人格”和“主体”:所有的生物一般来说都是主体,主体性只是人格的可能性,只有对这种主体性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才是人格。[21]由此,人格,这一具有主体性的自我意识的主体,包含着权利能力,并且不仅构成抽象的从而是形式的法概念的基础,同时也是这种自身亦非常抽象的法的基础;所以全部法的命令归纳为一句话就是:成为一个人格,并尊重他人为人格(sei eine Person und respektiere die anderen als Personen)。[22]由此可以看到,无论是康德的“道德”,抑或是黑格尔的“法”,都涉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涉及规范的相互性;换言之,保存自身人格的前提之一便是尊重他人的人格。这一点凸显了人格的社会性。

只有在上述人格概念的历史演化背景下,我们才可能理解拉伦茨所给出的“人格”定义:“人依其本质属性,有能力在给定的各种可能性的范围内,自主地和负责地决定他的存在和关系、为自己设定目标并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23]即强调人格的自我决定的能力、责任能力以及自由意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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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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