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泽奇:技术化社会治理的异步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1 次 更新时间:2019-11-15 07: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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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泽奇  
第一,直接制造着数字鸿沟;第二,直接参与社会规则调整。如果说技术的组织应用通过调整利益分配,间接地影响了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那么,技术的社会应用则直接参与了人群的社会分化,电子车票把乘客区分为数字乘客和非数字乘客,把非数字乘客隔离在数字红利之外,制造了公共服务的数字鸿沟。不仅如此,电子车票还让“拿钱买票”的规则不再适用于新的司乘关系。在数字化司乘关系中,司方不再关心乘客是否买过票,而只关心乘客的刷卡数据是否正确。乘客不仅要知道如何购卡、充值、刷卡,还要关注自己的卡里是否有足够的储值。公交系统凭借乘客数字账户的数据获取其乘车资格证据,乘客也凭借自己数字账户的数据提供乘客资格证据。而证明司乘关系合法有效的不再是车上乘客“有目共睹”,而需依赖公交车辆或站台刷卡机显示的数据。技术就这样进入社会关系之中,改变着适用了几千年的社会规则,也改变了社会规则对司乘关系的治理。从人际互动到人机互动,正是司乘关系的革命。技术依然是效率工具,更本质的且更重要的是,技术(刷卡机)还是证明司乘关系的依赖。

   技术,从效率工具到关系证据的变化不仅发生在公交生活中,也发生在从国家治理到日常生活的一系列社会生活中,且正在渗透进每一个细节。由中国创发的支付革命是这一渗透的典型。数字支付,无论是支付宝、微信还是其他数字支付,把曾经的直接交易转化成由技术支撑和证明的行动者网络关系。和电子车票一样,一笔成功的数字支付关涉众多利益相关方,如消费者、支付终端制造商、销售商、支付应用制造商、银行、支付结算监管机构、税务机构、支付平台设备供应商、支付平台系统供应商、支付平台运营商、支付安全服务供应商等,形成了一个技术关联的行动者关系网络。支撑和证明这个网络正常运转的不再是物理账务的转移,而是跳动的数字,纯粹的数字关系,也因此被称为支付革命。

   我们如今面对的技术,既是埃吕尔的经济技术、组织技术,更是人类技术,构成技术化社会3.0版的主体,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一场深刻的数字革命。人类正在进入数字化社会。技术化社会向纵深的发展为技术失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网络与数据。可是,我们在享受网络与数据等技术化便利的同时,却没有为防止暗网之恶、运用数据作恶,以及电脑病毒武器化等运用技术作恶的行动做好必要准备,技术精英式的个体和组织行动者(以下简称技术精英行动者)可以在社会规则约束不到的领域为所欲为,这才是技术失控的根源。令人疑惑的是,从依靠传统的技术到自主化的技术,技术始终掌握在人类手中。人类一方面不断创新技术,另一方面也不断创新规则,用规则约束技术创新与应用的人性之恶,从禁用技术无端夺人性命(13)到禁用技术带给人情感伤害,规则的发展始终与技术的发展相伴随。为何唯独如今,规则滞后了呢?

  

   三、治理:社会规则与技术迭代的异步困境

  

   “治理”是近些年的热词,从各类媒体到国家制度都在使用治理,可人们对治理含义的理解并非不言而喻,甚至缺乏基本共识。为讨论技术为什么会失控,我们也需要建立对治理的基本共识。

   (一)治理与社会治理

   学术领域流行的治理(14),指控制、引导和操纵。根据王诗宗(2009)的研究,在近现代社会科学领域,“治理”是一个被遗忘的术语,偶尔出现也是作为统治的替代词。其近期的流行与英语作为学术语言的通用性密切相关,1989年世界银行发布《撒哈拉以南:从危机到可持续发展》报告使用了治理,使其迅速成英语世界社会科学的流行术语。遗憾的是,术语的流行并没有促进各方的共识,至今,学术界对治理的理解依然歧义众多(Bang,2003;曾庆捷,2017;张虎祥、仇立平,2015)。

