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泽奇:技术化社会治理的异步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1 次 更新时间:2019-11-15 07: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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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泽奇  
技术精英行动者的行动便具有了高度不确定性,属地治理只会迈向失灵。这是因为在阈值极宽的技术域中,技术精英行动者的自我规制差异在不受约束的空间和场景会急剧放大,呈现出规模×效应和差异化规模×效应(邱泽奇等,2016),不顾规则的技术迭代也会像脱缰野马,很快进入无规则之境,且无论善恶。

   个体化为技术精英行动者的特征性技术创新和应用提供条件,场景化则给技术精英行动者秉持规则差异的显现赋予了现实意义。在暗网中,技术精英行动者可以为警方和情报机构提供系统、设施、设备的安全漏洞以保护大多数行动者的利益,也可以利用安全漏洞从事其他任何活动,如攫取不当利益。在数据利用中,技术精英行动者可以像波拉数据挖掘小组或墨尔本大学研究小组那样为隐私保护和数据公共安全提供策略和措施,也可以像剑桥分析公司那样为小群体利益而操纵选举和投票。在病毒利用中,技术精英行动者可以像美国政府那样将其武器化以损害他国甚至平民利益,也可以像大多数反病毒企业那样为大多数设备的安全运行提供保障。在不同的行动中,可能是同一行动者,也可能是不同行动者。总之,技术精英行动者的自我规则决定了技术创新与应用的社会后果,其中之一便是技术作恶。

   在不在场行动、不可识别行动者行动和场景化行动趋于无穷大的前提下,理论上,技术精英行动者的特征行动差异也趋于无穷大。它意味着:第一,技术精英行动者的行动特征差异正如人类的身体特征差异一样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特征。第二,任何技术精英行动者的行动特征都不可能覆盖趋于无穷大的技术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也没有规则可以完美覆盖趋于无穷大的技术集。

   罗莎和特罗-马蒂斯在社会理论层次把社会群体面对技术快速迭代而显现的差异归纳为社会加速化(social acceleration)。他们认为,社会加速化是时间结构现代性的体现:第一,技术加速;第二,生命节奏加速;第三,社会和文化变化加速(Rosa & Trejo-Mathys,2013:114)。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些加速中,不同人群的速度是差异化的,尤其是在代际之间。归纳起来,可以被称为技术与生活的异步(Rosa & Trejo-Mathys,2013:68)。我们则认为,社会加速化带来的社会异步化(social desynchronization)不仅出现在代际之间,也不仅是罗莎和特罗-马蒂斯认为父辈的经验、实践、知识在子辈看来显得老旧甚至毫无意义(Rosa & Trejo-Mathys,2013:115)。更加重要的是,技术精英行动者秉持的自我规则差异,无论是父代还是子代,包括组织,既可能为社会带来福祉,如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铁、数字支付、共享服务、电子商务);也可能是社会福祉的最大威胁,如美国对电脑病毒的武器化。

   假设人类完全被暗网控制、假设技术精英企业随意利用数据资源、假设技术精英政府在行动者不可识别的非物理空间为所欲为,我们会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技术发展就像历史的飞轮一样不可阻挡,我们不可能通过限制技术的发展来实现治理和社会治理,而属地治理逻辑已不再能完全覆盖技术化社会3.0版的数字时代,人类何以保证大多数行动者的安全和利益?这,正是技术化社会治理的困境,与这个困境密切相连的是没有规则可以约束的技术精英行动者的行动。

  

   四、结论:治理的十字路口

  

   人类处在规则与技术异步的十字路口:回到过去的路已经消失,面向未来的路尚未清晰。我们知道,技术化社会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技术真正地成为与自然环境并存且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技术环境。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前沿已进入无规则之境,技术精英行动者已经拥有了属于他们的不可识别和不在场空间,人类的未来甚至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可人类社会99%或更多的成员还要以现实为伴,问题是我们却并没有发展出鼓励技术为善、防止技术作恶的多重规则。

   我们也知道属地治理逻辑在行动者不可识别和不在场的非物理空间失灵,个体化和场景化行动已经成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最大挑战。面对挑战,从个体到政府都在尝试,却并没有发展出新的、有效的治理逻辑。人们凭借直觉,把多主体参与的治理推上前台,希望变传统的科层主体治理为多元主体治理。可对多元主体治理的逻辑却没有清晰有效的思路。人们甚至想象着通过完整覆盖的监控网络防止技术作恶,可从监控获得的只是数据。澳大利亚政府公开数据和波拉公司分享数据的事实已经说明,仅仅搜集数据并不意味着用技术为善。剑桥分析的服务还说明,轻松地挖掘第三方数据,也可以用技术作恶。更何况我们越来越难判断创新和应用技术的善恶,如运用波拉公司数据进行数据挖掘的行动。

