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存刚:更加不确定的世界,更加确定的中国外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8 次 更新时间:2019-11-13 07: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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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存刚  
这被国际舆论视为当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black swan event)”。自2017年年初上台以来,特朗普实施了一系列咄咄逼人、令人错愕的内外政策,包括对“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的过分强调、对开放的自由贸易体系的强烈反对、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随意破坏等;进入2018年后,更是发起大规模、多向度的国际贸易战。世界的确遭遇了“特朗普困境”。已有学者发出警告,当下的国际贸易战有可能长期化,甚至像20世纪20—30年代那样,以贸易保护主义开始、以血腥的国际战争结束。(27)更使人不安的是,特朗普已于2018年年初宣布竞选连任。鉴于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的总体态势,特朗普再次当选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一旦连任,特朗普所实施的内外政策只能较现在变本加厉。这将加剧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

   第二,全球化进程有所逆转,全球问题的严重性持续凸显。由市场和技术两大要素驱动的经济全球化在冷战结束之后加速发展,一度呈现空前迅猛的态势。经济全球化及其引发的政治、文化、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全球化,显著增强了世界的整体性。但人们在享受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也不得不面临日趋多样化且日益严峻的挑战,包括国家发展严重失衡、国家主权屡遭侵蚀、主权国家对外来思想和文化的控制能力日趋削弱、国内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等。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所谓“逆全球化”现象,本质上是对既往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各种消极因素的回调。与此同时,作为全球化衍生物的各种全球性问题——诸如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日益凸显。面对这些空间范围远超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帝国、涵盖社会领域极为广泛的社会现象,人类的管控经验十分有限、管控能力极为不足,且短期内无法弥补这方面的缺失。换言之,人类将长期面临“全球治理能力赤字”这一尴尬事实。(28)

   第三,地区一体化进程逐渐趋缓,地区分离主义倾向有所强化。地区一体化对全球化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演变均有较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一体化进程因欧盟成立而加快,并被视为地区一体化的典范而为世界其他地区所仿效。但进入21世纪后,成员国不断增多的欧盟在运行中问题频现。2016年年初,由于卡梅伦政府的政治误判,作为欧盟传统“三驾马车”之一的英国全民公投“脱欧”成功。该事件被国际舆论称为当年的另一个“黑天鹅事件”。英国“脱欧”对欧盟的负面影响广泛,其中最关键的有两点:一是欧盟整体经济实力显著下降,全球影响力削弱;二是疑欧主义和分离主义两个幽灵将在欧盟成员国内部更为活跃。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就坦陈:“作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和北约重要成员国,英国的离开对于欧洲统一进程来说乃无法忽视的‘打击’。”捷克总理博胡斯拉夫·索博特卡(Bohuslav Sobotka)也指出,英国“脱欧”之后,“欧盟还将经历分裂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甚至认为,英国“脱欧”引发对欧盟方向、凝聚力和未来的质疑,其震撼足以同美国对九一一恐怖袭击的反应相提并论。(29)人们还发现,今天欧盟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危机,“几乎没有一项是当初设计时预期到的,更有甚者,有些干脆就是它本身发展演变所带来的‘未能预期到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30)这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

   第四,全球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战争硝烟到处弥漫。20世纪80年代,尽管天下不很太平,但总体而言,世界还是呈现相对和平的发展趋势。冷战结束之后,尽管相继爆发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大国之间的明争暗斗从未平息,恐怖主义也在世界不少地方兴风作浪,但国际安全形势特别是传统安全形势大体平稳。然而近年来,国际安全形势特别是传统安全形势陡然发生变化。大国之间的军事竞争逐渐加剧,主要大国的军费开支特别是用于战略武器研发的费用大幅上升;(31)在太空、深海、极地和网络等新边疆的战略竞争愈演愈烈;美国与俄罗斯在东欧、中东地区的较量一直未得到有效缓解,中国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竞争在持续加剧。在东欧、东南亚、中东、北非、拉美等地,一些中小国家内部发生的严重武装冲突仍在持续,外部势力特别是域外大国的武装介入使得当地形势进一步复杂化。美国2018年年初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国防战略》报告(32)对战略上“竞争对手(rival power)”的框定、对战略目标的规划以及相应的布局构想,对全球安全构成新的威胁。

   第五,全球文化思想领域的激荡持续强化,民粹主义的影响急剧上升。在过去的40年间,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原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均先后走上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进程,政治自由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一度在全球各地大行其道,新保守主义、“第三条道路”也曾应运而生。令人遗憾的是,认知领域的多元化进程并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化解人类在精神世界的既有矛盾和冲突,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既有的矛盾和冲突。“以对自由和多元的进一步追求为一方,社会凝聚、群体价值、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宗教认同的要求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上升到显著的位置。”(33)有学者甚至认为,“世界重新沿着意识形态的裂痕分开”。(34)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民粹主义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愈演愈烈。在欧洲,民粹主义影响的急速上升加剧了相关国家内部的政治分裂和社会动荡,为各类具有极端倾向的政党(35)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乃至执掌国家权柄创造了条件;民粹主义在中东欧国家坐大,对该地区的地缘政治产生巨大冲击。特朗普的当选也可以被视为民粹主义、国家主义对全球自由主义的胜利。总之,“当前欧美所形成的民粹主义高潮不仅加剧了全球化的退潮,而且对现代世界体系在当今的走向产生巨大影响”。(36)

