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猛:萧公权的南渡北归:学人的浊世选择与命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3 次 更新时间:2019-11-13 21:50:16

进入专题: 抗日战争   萧公权   西南联大  

刘猛  
抗战期间非常状态,原教师转赴他处不再返校者,大概不在少数,1939年7月,清华大学修正规程,规定教师请假不得连续过二年;[21]1940年7月,清华大学第三十三次校务会议议决,“本校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期满后,因故不能返校服务者,应将休假研究期内所领薪金及研究补助费归还学校”,[22]这个决议案的出台,大概与萧公权等人的事项不无关系。

  

   按照张奚若的建议,也是按照校务会议的议决,梅贻琦批示曰萧公权“下学年既不能返校,廿八年度所支薪金应请归还,前欠川资未清之数为  元,亦请便中清还”。[23]8月13日,清华大学致函萧公权,并附清单一纸,请他归还薪金和川资,以符规定,还言“此间政治学系教席下学年仍不十分充实,本冀足下能翩然归来,不期为环境所限,竟不可得,亦属无可奈何之事耳”。[24]此函发出后,萧公权迟迟未做答复,10月7日,清华大学再函萧公权,“尊意如何,尚祈早日赐复,毋任企盼”。[25]此事后续如何,已不可考。

  

   倒是与萧公权一起接受四川大学中英庚款讲座教授的北大教授吴大猷,在蓉待了不到一年,即返归昆明西南联大,除了家庭和老师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吴氏说:

  

   中英庚款董事会,起初讲边疆大学待遇如何如何。因此,那时接受该项讲座去四川大学的有萧公权(原清华政治系教授)、张洪沅(原南开化工系教授)二位,加上我,共三人。后来,因为我们各自在原校的薪水都比川大教授高,该会便对讲座教授的待遇做了新的规定,而违背了当初的许诺。后由川大校长张颐先生一再去信给该会,说明受聘三人,都是知名之士,并都有原职位,并非受“救济”性质,薪水没有比在原校降低的道理,经过多次交涉,中英庚款委员会才同意仍按各人在原校待遇支薪,我认为该董事会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很使人不愉快,所以决定不再继续在川大呆下去。[26]

  

   待遇问题,并非萧公权的主要考量因素。他留在成都未返昆明,生活的并不好,为了开支不得不相继在川大、燕京、光华、华西四校兼课,以图糊口。这段际遇,使得寄居蓉城的萧公权再添感慨。1940年十一月生朝,他写下苍凉诗赋,以遣哀愁:

  

来日大难早可知,长宵多梦复何辞。

才因世乱添诗料,已为钱轻损酒赀。

雀冻鸦惊寒恻恻,笳催柝送夜迟迟。

挑灯默坐无聊甚,索句空肠苦苦思。[27]

  

二、北归残梦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1946年各大高校相继复员,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来信约萧公权回北平任教。萧公权也很想回去重温水木清华之乐,据1946年《国立清华大学现有教职员(包括休假或请假在国内外今夏返校者)及眷属人数清册》,清华政治学系的复原教师名单中,萧公权赫然在册,统计表中萧家眷属五人,私物四百公斤,在附注中并有“请假在蓉今夏返校”的说明。[28]这也就是说,萧公权可能最初答应了梅贻琦回北平任教的邀请。

  

   但是萧公权终于没有北归,内中原因并非一元,萧氏自谓:其一,抗战虽然胜利,国共争执并未解决,华北局势并不明朗,他对全家北返颇感踌躇。其二,交通尚未恢复常态,去北平路途遥远艰险,旅费浩大,也使他感到困难。其三,他写信给清华大学总务长沈履,表示希望北归后可以继续居住原来住过的新南院六号宅,但回信说学校决定随校南迁的教职员北归后有优先选择住宅的权利,新南院六号已经被人选定,所以无法答应萧氏的要求。本来就很犹豫,加上清华居所确定不是原居所,萧公权遂拒绝了清华大学的聘请,决定留在成都光华大学任教。[29]

  

   萧公权性情温良,不大与人争论,未能北返的理由他只说出了形式上的几点,未能说全说透。他未能北返清华任教,显然原因并非这么简单。局势原因不是拒绝北归的理由。抗战甫胜举国欢腾,以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国民政府对局面的操控能力,似乎不足以担心,几乎所有的教授都复员北返便是明证。交通更不是理由,复原并非一个单一的个体行为,虽然萧公权家眷在成都,无法随清华其他师生北返,但办法总会有的。至于住宅,清华大学复原之后,百废待兴,势必大建房屋,重造教职员住宅,纵使萧氏对原住宅怀有感情,可能构成其北返清华的影响因素,但似乎并不能构成阻碍其北返清华的绝对理由。那么,萧公权未能北归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应该是南渡之际与清华校方产生的嫌隙。既然回忆录中未讲南渡之际不去昆明的辗转,也就不便讲述北归之际不返清华园的这个理由。

  

   萧公权没有北归,一年之后被老同学和老同事顾毓琇邀往南京,任教于国立政治大学。顾毓琇曾在私人信件中将萧氏未能北归清华园的原因说得很明白:“公权兄赴成都,清华不大谅解,故胜利后公权兄不肯回清华,(杨武之兄逗留在昆明,亦不即回清华)后由弟在政大礼聘返南京,资助旅费并代觅住所,晋夫兄实主持其事”。[30]南渡之后,萧公权未能归校,大概有他自己不得已的苦衷,但在清华校方看来,未能尽到为校服务义务,且萧氏离清华他就,并非像其他清华学人如浦薛凤、王化成一样,离校是因战时入仕服务国家,他离开清华是去另一所大学任教,且假满不归,不免给清华校方和同人以不能共度难关的印象。萧公权拒绝北归,大概也夹杂着对于清华校方不谅解所产生的不愉快情绪。无论如何,无论南渡还是北归,是否任教清华的选择权都在萧公权手中,萧公权不返清华,有不能也,也有不愿也。

