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喆 丁妍:党派纷争与1916年孙中山的革命债务偿还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0 次 更新时间:2019-11-14 07: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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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喆   丁妍  
一切国库支出尽依法律范围,尚虞不给,矧数十万元之巨不经法律手续随便支付,财政前途何堪设想?”艾庆镛希望这一说法仅是传闻,但又恐此等传说不为无因,故依然决定依法提出质问,并请政府迅速答复,以释群疑。

   孙中山向政府索还革命欠债一事,不仅引起了国会议员们的质疑,地方绅商也表示不满。12月14日,《上海泰晤士报》(Shanghai Times)刊载消息,称芜湖绅商对各革命领袖索款一事深表关注,除联名致电内阁和国会,主张拒绝此要求外,亦告诫孙中山:“报载先生向中央政府索要280万元,盖所谓革命花销,另有二领袖效法。如此要求,实让国民惊异不已。若先生仅是一介平民,如何为革命支持如此巨款?倘若此款由海外华侨捐献,则不能以其为中国国民为理由偿付,他们也当为国家做些贡献。时下国民贫困,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社稷恐将不保,国民亦牺牲私财。而今,先生关注民生,我等亦不认先生会要求政府偿还革命花销而置国家于倒悬。如此要求,自然会使国民以为先生借举义谋私利,以至有损声誉。此外,筹借洋款并非易事。若洋人以政府无力还债监管财政运作,则国家必祸患无穷。我等对先生尊敬爱戴,除电政府、国会外,亦以上述告知。”(22)

   报章频繁炒作孙中山向北京政府索取巨额革命欠债一事,对孙中山本人和中华革命党的社会声誉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12月22日,孙中山为索款频遭质问一事致函参众两院议员,自称投身革命二十余年,兄弟家产荡然无存,历次革命的费用皆筹自海外华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因财政困难而无力代偿。北京政府接管财政部后则以一纸空文搪塞,至今没有偿还。二次革命失败后,组织中华革命党,“计募借华侨款170万元,借入日本商人债100万元”。各项革命活动的开支,“均由筹借之款以支持,一切出入,井然可稽”。时下“共和既复,而一不之恤,是则在国家为寡恩,在国民为负义,故请求政府代为偿还,非徒以保个人之信用也”。社会上有传言,“谓以此项巨款,饱私人之欲壑”,简直就是污蔑诽谤。此次黎元洪授予大勋位,请辞的原因之一就是华侨为革命事业倾家荡产而未得补偿,自己无颜接受优厚待遇。最后,痛批“夫帝制用款数累万万,国人犹不能不为袁氏任责,而此反对帝制之用款,不过其百分之一,对之反生疑义,轩轾厚薄,宁有说以处之。”(23)很显然,孙中山试图证明此次索款不是计较个人利益和保全自己的信用,而是政府有义务偿还他为讨袁革命欠下的债务。

   需要就质问做出回应的不仅是孙中山,毕竟议员们直接质问的对象是北京政府。12月27日,《申报》刊登国务院于26日给国会的咨覆。国务院承认孙中山确曾来函呈请清偿借款270万元,但因所称借款募款并未附有凭证,故已由财政部函告孙中山检送凭证,等凭证到日再行核议。(24)28日,黎元洪咨覆国会质问革命党人索款案,指出“此次借款系为振兴实业周转金融之用。至孙文、钮永建所请之款,其总额一为270万元,一为48万2千余元,据称为此次恢复共和之用,中多内外债项,请政府归还。前经国务会议议决,查明凭据再议办法。当由财政部分别函达,请将借款凭据及支出用途单据一并检送,以凭核办,并无给付之事。李烈钧请款,准前岑都司令电称,共计欠饷130余万。前经财政部电覆,应与陆督军、朱省长妥筹办法。吴大洲所部编遣之费,前经本院电商张督军,由该省筹垫。至其所欠外债,则须确查另议。谭人凤则除前领八厘公债票30万元,请拨付本息,尚未核准外,查无要索维持费70万元之事。”(25)

   议员们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曾否给付、是否自政府借款中拨付、是否别觅财源拨付。黎元洪的答复颇为明确。首先,肯定了政府并未拨付革命党人的索款。其次,政府并未打算从借款中支付这笔索款。最后,政府计划另觅财源解决问题,即交给地方筹办。

  

   三、舆论与党派政治

  

