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永:《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与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 次 更新时间:2019-11-13 07: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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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永  

   内容提要: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和平共处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然而,尽管中日之间发表过《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四个政治文件,但围绕两国关系的法律基础究竟是什么?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对此,日本同中国的立场观点并不一致,客观上形成了“中日国际秩序观矛盾”。日本政府从未强调遵守中日之间四个政治文件处理两国关系和领土问题,而一直坚持以《旧金山和约》作为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基础,这必然影响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确有必要就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做一比较系统的研究与说明。

   关 键 词:中日关系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法律基础  波茨坦公告

  

   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也是中日两国第三个政治文件《中日联合宣言》发表20周年、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签署10周年。这三份政治文件和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共同组成了中日之间四个政治文件,规定了中日关系健康发展所必须遵守的各项原则。

   其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于1978年8月12日由中日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并经两国最高立法机构批准生效。其重要意义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的:“条约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包括日方深刻反省战争责任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表态,明确宣示中日两国要世代友好下去,为中日关系确立了政治基础和法律规范,指明了正确方向。”[1]

  

   一、问题的提出

  

   战后中日关系的国际法基础并非始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是始于1943年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1945年日本天皇发布的“终战诏书”、日本政府签署的《日本投降书》均承诺接受并遵守《波茨坦公告》;1947年5月3日《日本国宪法》生效,日本从此走上和平发展道路。

   然而,战后初期形成的美国与苏联两极对抗的国际体系和美国的冷战政策,对东亚地区建立战后新的国际秩序造成重要影响,日本右翼势力也一直企图摆脱《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所形成的战后国际法束缚。在这一背景下,战后以来中日两国围绕东亚国际秩序和国际法基准,一直存在对立与斗争。这种矛盾涉及战后中日关系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诸如历史观、战争观矛盾,以及中日之间的台湾问题、钓鱼岛列岛归属认知问题等。

   例如,2012年11月,时任日本国外务大臣玄叶光一郎曾撰文称,“作为战后的第一步,日本缔结了《旧金山和约》,这一条约有48个国家签署。该条约包括了战后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国政府视该条约‘非法、无效’。不仅如此,中国在1992年通过了一部《领海及毗连区法》,该法律视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为中国的一部分,此举试图单方面改变《旧金山和约》定义的该岛属性。那么,究竟是哪个国家,日本还是中国,在否定战后国际秩序?”[2]这番话听上去似乎日本有些委屈,实际上则反映出日本政治家和外交当局对战后国际秩序,以及《旧金山和约》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的自我误导。

   中日两国应遵守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法基础究竟是什么?中方的立场十分清楚,就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中日两国政府发布或接受的各项相关文件和国际协议。但是,日本政府却不时地把1951年9月8日签署、1952年4月28日生效的《旧金山和约》,作为处理中日关系相关问题的法律依据。这就必然造成中日两国之间的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方面的尖锐矛盾,从而影响两国政治互信和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解决,甚至还会产生新的对立。

   战后以来,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有一股强大的亲美保守势力,一直企图以《旧金山和约》取代《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作为战后东亚地区国际秩序和国际法基础,但这没有得到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等东亚地区许多国家政府的认同。所以中日两国才必须再谈判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战后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奠定政治和法律基础。

   2018年5月10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纪念活动及欢迎李克强总理访日招待会上致辞时表示:“40年前,两国老一辈政治家以远见和智慧促使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其中一条就是发展两国间持久和平友好关系。条约像指南针一样,引领日中关系克服困难,不断前行。”[3]

   然而,在涉及中日之间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问题上,日本政府则根本不提《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战后相关国际法体系,而是继续以《旧金山和约》作为自我误导的“指南针”。日本外务省在网站上发表主张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针对日本领土予以法律上处置的《旧金山和约》以及相关条约也都是在以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为日本领土的前提下进行的。……《旧金山和约》是涉及日本处理二战结果方面的国际性框架。所以中国对基于该条约的处置提出异议的做法,或许才可以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4]

   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值得研究:战后东亚地区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处理战后结果的国际法基础和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究竟是1951年美国主导签署的《旧金山和约》,还是1943年《开罗宣言》和1945年《波茨坦公告》以及《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究竟是以《旧金山和约》为准绳,还是以《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准绳?以不承认新中国政府的冷战政策为背景并排除中国参加的《旧金山和约》,是否具有作为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正当性、合法性?中国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今一直对《旧金山和约》提出异议,声明其是非法的、无效的,而如今日本政府仍在强调《旧金山和约》是在“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为日本领土的前提下进行的,那中方岂不更有理由强烈反对《旧金山和约》了吗?那么,究竟是谁的言行才是对战后国际秩序和中日关系法律基础的严重挑战呢?

