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存刚:更加不确定的世界,更加确定的中国外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8 次 更新时间:2019-11-13 07: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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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存刚  
就重大外交问题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5.外交姿态更加进取

   1978-2012年的30余年间,中国外交总体上呈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姿态。这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力的现实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与世界关系走向的基本判断直接相关。(75)在党的十八大之后,面对国力快速增长以及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国外交开始调整姿态,突出强调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76)日益显示“奋发有为”的风范,表现为更具全球视野,更有开拓意识,更加自信稳健,在国际事务中更加积极地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倡议、贡献中国智慧、体现中国作用。

   总之,1978年以来特别是2012年之后的中国外交的确定性特质更为鲜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也因此进一步得到提升。这与日益不确定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

   (四)为什么当代中国外交能够持续彰显确定性的特质

   1.与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科学思想方法有关

   作为人们观察世界、认识问题的门径,思想方法对外交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思想方法问题。毛泽东反复强调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性,曾号召“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77)江泽民指出:“正确的思想方法,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全面、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处理问题。”(78)习近平系统提出了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等五种科学思维(79)以及把握国际形势必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80)中国共产党人所秉持的科学思想方法也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思想方法,它们充分吸纳和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81)有力提升了中国外交决策者观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分析和解决外交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着中国外交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与中国共产党对历史规律的深刻认识有关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研习历史进而洞察历史规律的价值。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在他看来,“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82)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与外国友人谈话时又强调,“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83)江泽民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了适应扩大国际交往的需要,更好地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长处,还要了解世界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84)基于这一认识,江泽民曾先后邀请8位国内知名教授就有关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问题进行专题讲述,并共同加以研究。(85)习近平同样高度重视学习历史。他说:“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86)几代中国共产党领袖——也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最高决策者——对中外历史的系统学习、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有助于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趋势,做好现实外交工作,并更好地走向未来。

   3.与中国共产党对当今世界基本特点的正确认识有关

   习近平曾指出:“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87)就外交领域而言,对世界基本特点的认知是中国制定外交战略和政策、实施对外行为的前提和基础。这从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历次全国党代会报告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部分的行文结构可以很直观地看出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基本特点的认识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又根据形势变化进行适当调整。(88)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中国共产党虽然意识到“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性突出,但坚持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及2018年6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习近平又提出了“历史交互期”这一崭新概念,指出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中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既要把握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的大势,又要重视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态势。既要把握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势,又要重视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动向。既要把握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势,又要重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既要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又要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事实”。(89)这一切都表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今世界基本特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

   4.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坚定信念有关

   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执政党对国家发展道路的认知决定着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一旦确立发展道路,国家的外交战略、政策和对外行为就有了基本框架。早在1949年9月,毛泽东就庄严宣告:站起来的中华民族将“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为此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90)1982年9月,邓小平郑重宣布:“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91)2012年11月,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讲话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92)翌年3月,刚刚当选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又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93)其后,习近平多次宣示: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它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的梦想,不仅关乎中国的命运,也关系世界的命运。”(94)在2018年6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又将“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列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95)

   正是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国外交才有了“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40年来,面对日益不确定的世界,中国外交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历了各种风险的考验,打赢了大仗硬仗,办成了大事难事,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四 在更加不确定的世界中继续彰显中国外交的确定性特质(96)

  

   如前所述,不确定性是世界的固有属性,未来的世界可能具有更大不确定性。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人们大体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悲观主义(pessimism)。这种态度对人的行为产生消极影响,使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或无所作为,或自我放纵。另一种态度是乐观主义(optimism)。这种态度对人的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使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有所作为,发挥创造性,彰显主体性。

   秉持历史唯物主义因而深谙历史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谨慎的乐观主义者。恩格斯就曾乐观地预言,“历史最终会将一切都纳入正轨”。(97)作为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组织和制度上的强有力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先贤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并加以发扬光大。20世纪50年代中叶,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98)90年代初,面对国际关系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面对国内外弥漫着的焦虑、茫然甚至悲观、绝望的情绪,邓小平虽然承认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99)但他强调“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告诫人们“不要惊慌失措”。(100)习近平郑重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101)面对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已有了“战略安排”,中国外交也已有了完整清晰的顶层设计。这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习近平在2018年6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有明确的体现。蓝图已经绘制,需要的是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坚强意志,需要的是不务虚名、不做虚工的实干精神。已经深刻认识世界不确定性特征并且学会与不确定性打交道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有能力坦然应对“黑天鹅”满天飞、“灰犀牛”遍地跑的局面。由此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外交必将展现出更大的确定性。这对于回应“世界向何处去”以及“中国向何处去”这两个举世关注、影响深远的重要议题是十分必要的。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人的意见,文中疏漏和错误由笔者负责。

   ①这是古希腊思想家留基伯(Leucippus)的界定。转引自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页。

   ②欧庭高、陈多闻:《现实世界不确定性的哲学意蕴》,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12—13页。

   ③李少军:《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24页。

   ④李少军:《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24页。

   ⑤安东尼·唐斯著,姚洋等译:《民主的经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1页。

   ⑥丁祖豪、陈广国:《论不确定性》,载《齐鲁学刊》,2004年第1期,第126页。

   ⑦王东生、曹磊:《混沌:分形及其应用》,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转引自丁祖豪、陈广国:《论不确定性》,载《齐鲁学刊》,2004年第1期,第126页。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613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5页。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第80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第351页。

   (12)《庄子·天下》。

   (13)转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5页。

   (14)有关国内外学术界对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s)的研究状况,参见黄欣荣:《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研究》,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7页。

   (15)尼古拉斯·雷舍尔著,吴彤译:《复杂性:一种哲学概观》,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8—9页。

   (16)参见丁祖豪、陈广国:《论不确定性》,载《齐鲁学刊》,2004年第1期,第125—128页。

   (17)欧庭高、陈多闻:《现实世界不确定性的哲学意蕴》,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13页。

(18)参见普利高津著,谌敏译:《确定性的终结》,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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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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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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