   上述种种现象的复杂交织,有可能使未来的世界发生更多“黑天鹅事件”,从而使人们继续错愕、茫然、恐慌、无助。换言之,世界的不确定性不仅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甚至还有进一步加剧之势。几年前,有美国学者不无忧虑地写道:由于当前仍在深化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是“二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演变的第三个阶段——新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进入危机和终结时期的表现”,因此“世界未来将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37)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二)导致当今世界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

   第一,西式民主制度逐渐劣质化。以代议制为核心内容的西式民主制度曾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流行方式,并于20世纪90年代广受追捧:不仅“一大批原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采纳了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政体,而且就连西方国家本身,也经历了一场‘再民主化’的洗礼”。(38)但进入21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内部,日趋激烈的政党竞争引发日益严重的政治认同危机,政党体制的稳定性持续下降;大量外来移民所导致的人口结构的多样化和族群宗教多元主义的崛起,加剧了既有的政治分化态势;(39)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40)在导致中产阶级持续萎缩的同时,加深了人们对政治体制的负面感知,年青一代的民主观念日趋淡漠。就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仓促移植的西式民主制度终因水土不服而未达到善治的预期,相反却导致了极端主义的勃兴、政治冲突烈度的升高,部分国家更是战火蔓延、生灵涂炭。也因此,近年来部分中小发展中国家先后宣布放弃西式民主制度。(41)当下世界各国在国家治理领域所面临的难题和困境,实际上折射出了执政者治理能力的严重不足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运行机制即西式民主制度出现了严重问题。更确切地说,西式民主制度正在劣质化。这也是民粹主义沉渣泛起的制度性根源。

   第二,国际关系空前复杂化。当今国际关系的复杂性首先表现为跨国互动领域空前广泛。不仅有国际行为体在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科技等领域的深入互动,还包括在纷至沓来、形式多样的新领域、新疆域(比如网络空间、外太空、深海、极地等)进行日益频繁、不断深入的互动,而这些新领域、新疆域往往尚未建立被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其次,跨国互动方式空前多样。可以是官方、正式的,也可以是非官方、非正式的,还可以是半官方、半正式的,由此导致外交的形式不断更新,内涵不断丰富。最后,跨国互动的过程和结果益发难以控制。其中有冲突,也有妥协;有对抗,也有合作,竞合关系(co-opetition)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常态。不仅如此,国际行为体日益多样化,跨国公司、跨国公民社会运动、全球性城市等非国家行为体获得空前的发展空间,日益广泛、更为深入地介入跨国事务。比如,在经济领域,作为一种“将多个国家的企业家、劳动者、消费者连起来的共同体”,(42)跨国公司通常建立自己的协调机制和管理网络,以制定生产标准和交易规则甚至准法律规范等。它们与特定区域通行的合同法规可能并不一致,当地政府因此丧失了规则控制权。(43)又如,地方政府和全球城市在跨国互动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比如,在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全美有15个州、455座城市、1747家商业实体、325所高校组成的“美国誓言(America's Pledge)”,公开表示将继续遵守《巴黎协定》确立的减排目标。(44)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以及它们与主权国家之间的互动进一步加剧了跨国互动的复杂性。面对这种国际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局面,既有国际规范、国际规则和全球秩序的约束力明显不足。由此,国际关系领域失范和失序的现象自然就会经常发生。

   第三,科学技术发展的双重作用日益突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规模在众多领域突飞猛进,对人类产生更为广泛也更为巨大的影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把高新技术当作发展国内生产力、扩大政治影响力、提升军队战斗力和威慑力的有效抓手。为掌握主导权,主要大国都先后制定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45)但科学技术发展对世界整体发展的影响历来都是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助于普遍提升国家实力,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度落后的国家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另一方面,它也会加剧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竞争态势。既有研究显示:“当世界政治出现权力转移的时候,领导国与挑战国的威胁感知会上升。在威胁感知的驱动下,双方会大幅扩展技术进步的政府规模,即增加政府对研发的资助和高新技术的采购。”(46)大国之间的“科技战”由此轮番上演。此外,基于科学技术进步与军事变革的同步性,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竞争及结果必然会反映到各国军事实力的消长方面,那些科学技术实力强大的国家基本上也是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比如武装无人机、智能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战争的经济和政治成本已经大幅下降。因此,那些在科学技术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的大国对其他国家的军事干预的冲动有可能强化。当然,正如自由主义者观察和强调的那样,科学技术的进步及新型武器技术的出现,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也有可能使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都不能免受外来袭击。(47)网络恐怖主义的崛起就是有力的例证。

   世界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人类认识世界的思想支点难寻。但人类又必须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以稳定预期,采取可信任行为,密切彼此间关系,提升文明程度。这确实是一种二律背反。为此,人类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确定性的规约下勉力前行。作为人类互动方式的外交也是如此。就中国外交而言,1978年以来的40年间,它始终需要面对和处理世界的不确定性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和彰显自己的特质。

  

   三 1978年以来中国外交的确定性特质持续增强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外交是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基本方式和主要手段,其所秉持的价值和理念、实施的战略和政策、采取的行为方式均将影响中国与世界互动的结果。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1978年以来的中国外交特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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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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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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