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喆 丁妍:党派纷争与1916年孙中山的革命债务偿还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8 次 更新时间:2019-11-14 07: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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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喆   丁妍  
让孙中山难堪。北京政府其实并无款可拨,但前来请款的却又不止孙中山一人。因此,为了不公开得罪任何一方,既不断然拒绝,也未表示一定拨付。报章传言已拨付若干,不论是政府还是孙中山均予以否认。12月4日,林森致孙中山函中虽提到“革命用费,阁议虽已承诺,尚须先生莅京一行,方得履行其实”,(51)但此时不仅舆论挞伐已接踵而至,而且孙中山未必愿意冒险进京一行。毕竟去了北京未必能讨得债款,而且很可能会遭到控制。

   由于对革命借款的索偿不合法理,因此报道此事并提出批评意见的不仅仅只是研究系的报纸。《申报》和《新闻报》因其超党派立场,拥有非常广泛的读者群体。它们对此事虽不表示支持,但也不像《时事新报》那样有意选择研究系议员们的质问长篇刊载。在华西人则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能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来维持中国局势的稳定。袁世凯是他们心目中的不二人选,而孙中山虽有理想,却能力不济。故而,西报刊发关于孙中山索偿革命债务的新闻,反映出的是西人对中国局势的悲观态度,与党争似无太大关系。

  

   四、结语

  

   1916年6月6日,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以袁世凯的自然死亡而宣告“成功”。对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而言,这一“成功”来得突然而又尴尬。讨伐对象已死,武装起义顿失法理依据,但政权并未得手。表面上声称退出政坛“不欲与闻党事,专致力于建设事业”的孙中山似乎并未放弃组党参政的尝试。对于段祺瑞内阁,他感到非常不满,指出“迨段氏组织内阁,虽谓之吾党数人,实非弟之所欲”,要求“吾党同人,固结不解,纯取监督政府主义,以俟时机,发舒吾党之政策耳。”通过廖仲恺、林森等代理人在北京联络原国民党中的激进派和孙洪伊的韬园系组织大党,以黎元洪为虚位元首,由整合后的新党组阁,而自己隐于幕后,在上海及江浙一带以创办实业为名,筹集经费遥控局势,似乎更可能是其真实的意图。

   然而要实现这一方案,必须先解决好革命的善后问题。革命之后,不仅债务问题需要处理,大量基层革命党人和部分革命归侨也亟待安置。解决不善势必有损信用,亦不利于革命前景。请北京政府代偿,既是唯一的办法,也是一种表明态度的方式,不论这一要求是否合法合理。即便政府无力偿付,如能以其他优越条件替代,亦有助于安排善后。按照孙中山的计划,扩展党务、请偿债务、开发实业、创办机关报、建华侨会馆等五项事务应同时并举。开发实业可以安置基层党员生计,同时也需要华侨支持。政府如无能力代偿债务,则给予华侨其他优惠条件,实有助于发展实业。扩充党务需要经费,而仅收取党员月捐及入党基金,恐杯水车薪,无助于扩充计划。(52)可见拓展党务、索偿债务和开发实业这三项其实相互之间关系密切。但随之而来的党派纷争,让请偿革命债务一事变成了政敌手中的把柄,沦为研究系报纸炒作的对象,而孙中山的规划也化为泡影。

   袁世凯称帝,使得旧国会中相互敌对的各派暂时联合起来一致讨伐。但袁死黎继之后,党争复起。孙中山、梁启超等虽都曾宣称不党,但事实上均各自有党。研究系对孙中山索偿革命债务一事的声讨和韬园系对徐树铮、段祺瑞的弹劾,客庐系对孙洪伊的追究,都是国会复开后四个月间“府院之争”的片段。1917年,参战问题成为了“府院之争”的新焦点。就孙中山索偿革命债务一事,报章中除偶见反对之声外,已无集中报道。北京政府核办票据之后再无下文,讨袁革命所欠债务问题最终不了了之。

