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美感穿插实践与日常生活的美感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 次 更新时间:2019-11-15 07:22:56

进入专题: 实践范式     音乐消费工具     可供性     美感穿插实践     日常生活  

王宁(中山大学)  

   内容提要:以往的音乐社会学文献往往聚焦于对音乐本身的研究,忽略了对音乐消费工具的研究。要全面地了解当今的音乐消费革命,必须把音乐消费工具在音乐消费实践中的作用纳入分析的框架。为了把物纳入社会学的分析框架,本文用“实践”范式来取代过去的“结构”范式和“符号”范式。不论是“结构”范式还是“符号”范式,均在强调行动的社会性时,忽略了物质的作用。而“实践”范式则把物质(包括身体的物质性和实践手段的物质性)包括进来。为了进一步说物与社会行动的关联,本文借鉴了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的“可供性”概念。正是由于新型音乐消费工具的可供性和音乐爱好者的能动性,促成了美感穿插实践的发生,从而实现了费哲斯通所说的“日常生活的美感化”;或者说,音乐爱好者的日常生活乐感化了。美感穿插实践成为人们用自目的性实践平衡工具性实践的一种方式。

   关 键 词:实践范式  音乐消费工具  可供性  美感穿插实践  日常生活

  

   在音乐消费社会学的文献中,学者所关注的往往是有关音乐产品本身的消费,而没有把人们对音乐消费工具的消费纳入分析的框架中。当然,学者们并非没有意识到音乐消费工具在音乐消费中的作用①。尽管如此,他们往往把音乐消费工具当作辅助音乐消费,或提升音乐消费的量的规模的手段,而没有意识到这些工具本身对人们的音乐消费的社会形式和后果所发挥的作用。事实上,在当代世界,音乐消费不仅是对音乐本身的消费,而且是对音乐消费工具的消费。无疑,后一种消费促进了前一种消费。但音乐消费工具的作用并非仅仅在于从量的方面促进对音乐本身的消费规模和频率,而且也在于从质的方面促进音乐消费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功能的变革。有鉴于此,对音乐消费的社会学研究,必须把有关音乐本身的消费和有关音乐消费工具的消费结合起来。

   从消费的角度看,音乐作为一种流行文化,既包含对音乐的消费,也包含对音乐消费工具的消费。音乐和音乐消费工具彼此间构成了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没有音乐,音乐消费就无从谈起,音乐消费工具就没有产生的必要;另一方面,音乐消费工具可以大大促进音乐消费市场的扩大,并反过来刺激音乐的创作和生产。而音乐消费工具本身也成为一种技术消费品。这种技术消费品市场的形成,是建立在音乐消费市场基础上的。显然,音乐作为一个产业,不但需要音乐生产工具或乐器(用于创作和录制音乐),而且也需要音乐消费工具(用于消费音乐)。音乐的消费与音乐消费工具的消费的不可分割,意味着当代音乐生活是一种“双重消费”:对音乐本身的消费和对音乐消费工具的消费。

   既然如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音乐消费工具究竟对音乐消费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功能产生什么作用,以及如何产生作用。然而,提出这样的问题,立刻就会陷入一个无休无止的学术争辩的漩涡中:究竟是音乐技术决定了音乐消费市场(技术决定论),还是音乐技术本身是市场部门回应音乐消费需求而建构出来的产物(社会建构论)?为了突破围绕技术产品上的这种争论,有学者建议采取第三条路径——可供性(affordance)理论②。本文同样采取这种立场。在讨论音乐技术(音乐消费工具)对音乐消费的影响的时候,笔者不是在技术决定论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在“可供性”的意义上说的;而“可供性”指的是物质条件所提供的“行动的可能性”③。从可能性到现实的转变,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其中包括行动者的能动性(agency)。