   笔者认为,日方上述说法在逻辑上难以自恰。因为切实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就必须遵守以《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为基础所形成的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规。尽管这个秩序曾经受到美国冷战政策的冲击和日本右翼势力的质疑,但终究难以撼动。它对于维护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妥善处理两国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在2018年中日两国恢复高层交往,两国关系开始转暖的重要时期,认真总结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走过的曲折道路,从战后中日关系所应遵守的法律基础的角度理清问题所在,澄清是非曲直,防止错误认识干扰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正是本文写作的初衷和目的。

  

   二、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非《旧金山和约》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规定,中日两国要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然而,在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上,《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四个政治文件,有时则并未得到日方必要的遵守。这是近年来中日关系倒退的症结所在。例如,日本外务省至今仍认为,“在法律上来确定战后的日本领土范围的是《旧金山和平条约》,而《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不能对日本的领土处理形成最终的法律效果。”[4]这显然是有违《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错误看法。

   (一)《旧金山和约》不适用于中国,二战后的中日领土问题只能根据中日两国均接受或缔结的条约处理

   很显然,《旧金山和约》不适用于并未参与签署的中国,在该和约第六章“纷争之解决”第21条和第25条中有明文规定。《旧金山和约》第二十五条“联盟国定义”规定,“本条约所谓之联盟国,系与日本进行战争之国家,或依据第23条所列举先前为该国一部分领土的国家,而此国家已经签署并批准本条约者。”该和约第21条“中国与朝鲜之受益权”明确规定,“中国与朝鲜不受本条约第25条规定之所限”,这等于宣布中国和朝鲜并非《旧金山和约》所说的“联盟国”,中国在日本投降后所应获得的所有权益也不受《旧金山和约》约束。《旧金山和约》第26条“两国之间之和平”称:“日本将与任何或支持、签署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或者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国家、或依据第23条之列举先前为该国一部分领土的国家而此国家非本条约签署国,在本条约实质上相同条件下,签订双边和平条约。”[5]

   由此可见,美日等《旧金山和约》签署国已认定该和约的适用范围不包括所有非签属国,日本同未加入《旧金山和约》的相关国家之间还须签订双边和约。因此,日本政府以《旧金山和约》为法律基础认定和处理中日关系及两国之间的领土划分问题,不仅违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涉及的战后国际法基础,也有违《旧金山和约》本身的明文规定,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其次,作为国际法常识,对没有签署或接受某项条约或协定的国家,该条约或协定对该国来说是无效的;背着别的国家在条约中规定涉及该国领土的内容也是非法的。《旧金山和约》没有中国参与,因而无权决定中国领土的范围。该条约第二条只规定日本必须放弃台湾,但没有像《开罗宣言》那样规定台湾归还中国,从而在美日形成所谓“台湾归属未定论”,这是违反《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因此,时任中国外长周恩来从1950年开始就多次发表声明宣布,《旧金山和约》非法、无效。

   第三,《旧金山和约》不仅没有结束日本和亚洲邻国的战争状态,更谈不上解决日本和邻国的领土划分问题。虽然有40多个国家参与签署该和约,但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是并未同日本交战的拉美、非洲及欧洲国家①,根本不能代表东亚主要参战国,更难以决定涉及这些国家的战后国际秩序和领土问题。因此,日本必须同中国、俄罗斯等主要交战国单独谈判缔结和约。

   日方深知,关于战后领土问题的解决,需要相关国家通过缔结和约等国际协议来解决。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实际上绕开、搁置了钓鱼岛归属认知的争议。如今,日方一面矢口否认曾与中方就搁置钓鱼岛争议达成过共识;一面以没有中国海峡两岸任何中国人参与的《旧金山和约》作为解决中日之间领土悬案的法律基础,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另外,日本历届政府都希望在缔结日俄和约的过程中解决归还“北方领土”(南千岛群岛)问题,但因很难同俄方就领土问题达成共识,导致日俄和约迟迟难以缔结。1950年10月4日,日本外务省曾在《关于对美国对日和平条约案构想的对策方针》中主张,千岛群岛不能引渡给苏联。因为这与《大西洋宪章》中的“不扩大领土原则”相违背。同时,齿舞诸岛与色丹岛是北海道的一部分,并不属于千岛群岛,因而也不能作为领土处置的对象。然而,1951年《旧金山和约》并未完全采纳日方上述主张,而规定日本必须放弃千岛群岛、库页岛的一部分及其附近岛屿。或许正因如此,日方迄今从未就解决日俄领土问题引用《旧金山和约》作为法律依据。其对待国际条约的实用主义做法由此可见一斑。

   (二)战后中日之间的领土范围,只能由《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规定必须遵守的《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来决定

《中日联合声明》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又规定,“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其中当然包括日本在处理战后中日两国领土范围问题上必须遵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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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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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日本学刊》 2019年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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