   学术界忽视了的是,在中文里,治理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且含义明确。《荀子·君道》有:“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明确地说明了,多主体、分工、合作、协调是伸张公共道义,杜绝私门私事的途径。从分歧众多的学术探讨中,其实,可以归纳的共识也不过如此,无非增加了开放与向善。在中国,治理在社会领域的近期传播与扎根则经历了一个学术与政治互动、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2010年中央政法委提出了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等三项重点工作,在社会治安的背景下提出了社会管理。对此,社会学家们反应积极,主张改善社会治理才是化解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有效途径(李培林,2014;龚维斌,2014;周红云,2015;张林江,2015;李友梅,2017),终于让社会治理得以传播,进入中国政府的制度设置。不过,社会学家们并没有就社会治理的理解达成共识。

   综观中西文献对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运用,我们认为,治理指向秩序的建构与维系,社会治理是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治理,既是动词,即达成社会秩序的手段与过程;也是名词,即社会秩序的状态(15)。我们还认为,与埃吕尔对技术的理解一样,治理也指向一组秩序的嵌套,从关系治理、组织治理到国家治理。

   关系治理指对基本社会关系的治理。在社会生活中,初级关系是基本社会关系,其治理沿用基本社会规则。基本社会关系范围的有限性和地方(局部)性使治理的基本目标表现为对地方(局部)秩序的建立与维护。家训和乡规民约等既浸透着社会基本价值观和国家法律法规,又针对地方社会的具体场景,是治理地方社会基本社会关系的规则,对地方秩序建构与维护的有效性让地方性规则获得了合法性。治理有效与规则合法之间的互动构成基本社会关系治理的主线。

   组织治理指在基本社会关系之上,对以组织为范围、因组织而生成的社会关系的治理。在公交生活中,公交系统的治理便是组织治理。它超出了基本社会关系,形成了跨越地方规则的复杂关系。在组织治理中,既沿用通用社会规则,也创生着适用于组织的新社会规则。组织管理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管理学的一系列原理与命题,都是在基本社会规则之上的专门社会规则。这些规则不违背基本社会规则,又延伸其在组织场景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建构和维系着组织的秩序。同样,组织治理有效和规则合法之间的互动,构成了组织治理的主线,一些有传统的组织也形成了如地方性规则的组织文化。

   国家治理指在前两类规则之上,对以主权国家为范围的、整体社会关系的治理。宪法是一国对其整体社会关系的基本约定,是维系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经济繁荣、人民自由的基本规则。整体社会关系既超出基本社会关系和组织关系,又与二者之间有复杂的联系和互动。一方面,建构和维系整体社会秩序的法律是组织关系和基本社会关系的上位规则,是建构与维系二者的前提;另一方面,因基本社会关系的地方性及其对组织关系的影响,当上位规则与基本社会规则和组织规则发生严重冲突且不具有社会合法性时,法不责众,上位规则又不得不受到二者的约束,甚至被推翻。于是,国家治理有效和规则合理(16)之间的互动建构了整体社会关系治理的主线。

   与埃吕尔的人类技术一样,在国家治理中,人也变成了治理的客体。与技术化社会进程中人的地位反转一样,治理的复杂性也在于从基本社会关系、组织关系到整体社会关系治理的嵌套推进中人的地位从主体反转为客体,使发生在地方的、组织的治理有效与规则合法之间的互动在上升到主权国家层次时直接危及社会整体秩序,进而让人从治理的主体成为治理的客体。既如此,技术的社会创新与应用也是治理的客体,怎么会失控呢?直接的答案是,既有的规则无法约束诸多对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尤其无法约束甚至不能理解技术精英行动者的创新与应用。一个最近且影响深远的例子是滴滴顺风车命案带来的争议。为理解这一点,我们还得回到治理在技术与社会关系中的特征。