   本文的目的,是借助“可供性理论”,对智能手机和耳机等新型音乐消费工具所造成的音乐消费的社会形式和功能的革命性变化进行分析。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方法论角度讨论“可供性理论”:第二部分对音乐消费工具对音乐消费的社会形式的演变进行简要梳理;第三部分分析新型音乐消费工具如何把人们的听音乐活动变成“美感穿插实践”,以及后者如何促成日常生活的乐感化。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扎根理论,所采用的资料收集方法是深度访谈。从2017年9月到2018年7月,本课题小组在广州对46位音乐爱好者进行了访谈。其中,大学生33人,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13人;男性18人,女性28人。大部分受访者年龄介于20-25岁(38人)。尽管访谈地点在广州,但受访者来自全国各地。访谈时长从30分钟到120分钟不等,全部访谈都进行了录音,并全部誊写为文字稿。每一份访谈录音誊写成文本以后,笔者都仔细阅读了,并进行初步分析和思考。在资料收集过程中,笔者根据受访者的访谈情况而不断调整访谈提问提纲。随着访谈的深入,音乐消费工具(智能手机和耳机)对音乐消费的影响问题变得突出起来。因此,在资料分析过程中,笔者抽取包含了这一部分内容的访谈样本(12位受访者的录音誊写文本)进行详细分析,其他部分的资料则只停留在原来所做的粗略分析状态(并将用于其他论文的写作)。在资料分析过程中,借助了质性资料分析软件NVivo 10。文中的受访者姓名全部是假名。

  

   二、方法论反思与“可供性”视角

  

   在过去的十来年间,消费社会学文献中出现了“实践”转向④。这一转向是对过去的消费社会学研究过度强调“符号”(或“意义”)、轻视物质和具身化实践的一种反弹。“符号”范式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它是对“结构”(如功能—结构主义)范式的反弹。“结构”范式强调社会结构的约束性,忽略了行动者的能动性,“符号”范式则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和行动的建构性,但它忽略了行动的物质性和日常实践的作用。以消费社会学为例,在“符号”范式中,学者们强调消费是对商品符号的消费,而商品的物质性或功能性则被当作无关紧要的东西⑤。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愈发感觉到,符号并不是消费的全部内容。于是,消费社会学开始向“实践”范式转向⑥。这一转向就是要恢复消费的本来面目,找回消费生活的物质性和日常常规性。

   在消费社会学的实践学派看来,消费实践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维度:(1)符号及其符号意义;(2)消费客体、技术和物质;(3)人的具身化(embodied)能力、活动和“做”(doing)⑦。很显然,在消费社会学的实践理论中,消费不仅依然保留了符号及其意义,而且还把物质性和具身化的物质活动包括进来。在实践转向中,消费的物质性在理论上被恢复了应有的地位。

   在消费的物质性的论述中,瑞泽尔的“消费工具”无疑是其中浓重的一笔。瑞泽尔认为,消费社会学必须提出一个与马克思的“生产工具”相对应的概念,即“消费工具”。正如资本家借助对生产工具的占有而对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进行榨取,今天的商业资本则借助消费工具对消费者进行控制和剥削。信用卡、购物中心、迪士尼乐园、卡西奴、游轮等等,均是这样的消费工具。一方面,这些消费工具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的产物,因而是一种去魅化的产物。另一方面,这些消费工具却把消费过程加以再魅化,它们成为消费再魅化的手段。相应地,消费场所变成了类似于教堂一类的设施。资本借助对消费工具的控制和运用,而实现了对消费者的操纵和控制⑧。瑞泽尔的“消费工具”理论无疑是消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贡献。但是,他未能揭示资本所拥有的消费工具和消费者个体所拥有的消费工具的区别。就资本所拥有的消费工具(如购物中心)来说,消费者可以参与,但他无法对其进行控制,反而被其控制。就消费者自身所拥有的消费工具(如厨房、冰箱、电饭煲等)来说,它们是消费者可以控制的资源,构成消费者进行其他消费活动的必要手段和工具。例如,厨房既是消费者的消费对象,又是消费者进行饮食消费的工具(即饮食消费工具)。

