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永志:论明前期的禁钱政策及其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7 次 更新时间:2019-11-15 07: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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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永志  
徐寿辉在湖广地区铸行天启通宝,第二年移都江州,铸天定通宝;至正二十年,杀掉徐寿辉的陈友谅改行大义通宝。参见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48-49、56页。

   (13)关于四进制法且贯、两不等(差价10倍)的规定,彭信威认为如果史料记载不误的话,可能的解释是元末政府利用官价压低物价、抬高铸钱价值的利益掠夺行为被朱元璋所承继。至于两、贯的单位问题,估计是受了元末“权钞钱”的影响,见氏著:《中国货币史》,第469页。黄阿明认为,这个可能与元末铜料缺乏有关,故采取短陌的形式来规定,见氏著:《明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第17页。笔者以为除了前述的可能解释外,也应看到这个规定对于铜钱价值上扬的肯定,体现了其重视铜钱的倾向。

   (14)《明太祖实录》卷13,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第174页。

   (15)《明太祖实录》卷14,至正二十四年四月壬戌,第193页。

   (16)《明太祖实录》卷31,洪武元年三月辛未,第535页。

   (17)《明太祖实录》卷32,洪武元年七月辛未,第571页。

   (18)《明太祖实录》卷61,洪武四年二月丁卯,第1186-1187页。大钱在市场上受到抵制,民间对于小钱的需求较大,见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p.70.

   (19)稽璜等:《钦定续文献通考》卷11《钱币考·钱》,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史部第626册,第239页下栏。

   (20)关于清初的情形,参见王德泰:《清代前期钱币制度形态研究》,第13页。

   (21)《诸司职掌》下《工部·铸钱》,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第287-294页。但是现代科学分析检测出洪武通宝并非是纯铜铸造,含有不少合金材料,且纯度有不断下降之趋势。

   (22)《明太祖实录》卷87,洪武七年正月庚午,第1544页。

   (23)数额分见《明太祖实录》卷77,洪武五年十二月,第1419页;《明太祖实录》卷95,洪武七年十二月,第1764页。

   (24)《明太祖实录》卷86,洪武六年十一月丙午,第1524页。

   (25)《明太祖实录》卷98,洪武八年三月辛酉,第1669-1670页。

   (26)《明太祖实录》卷181,洪武二十年四月丁酉,第2736页。

   (27)《诸司职掌》下《工部·铸钱》,第287页。

   (28)关于宝钞的投放领域、投放数量等。参见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第49-53页;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第74-76页。

   (29)《明太祖实录》卷234,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第3417页。

   (30)清初的情形与之呈现鲜明对比:顺治时期政府也主要依赖搜刮民间私钱旧钱、铜铸器皿来铸钱(铸量一度高达260多万串);到了康熙时期,由于多重因素,铜料供应乏力,政府被迫不断缩减铸量,大规模停铸(每年缩减至50余万串),甚至降低铜钱重量和成色来维持铸钱,但从未实施过禁钱。参见王德泰:《清代前期钱币制度形态研究》,第5-8页。

   (31)据学者研究,洪武时期政府对矿业发展以限制为主,前期更是厉行矿禁;永乐以降,明政府对矿冶时允时禁,矿业政策非常矛盾;嘉靖以降,方逐步放开矿禁。参见赵长贵:《明代矿业政策演变述论》(未刊)。

   (32)参见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栾成显:《宋元明时代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明太祖的经济政策》,《明史研究》第10辑,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李新峰:《论元明之间的变革》,《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等。关于指令型经济的详细阐述,见Liu William guanglin,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5.

   (33)檀上宽《明朝初期的海禁与朝贡》(《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第185-207页)认为,洪武七年以后国内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已稳步确立,此种空前强硬的统制模式进一步扩展至对外政策上面。朱元璋有相当的资本发行没有多少货币属性的大明宝钞。关于大明宝钞的分析,参见邱永志:《为什么说大明宝钞不是真正的纸币?》,腾讯·彰考局:http://www.haoyidian.com/5252569/20170515A05RX200.html;《战争、市场与国家:正统景泰之际通货流通体制的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30-41页。管制价格工具的提法见Liu William Guanglin,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

   (34)参见邱永志:《论明前期白银的“双轨”流通及其内涵》,《思想战线》2017年第5期。

   (35)《明太宗实录》卷14,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己亥,第260页。

   (36)《明成祖实录》卷19,永乐元年四月丙寅,第346页。其后法令虽有松弛,但永乐时期是执行银禁较为严格的时期,参见邱永志:《论明前期白银的“双轨”流通及其内涵》。