   注释:

   ①见尚明轩:《护国运动结束到护法运动发生间的孙中山》,北京:《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第149~163页。

   ②⑥⑩陈旭麓、郝盛潮、王耿雄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5~226、377~378、379~380页。

   ③3月11日,宿务筹饷局范警文致函孙中山,请授叶独醒总劝募员一职,并请发筹饷局职员委任状及印信。(环龙路档案第08273号)29日,孙中山致叶独醒函,告知时任中华革命党宿务筹饷委员的范警文推荐其出任劝募员一职,希望不要推辞。4月15日,叶独醒复函,表示接受委任。(《叶独醒上总理函》,环龙路档案第08610号)

   ④《孙中山致福建革命军电》,上海:《中华新报》,1916年6月14日,“公电”。

   ⑤《孙中山、张溥泉致吴大洲薄子明电》,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6月14日,“公电”。

   ⑦⑧(30)(33)(34)(35)(47)(5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57、377、415、362、377、382、298、377~378页。

   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撰委员会编:《国父全集》第三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466~467页。

   (11)上海:《时事新报》,1916年11月30日,“北京专电”。

   (12)上海:《申报》,1916年11月30日,“专电”。

   (13)上海:《时事新报》1916年12月2日,“北京专电”。

   (14)《政党之复活》,上海:《新闻报》,1916年12月4日,“紧要新闻”。

   (15)《偿还孙中山先生革命用款之真相》,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12月3日,“要闻”。

   (16)《关于党人要索巨款之质问》,上海:《时事新报》,1916年12月8日,“内外要闻一”。

   (17)《关于党人要索巨款之质问》,上海:《时事新报》,1916年12月12日,“内外要闻”。

   (18)《关于孙中山索款之质问》,上海:《新闻报》,1916年12月12日,“紧要新闻”。

   (19)《孙文索款之质问》,上海:《时事新报》,1916年12月15日,“内外要闻”。

   (20)《孙款已披六十万》,上海:《新闻报》,1916年12月17日,“紧要新闻”。

   (21)《要闻汇志》,北京:《国民公报》,1916年12月21日,“要闻二”。

   (22)"Action by the gentry",Shanghai Times,Dec.14,1916.

   (23)《孙中山先生致参众两院议员书》,上海:《中华新报》,1916年12月22日,“紧要新闻”。

   (24)《孙文请款之咨复》,上海:《申报》,1916年12月27日,“要闻一”。

   (25)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撰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6年,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6年,第743~744页。

   (26)肖传林:《民初内阁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03~104页。

   (27)谢彬撰、章伯锋整理:《民国政党史》,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4页。

   (28)马振犊,唐启华,蒋耘著:《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4页。

   (29)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11月24日,“特约电”。

   (31)《唐绍仪之入京消息》,上海:《申报》,1916年9月26日,“要闻二”。

   (32)《信函中之孙中山》,上海:《国民公报》,1916年12月31日,“新闻三”。

   (36)(51)林友华:《林森年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87页。

   (37)《宿务支部长陈伯豪上总理函》,环龙路档案第08614号。

   (38)《美洲支部吕南上总理函》,环龙路档案第06421号。

   (39)贾树枚主编,《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新闻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134页。

   (40)别琳:《进步党与民初政治(1912-1914)》,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4页;日本法政大学大学史资料委员会编:《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原《法政大学史资料集第11集》),裴敬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3页。

   (41)(44)(45)《进步党与民初政治(1912-1914)》,第255、256、259页。

   (42)《进步党与民初政治(1912-1914)》,第251、252、255、272页。

   (43)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414页。

   (46)杨天宏:《比较宪法学视阈下的民初根本法》,北京:《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第85页。

   (48)葛培琳:《立宪领袖:孙洪伊其人其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0~21页。

   (49)(50)谷丽娟、袁香甫:《中华民国国会史》(中),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871~878、877~8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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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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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广东社会科学》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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