   1916年8月1日,国会重开。至9月4日,参众两院在多次会议之后完成了对段祺瑞内阁的追认。段内阁中,西南派成员居多,而两院议员中国民党党籍议员有四百余人,占绝大多数。9月9日,国民党中的稳健派客庐系和激进派丙辰俱乐部联合分化自进步党的韬园系组成宪政商榷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此时,黎元洪与国会的关系也相当融洽。(26)排在国民党之后的是研究系,有议员一百五十人,主张中央集权,合两院制为一院制,拥护段祺瑞内阁,成员团结牢固,其他派系难以与之相比。(27)两派斗争尤为激烈。国民党虽为国会第一大党,但基础并不稳固。就对段祺瑞内阁的态度而言,人数最多的客庐系主张拥护,而丙辰俱乐部和韬园系则主张破坏。(28)时传,孙洪伊、张继等拟组一大党,但立于表面。冯国璋等暗中援助,徐世昌、李经羲等负责联络政府内部人员,再联合南方派团体以对抗段祺瑞。待岑春煊、孙中山北上后,该计划必能大有进展。(29)因此,对研究系而言,制衡国民党的良策似乎就是联合稳健派,打击激进派。

   孙中山的确在各种场合表示自己已经无心政治,希望日后能致力于实业。当有前国民党员询问组党指示时,他的答复是:“文近不欲与闻党事,专致力于建设事业。然甚愿吾党旧同志速行组织大政党,少川、伯兰确已开始组织,此二公皆与吾等志同道合,诸君可赞助之也。以后如有疑点,可就近询问胡汉民、林子超两君便可。”(30)报纸对此也有报道。1916年9月26日,《申报》消息称胡汉民入见黎元洪,代达孙中山意旨,谓暂时不能北来,惟希望尽力于社会实业。(31)12月30日,《国民公报》消息称国民公会成都分会筹备员梁记虎接孙中山自上海来函,言及近日趋向只专心从事提倡实业,各党会之事无余力兼顾。虽有请主持者,然均严确拒绝,因不愿作虚文应酬。(32)然而孙中山的真实想法却颇值得推敲。

   表面上虽然宣布退出政坛,实际上孙中山似乎又没有放弃组党的尝试。9月10日,孙中山致函中华革命党各支部,指出“今后国中能一遵共和正轨与否,事未可知”,故“吾人则贵先事预防,有备无患”,所以“与同志拟有蓄金办法,盖集合群力,为未雨之绸缪”。(33)同日,致函杨寿彭,告以“仲恺兄已于日前偕同汉民兄赴京料理党务,并交涉各要事,俟各事办妥,即可大张党势。”10月13日致全国各同志函,指示“为党务扩张计,应徇众议,为复党之准备,是手续须求美备,而经费又须宽筹。日前通告各支部,复收党员月捐及入党基金,实即为此。但以势力之消长言之,仍恐杯水车薪,无裨扩充计划,此不能不借兄等之图维者也。”(34)就南洋党务问题,在10月25日的函件中,他告诉郭标:“现方编订党纲及重订规程,所有党纲未寄到以前,请以国民党名义招人入党,其手续则参酌中华革命党各章程办理,而不用中华革命党之名。”(35)12月4日,在北京出席国会并奉孙中山之命组织大党的林森来函,告以“返京以来,即将先生意旨传布于各同志议员,所提组合大党主义,各议员均表同情,深佩硕画。”林森还报告了与黎元洪的会谈情况,称“回京时,曾进府面询及内阁近情,谈次虽未涉及造党方略,而已表赞同民党真意,共护共和为己任之心志,溢乎言外”,同时推测“华甫(冯国璋)迟早加入吾党,要随黄陂(黎元洪)为进止”。(36)可见,委派代理人在北京策划组党参政,推黎元洪在表面,而自己隐于幕后,通过从事实业予以支持并遥控,不失为一个更加高明的策略。