   (37)《明太宗实录》卷113,永乐九年二月丙辰,第1443页。

   (38)参见周玉英:《论明朝铜钱政策》。永乐元年,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刑科等各科给事中马祯等劾奏顺昌伯王佐镇守云南时大兴土木、役使军士、私用官钱等事情,后成祖责令其如数偿还库钱,可证铜钱主要是收贮府库,见《明太宗实录》卷24,永乐元年十月庚戌,第435-436页。

   (39)《明史》卷163《列传五十一·李时勉传》(第4422页)记载,因成祖实录修成,宣宗下令撒金钱赏赐诸学士,李时勉不取,于是宣宗再出金钱赏赐给他。

   (40)稽璜等:《钦定续文献通考》卷11《钱币考·钱》,史部第626册,第242页上栏。

   (41)永乐三年,成祖因日本国王源道义抓捕倭寇有功,给予他丰厚赏赐,其中铜钱达到150万枚(1500贯)。永乐五年,又赏赐他铜钱1500万枚(1.5万贯)并王妃钱500万枚(5000贯),可见赏赐规模之巨。据学者估算,日本朝贡使团所携带众多物品的给价中,仅宝剑一项,便值100万贯铜钱以上,相当于洪武年间全国铸局5年的铸行量(洪武前期每年大约铸造铜钱2亿文上下,即20万贯)。参见刘军、王询:《明清时期中国海上贸易的商品》,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2页。

   (42)参见吴起、修斌:《试论“永乐通宝”在日本的流布》,“人海相依:中国人的海洋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4年8月;速水融等编:《经济社会的成立(17-18世纪)》,厉以平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章第4节; 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第3章第2节。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何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章;等。

   (43)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00、505页。

   (44)稽璜等:《钦定续文献通考》卷11《钱币考·钱》,史部第626册,第242页上栏—下栏)记载:“考宣德八年,赐例今所进物增数十倍,难如前例给值,计其贡物时值甚廉,请估时值给之,于是除银、钞、绢、布外,给钱五万余贯。”

   (45)永乐至成化时期的政府岁入中,除了永乐十三年至永乐二十二年每年有2000-3000贯税钱外,不见有铜钱的记载。参见郭厚安:《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9-14页。这10年小规模的岁入收钱,应是朱棣再一次搜刮当地铜钱的举措。

   (46)《明仁宗实录》卷1上,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丁巳,第16-17页。

   (47)《明英宗实录》卷1,宣德十年正月壬午,第12页。

   (48)参见永乐《乐清县志》卷3《贡赋》,《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2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第15-17页。

   (49)张学颜等:《万历会计录》卷41《钱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3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303页上栏。

   (50)戴金等:《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五刑类·过失杀人罪收赎钞三十三贯六百文铜钱八贯四百文例》,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6页下栏。

   (51)《明英宗实录》卷166,正统十三年五月庚寅,第3209页。

   (52)参见邱永志:《战争、市场与国家:正统景泰之际通货流通体制的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6期。

   (53)张学颜等:《万历会计录》卷41《钱法》,第53册,第1303页下栏。

   (54)《明英宗实录》卷166,正统十三年五月庚寅,第3209页。

   (55)张学颜等:《万历会计录》卷41《钱法》,第53册,第1303页下栏。

   (56)《明英宗实录》卷216,景泰三年五月壬寅,第4659页。

   (57)《明英宗实录》卷244,景泰五年八月乙酉,第5300页。

   (58)张学颜等:《万历会计录》卷41《钱法》,第53册,第1304页上栏。

   (59)稽璜等:《钦定续文献通考》卷11《钱币考·钱》,史部第626册,第241页下栏。

   (60)《明英宗实录》卷268,景泰七年七月甲申,第5684-5685页。

   (61)稽璜等:《钦定续文献通考》卷11《钱币考·钱》,史部第626册,第243页上栏。

   (62)戴金等:《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五刑类·过失杀人罪收赎钞三十三贯六百文铜钱八贯四百文例》,第8页上栏。

   (63)参见邱永志:《战争、市场与国家:正统景泰之际通货流通体制的变迁》。

   (64)参见屠燕治:《谈洪武年间的铜钱窖藏》,《浙江金融》1987年第1期。

   (65)限于篇幅,下文无法全部注出这些考古报告,笔者不得不采取归纳法进行扼要说明。

   (66)徐国洪:《阳朔出土明代窖藏铜钱探析》,《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文集》2006年第8辑。

   (67)参见叶奇伟:《郑和下西洋与“永乐通宝”》,《收藏》2010年第4期。

(68)参见方朝朝、林如津:《洪武通宝背福双点通小平钱》,福建省钱币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论文,1994年6月;徐国洪:《阳朔出土明代窖藏铜钱探析》;周庆忠:《桂林发现洪武通宝背“酉”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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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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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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