   在治理的十字路口,尽管我们不宜像埃吕尔那样悲观,却的确需要探讨面向未来的治理逻辑。哈贝马斯认为,“技术进步的方向,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社会的投资:在美国,国防部和宇航局是委托科学研究任务的最大的两个部门。”(哈贝马斯,1999:94—95)从社会出发,哈贝马斯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可他依据的事实已然消失。不过,有一点哈贝马斯是对的,“技术(向人类提出的)挑战是不可能仅仅用技术来对付的。确切地讲,必须进行一种政治上有效的、能够把社会在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上所拥有的潜能同我们的实践知识和意愿合理地联系起来的讨论。”(哈贝马斯,1999:95)

   如今,私营部门的力量在快速上升,主权国家政府的权力也不再是一个常量;公共性曾经是政府独有的属性,如今,企业的公共性也在快速上升。探讨技术化社会治理异步困境的出路,还需要回到技术与社会的逻辑中来,正如哈贝马斯说的,“只有当我们用政治意识来判断和解决这种辩证关系时,我们才能把握住迄今在自然史上已经确立下来的技术进步同社会的生活实践之间的联系。”(哈贝马斯,1999:96)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提出解决方案,而在于对面对的困局进行理论分析。坦率地说,对困境的梳理已经蕴含了可能的多种解决方案,譬如,行动者在非物理空间的不可识别性仅在于其与物理身体之间的映射关系,或许解决映射的识别性也就找到了突破困局的钥匙,也是前述哈贝马斯原则的意义所在。对技术化社会3.0版或更新版本时代治理内容、形式和途径的讨论,或需另文阐述与讨论。

   李澄一、乔天宇、周彦对修改提供了建设性意见,匿名审稿人对部分解释链提供了极具建设性的建议,谨此,真诚致谢!

   ①凡对人的行动具有约束意义的,在本文中均被称为规则,如伦理、道德、法律、规章等。

   ②三个事件系依据公开数据和资料综合整理而成。

   ③参见Office of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Army Research and Technology,2016,Emerg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ends:2016-2045,A Synthesis of Leading Forecasts。

   ④依据IDC最新数据,2017年的数据量为16ZB,2025年将达到160ZB。参见Data Age 2025:The Evolution of Data to Life-Critical.

   ⑤有媒体报道称,一家澳大利亚公司,阿兹莫斯安全公司(Azimuth Security)利用暗网通过合作伙伴向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五只眼情报共享联盟提供系统漏洞和黑客工具。

   ⑥参见美联社报道:https://www.apnews.com/828aefab64d4411bac257a07c1af0ecb。

   ⑦参见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jul/13/anonymous-browsing-data-medical-records-identity-privacy。

   ⑨参见https://decorrespondent-nl/8482/。

   ⑩2018年上半年,众多围绕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的各种讨论会见诸媒体,参与讨论的不仅有技术专家,更多的是社会科学、哲学等领域的专家,如《开放时代》杂志社2018年6月24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技术与社会工作坊”。

   (11)依据国际数据安全公司(Gemalto)的报告,2014年数据泄露超过10亿条,比2013年增长78%;2017年数据泄露超过26亿条,每秒钟有82条数据泄露;2018年数据泄露事件陡增,到8月就已高达97亿条。在2017年泄露的数据中,72%的为外部恶意为之,69%的为可识别用户信息;2013年以来的趋势表明,用户信息始终是数据泄露的主体,且占比不断上升。相关数据参见https://www.breachlevelindex.com/。

   (12)案例内容系作者依据公开数据整理。

   (13)国际社会制定的众多公约,都旨在禁止大规模致命性攻击,如国际社会的《核不扩散条约》《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禁止生物武器条约》等。

   (14)在语源上颇有争论,有人认为源于希腊文(kubernaein),也有人认为源于拉丁文(gouvernail)。

   (15)作为动词和名词,在中文传统用法中,都有例证。作为动词,如[晋]袁宏《后汉纪·献帝纪三》:“上曰:‘玄在郡连年,若有治理,迨迁之,若无异効,当有召罚。何缘无故徵乎?'”作为名词,如[清]严有禧《漱华随笔·限田》:“蒋德璟出揭驳之:‘……由此思之,法非不善,而井田既湮,势固不能行也。’其言颇达治理。”

   (16)合理指规则一方面在国家治理意义上合法,另一方面符合基本社会规则和组织规则的逻辑与原理。

   (17)无论是默认规则意义上的许可还是伦理与道德意义上的许可。

   (18)一个直观的例子是智能手机,可以仅仅用来通话,也可以用来进行复杂黑客行动,还可以用来作为爆炸装置的引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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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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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发展研究》(京)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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