  

   1947年10月间,赵人?致函萧公权,谈及清华“纪念讲座”,盼他回北平任教。他复函询问五口之家的返平路费、具体待遇问题;另外他已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接洽,着手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英文本,已写出三章,若去清华希望少教课,盼望暂时只授一门课。这几件事项中以路费和待遇“为弟事实上能否就聘所关”。[31]最终他又没有北归,自此与清华园失之交臂。

  

三、时代变动与学人的浊世命运


   通过南渡北归中萧公权的个案,可以反映一个变动的大时代中学人和学术的命运。全面抗战爆发,不但隔断了民国时期“黄金十年”的社会建设,也阻碍了中国刚刚步上正轨不久的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后,绝大多数的大学和学术研究机关被迫内迁,或疏散到云贵川,或疏散到重庆,或疏散到西安兰州等地,在这些内陆偏远地区,缺少书籍和研究资料,更缺少实验设备与仪器。文史学者尚有书可用,社会科学学者和理学工学学者的研究大大受阻。他们没有社会调研的场所,他们没有进行试验的设备。这八年里,学者们有的因辗转迁移丢失手稿,战前积累的很多成果被白白浪费掉。他们不但要从事教学,还要养家糊口,解决后顾之忧,“研究工作,毫不正常,是分散零星的”。[32]

  

   抗战八年,就中国学者的人数来看,产出的成果实在是少之又少,像吴大猷一样借助自制的实验设备写出世界级研究成果的学者更少。[33]在这样的逆境中,萧公权咬定青山不放松,在成都四校之间奔波糊口,挤时间写出名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不但学术上成就事业,即在人格上亦值得敬仰。

  

   萧公权南渡北归的个案光谱下,不但折射出学人社群的命运,还反映了萧公权的一己心路历程。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学术场域中,个人命运和学术心路实受多方影响,共同作用,酿成结局。

  

   清末开始引进现代学术体制,现代学人逐渐产生,特别是留学生大量归国后,以大学为依托,逐步形成了以学校和学门为基础的学术社群。例如北大文学院包含文学、史学、哲学不同学门的学术社群,全体政治学人以中国政治学会为团体的学术社群,中研院史语所包含历史、语言、考古等学门的学术社群,都是当时合作良好促进学术的社群。战前的清华大学也是一个运转上佳的学术社群,其依托雄厚的庚款财力和优美的自然环境迅速崛起,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教师。战前几年的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更是人才济济,教师多一时之选,课程设置齐备完整,成为中国现代政治学的重镇。[34]

  

   在清华园的自然环境和学术环境中,萧公权虽然如鱼得水,但他与政治学系同人无论是在治学领域上还是在个人秉性上都有很多差异。萧公权出身哲学系,主要研究历史,到清华大学任教后清华政治学系同人对他不甚认可,虽然系主任浦薛凤对他礼遇备至,多方照顾,但其他政治学学人则以出身论英雄,将其视为“外人”,钱端升和王化成起初以他非科班出身,对他态度冷淡;张奚若则对他有点疑忌。[35]

  

   在政治学系诸位同人中,浦薛凤和张奚若研治西方政治思想,本就是贩卖洋货研究西方知识,自然蔚为主流;钱端升和王化成,研治各国政府和国际政治,研究的是与当代政治有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的政治学学术统系中,实在是潮流中的潮流。反观萧公权,研治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思想史,且主要研究后者,即使在“整理国故”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其所治仍是冷门中的冷门。张奚若对他研治中国政治思想史颇有微词,甚至在课堂上公开对学生讲“中国没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36]在以往研究中,中国政治思想史多为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政治学家不参与其中。即使是在当下,各校政治学院系专门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和能开的出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的教师也并不很多啊!

  

   在这样的学术格局下,他被其他几位学者视为“外人”,也就不足为怪了。[37]清华同人中,他交游较广的是萧蘧、蒋廷黻、浦薛凤、李继侗、吴宓、孙国华、赵人儁、陈岱孙等人,[38]除了政治学系主任浦薛凤,没有其他政治学系的同事。萧公权在清华政治学系,大概始终都有一种淡淡的疏离感。无论是学术还是生活,他都没有进入那个圈子。

  

   虽然最后钱端升等三人都与他“冰释前嫌”,但无论是治学还是秉性,萧公权终究与他们不属同一个圈子。[39]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合校后,浦薛凤已然离开清华奔赴重庆,张奚若仍在清华政治学系,且长主任一职;钱端升虽已从清华移讲北大,但仍在西南联大政治学系。萧氏性格静默,对于去昆明后人事上能否合作愉快,大抵抱有怵惕之心,亦未可知。

  

南渡之际,萧公权选择离开清华政治学的圈子。综观萧公权在南渡北归期间的个人选择,其中当然包含了很多个人因素,但并非仅仅是个人的选择,而同时也寄寓着家国天下的命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抗日战争   萧公权   西南联大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先生之风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8983.html
文章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第4期

5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