   不论组党还是开发实业,都需要海外华侨的继续支持。孙中山其实非常明白,北京政府完全没有偿还革命债务的能力。海外华侨也未必不清楚国内的形势。9月24日,菲律宾宿务(Cebu)部长陈伯豪致函孙中山,陈述对时局及党务的意见,对国家财政困难,难以立即偿还革命借款表示谅解,希望共和巩固,三民主义早日实现。(37)但毕竟革命经费中有相当部分募自华侨,此时对于偿还的态度和立场事关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的信誉。9月30日,孙中山收到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吕南的函件,称美洲党务发达,同志热心,希望能认真对待函件,即便是敷衍几句。不可“需款之时函电交驰,得款之后置之不理”。(38)可见,过去孙中山对于华侨的态度未必没有怠慢之处。此次讨袁革命,名成实败,如果日后的革命活动还指望华侨支持,则此次还款之事不能不认真对待。然而,让北京政府偿还借款,理由牵强。一方面,此事毕竟与法理不合,很难公开交涉。其次,旧国会中并无中华革命党,而孙中山此时又无议员身份,自然也无法通过正常途径提出交涉。因此,他最初只是让唐绍仪转呈要求,又派廖仲恺、胡汉民前往接洽,以期通过内阁中的国民党成员促成此事。但国会重开党争再起之时,索款之事便成为了一大把柄。

   《时事新报》是最积报道此事的刊物之一。该报创办于1911年,原名《时事报》,辛亥革命前与梁启超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民国建立后由共和党接办。1913年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后,成为进步党的喉舌。1916年9月,进步党中汤化龙、梁启超两派组成宪法研究会,该报遂成为研究系的机关报。(39)质问政府的议员中,颇多前进步党和研究系成员。谷芝瑞是原进步党成员,前清翰林,日本政法大学卒业,顺直谘议局副议长。民国建立后,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的直隶籍议员。(40)刘万里也是进步党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41)刘景烈辛亥革命后曾任江西省临时议会议长,后来加入共和党和进步党,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蒲殿俊辛亥革命时任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此时成为研究系骨干。刘鸿庆先后加入过国民党和进步党。杨士鹏、杜成镕、严天骏均为进步党人。(42)张坤,前清进士,后来成为安福系的人。(43)胡鄂公护国战争期间曾为四川将军陈宦秘书,受命联络五将军电请袁世凯取消帝制,本身也是进步党人。(44)艾庆镛是前清优贡,共和党人。(45)王谢家、李垚年等虽是国民党人,但此时立场却偏向研究系,可能属于国民党中支持段祺瑞的谷钟秀一派。郭章望是总统制的赞成者,反对规复《临时约法》。直至1919年修宪之时,他依然认为《临时约法》实行内阁制,主要针对袁世凯,如今袁已死,总统为文治派首领,应改为总统制,使其施展才能。(46)李燮阳是云南知名士绅,蔡锷的重要支持者。虽然不易理清此二人与研究系的关系,但他们的质问也说明,孙中山索款的行为并未得到广泛支持。

   研究系继承了进步党与国民党为敌的路线,拥护段祺瑞,反对规复《临时约法》。因此,《时事新报》多次就索偿革命债务一事发难,不足为怪。议员们就孙中山索偿革命债务一事大做文章,恰在孙洪伊离开内阁不久。孙洪伊是原进步党成员,后来脱离进步党加入国民党。袁世凯当政时因积极反对袁而被迫避居上海,并与陈其美等过从甚密。1916年5月25日,孙中山交付银元三千给孙作为活动经费。(47)袁世凯死后,孙洪伊先后担任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和内务总长,按孙中山指示与段祺瑞对抗。(48)孙洪伊上任内务总长不久,便和徐树铮斗得不可开交。两月间,双方的支持者不断炮制出各种要求查办对方的提案。(49)11月20日,黎元洪为平息争吵,将孙洪伊和徐树铮同时免职。孙洪伊去职离京后,继续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联冯倒段。12月2日,韬园系的温世霖等75人在众议院提出议案,弹劾国务总理段祺瑞。与此同时,国民党参议员龚焕辰等也对段提出弹劾,林森等十余人联署。艾庆镛、王谢家、李垚年等也继续就传说中的孙洪伊受贿案向政府提出质问。(50)党争之激烈,可见一斑。研究系则在驱逐孙洪伊之后,将矛头对准其背后的孙中山,使之难以组合能与研究系抗衡的大党。

虽然,孙中山请款名为还债,但一旦款项得手,究竟作何用途不能预料。倘若挪作党务经费,后果自然是研究系不想看到的。名义上国会议员们是在质问政府,实际上是将孙中山索偿革命债务一事公诸于众,以败坏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首领的公共形象,使之难以重新整合原来的国民党并由此参与政治。而曝光组党费用“由元首负担”,显然系针对黎元洪,似有意破坏黎元洪与原国民党的联合。依据《临时约法》提出质问,更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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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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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广东社会科学》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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