   很显然,社会学在强调行动的社会性时,不能忽略行动的物质性。那么,如何把行动的物质性和行动的社会性整合起来呢?“实践”范式虽然强调了身体的物质性和实践手段的物质性,但这些物质性因素与韦伯意义上的“社会行动”如何发生关联?“实践”范式并没有展开。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借鉴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的“可供性”理论。

   针对心理学界所存在的客观和主观、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对立,吉布森试图用“可供性”来超越。他认为,某些动物之所以存在于某些特定的地方(生态位),是因为这里的独特环境为这些动物提供了可供性。“可供性”(affordance)是吉布森独创的名词,源于英文动词“afford”。“可供性”是相对于某种动物而言的客体的各种属性的独特组合。因此,当我们说客体可供性的时候,必须明确是相对于“谁”而言的可供性。所谓“可供性”,指的是环境所提供给动物的东西⑨。例如,坚硬的平地为动物提供支撑;动物可以在地上站立、行走或奔跑。相反,泥潭和沼泽就不具有这种“站立、行走和奔跑”的可供性。不同的环境具有不同的可供性。正是由于沙漠、河流、草原、山地、海洋、极地等环境具有不同的可供性,从而造就了不同的动物种类的生存。

   可供性是相对的,对于某种动物是可供性(如南极之于企鹅),对于其他动物而言就是灾难(即:“负可供性”,negative affordance)。可供性不仅体现在环境上,而且也体现在具体的客体上。例如,一块体积适中的石头可供猿人抓握,从而可作为投向敌人的武器。这种具体的客体可供性也是相对的。成人可以当作投向敌人的石块,对婴儿来说却不具备这种可供性,因为他的手握不住石块,同时他也没有足够的力气来扔它⑩。

   可供性不但体现在自然界,而且也可以是人造环境和人造客体的属性。房屋可供遮挡,桥梁可供过河,扁担可供挑货,斧头可供劈柴,锄头可供挖地,针线可供缝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人造环境体现了自然环境的可供性与人的能动性的相互作用。自然环境只提供可供性。人可以发挥能动性而建构一种所要的生活方式。但环境的可供性,依然为人的能动性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约束,使得那些与环境可供性不兼容的生活方式,比起那些与环境可供性兼容的生活方式,要付出更高的成本。而环境的变化则往往意味着可供性的变化。

   吉布森试图凭借可供性理论对主客二元论提出挑战。他认为要突破传统心理学的主客二元对立,就要从强调行动入手。环境(或客体)往往只提供某些特定类型的行动的潜能,同时约束或排除了其他类型行动的潜能。客体提供了行动的潜能,但不等于这种行动就会发生。行动的发生还取决于动物对客体可供性的利用。而动物对可供性的利用,离不开动物对客体可供性的直接感知。动物正是借助光线、轮廓等各种环境信号来感知环境或客体的可供性。直接感知是让动物获取环境的可供性信息的直接途径。动物的感知模式(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各有侧重,但往往具有协同作用(11)。

   吉布森的可供性理论不但在心理学界,而且也在社会科学其他分支学科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对社会学的影响。但社会科学其他分支学科在引入吉布森的“可供性”概念的时候,都对其含义做了各自不同的修正和调整,摆脱了吉布森原有的生态心理学内涵(12)。例如,在技术社会学研究领域,学者们陷入了“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的争辩。换言之,学者们在对技术的社会学研究上,存在“过度社会化”(社会建构论)和“社会化不足”(技术决定论)的两极对立。一些学者试图借鉴吉布森的“可供性”理论来突破这种二元对立(13)。

  

  

   图1 实践的分析框架

之所以“可供性”视角具备这种对上述二元对立的超越性,是因为,一方面,“可供性”视角只强调技术所提供的“行动的可能性”(action possibilities)。行动的可能性不等于行动的唯一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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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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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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