   (二)技术化社会的治理

   在技术化社会1.0版阶段,技术既被用于开疆拓土,也被用于地方性秩序的建构与维系。技术始终被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中,只要政府不用技术作恶,其他行动者便没有机会用技术作恶。历史上有政府运用技术作恶的,如智瑶水淹晋阳城、二战期间的生物和化学武器制造与使用,不过,并不多。遏制政府作恶的是社会规则,如对智瑶的道德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道德和军事审判。同时,政府也是治理的主体,借助于国家法律和地方规则,以家庭和地方社会为依托,建构和维系着以基本社会关系治理为特征的地方秩序。在国家范围内,地方之间的相对隔离,使得地方秩序与国家秩序同构,只要治理好基本社会关系,也就实现了整体社会关系的建构与维系,实现了国家治理,村庄治则天下治。

   在技术化社会2.0版阶段,组织是技术创新与应用的主要力量,也是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与家庭、地方性社会的分离让地方规则不再有机会约束个体行动者的组织行动,让治理面对严峻挑战。在应对中,政府和组织进行了分工,组织负责内部治理,政府则负责组织之外的秩序建构与维系。这也是埃吕尔组织技术的一部分。与之前不同的是,组织行动者对技术的创新与应用被纳入国家治理之中。换句话说,治理不再只是社会关系的秩序建构与维系,还包括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秩序建构与维系,是一个对技术与社会双重治理的混合体。

   在公交生活的技术化中,公交公司通过创新和应用新技术实现技术迭代,改进组织效率,调整和改善组织成员的利益。不过,组织对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始终处在国家法律和行业规则的约束之下。例如,随着从蒸汽动力、燃油动力到电力的不断迭代,针对动力技术的规则在行业和国家层次也在迭代中。以电力安全规则为例,从早期的简单安全到如今的精细安全,规则逐步深入每一个细节,从不同用途电力规格的严格区分和标准化,到终端产品规格的严格区分与标准化。直到今天,涉及细节的规则还在迭代中,一个最近的例子是针对电动车辆充电的细致规则。

   除了对技术的治理,在组织治理中还有对社会的治理。技术的组织应用触发组织岗位结构的变化(Barley,1986),而岗位是组织进行利益分配的依据。在组织即社会的时代(Perrow,1991),也是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来源。岗位调整既是组织内部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也是组织成员社会经济地位的调整。技术的组织应用不仅触发组织内部的利益调整(刘振业,2004),也在组织之间触发利益格局调整。在公交车辆的技术迭代中,随着技术环境的变化,公交组织岗位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着变化,公交员工在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在变化着,从曾经被人羡慕的职业变成了公共服务行业的普通一员。因此,任何一次重大技术变革是社会成员社会经济地位的重组,还是社会的变革;组织治理也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组织对利益的调整与社会对利益的规制一致,让组织治理产生直接的社会治理效应。当然,组织并非自我封闭的体系,对组织之外秩序的建构与维系,除了组织的参与,还有赖于国家层次的规则和政府的作为。任何破坏社会规则的或不符合社会期待的组织行动,政府都会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对组织进行规制,针对组织的各种规则便是例子。面对组织作恶,政府如果不作为,也会遭受社会的谴责甚至不同形式和手段的罢黜。

   与村庄治则天下治类似的是,在技术化社会2.0版阶段,只要治理好组织、治理好基本社会关系,也基本实现了整体社会关系的治理,建构了从关系治理、组织治理到国家治理的完美治理体系,一个体现组织治理的完美例子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路风,1989)。

   (三)社会规则与技术迭代的异步发展

从技术化社会1.0版到2.0版时代,治理的转折点发生在关系治理之外增加了组织治理。现代组织让国家治理的关系从传统的“个体—家庭—地方”之间的三层关系转变为“个体—家庭—地方—组织”之间的四层关系,组织之间的关系又使得个体和家庭之间的关系跨越地方在组织中汇聚,由此让国家治理面对的关系数量呈几何级数增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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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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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发展研究》(京)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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