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建才 杨盛兰: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隐蔽宣传战探析

——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9 次 更新时间:2019-11-13 07:38

进入专题: 中情局   西方公司   隐蔽宣传   自由亚洲电台  

白建才   杨盛兰  

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中国与苏联结盟和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了破坏中苏同盟,削弱苏联和中国的力量和影响,缓解朝战压力,乃至颠覆中国政权,中情局台北站以“西方公司”身份开展活动,对中国大陆实施大规模隐蔽宣传战,制作、投送大量反华传单。这场宣传战由于其内容的虚假性和中国政府的强力应对遭到彻底失败,同时,进一步恶化了中美关系,加剧了中美对抗和东西方冷战;加强了美台合作,强化了美台关系;促使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了社会管理。

关 键 词:中情局  西方公司  隐蔽宣传  自由亚洲电台  CIA  Western Enterprises Inc  covert propaganda  Radio Free Asia


隐蔽宣传战(Covert Propaganda Warfare),或曰隐蔽宣传活动(Covert Propaganda Operations),是美国心理战和隐蔽行动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子战略,也是冷战期间美国运用最多的战略之一,被美国隐蔽行动问题专家格雷戈里·特里沃顿称为“隐蔽行动的面包和黄油”,据估计其活动约占战后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一半左右。①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中国与苏联的结盟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为了破坏中苏同盟,削弱苏联和中国的力量和影响,缓解朝战压力,乃至颠覆新中国政权,对中国实施了大量隐蔽行动,包括隐蔽的宣传战。目前,由于资料等条件的限制,国内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②2016年笔者在台北访学期间,在“国史馆”查阅到一批中情局台北站以“西方公司”身份开展活动,对中国大陆实施大规模隐蔽宣传战,制作、投送大量反华传单的材料。本文将主要依据这批档案资料,探讨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隐蔽宣传战,以管窥其时的中美关系和美国的宣传战略、冷战战略,并为准确把握当前美国的对外战略提供借鉴。

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的宣传战,也即所谓“黑色宣传”和“灰色宣传”,是指通过资助、支持、收买某些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编辑、记者、学者等,让他们撰写、编造、广播、发表美国所希望传递的信息;或通过隐蔽地散发传单、书刊,张贴墙报海报等形式,进行鼓动性宣传,以达到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增强西方社会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扶植美国所中意的势力,诋毁对方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统治集团,煽动对方内乱并传递其信息,削弱对方的力量和影响,动摇乃至瓦解对方的统治等目的。由于冷战的意识形态争夺性质及宣传战的“性价比”高,隐蔽的宣传战是美国隐蔽行动战略中使用最多的一个子战略。③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隐蔽宣传战最主要的形式,就是以台湾为基地,与国民党军情部门密切合作,对中国大陆制作投送了大量反华传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对国民党政府已非常失望,美国政府虽然在当年12月制定的对亚洲政策文件中确定要“继续承认中华民国政府”,“避免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④但事实上已决定抛弃国民党政府,扶植“第三势力”,并表示无意干涉中国内争,“不打算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和咨询意见,也不打算使用武装部队干预那里的局势”。⑤对于新中国政府,则试图“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与苏联之间、中国的斯大林分子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在适当的场合,应使用各种隐蔽和公开的手段”,⑥以实现拉拢中国,阻止中苏结盟,削弱乃至消灭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之战略目标。这就表明美国政府已将隐蔽行动作为将在中国实施的与公开斗争手段相配合的重要战略武器。其时由于中苏尚未结盟,美国对拉拢中国存有幻想,在中国实施的隐蔽行动主要是针对苏联。

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美国阻止中苏结盟的希望落空,不久又爆发了朝鲜战争,三个多月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给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以沉重打击。据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不仅派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阻止中国的统一大业,在1951年5月通过的对亚洲政策新文件《美国在亚洲的目标、政策与行动方针》(NSCA8/5)中,规定美国的当前目标之一是“使中国不要成为苏联的主要盟国”,具体行动方针包括:继续努力通过联合国部队在朝鲜的作战,使中国军队遭受重创,以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力量与威望;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加强培养非共产党领导人,并尽量影响在华的反对目前北平政权的领导人和人民,使北平政权能改变方向或被取而代之;扶持和帮助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反共力量,以便发展和扩大中国对北平政权统治的反抗,尤其是在中国南部;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使北平政权与莫斯科政权产生分歧,并在北平政权内部制造分裂;继续执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继续反对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获得席位,更加努力地说服其他国家采取类似政策等。⑦这就是说,美国要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包括隐蔽行动,培植其代理人反对新中国,扩大中苏分歧,分裂中共政权,“取而代之”。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视台湾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重新开始扶植国民党政府,派去军事顾问团,提供大量军事援助。中央情报局也在台北设立了工作站,与台湾军情部门密切合作,对中国大陆展开了隐蔽行动。

为了掩人耳目,中央情报局在台北工作站名为“西方企业公司”(Western Enterprise Incorporation),简称“西方公司”(WEI)。表面上这是一家经营船务的公司,但“一开始,台北工商界人士就发现这家船务公司的组织诡异,看起来没有太多的生意可做,公司的外籍雇员却经常维持在150人上下,远超过该公司的业务所需”。⑧从台北“国史馆”所藏档案看,1951年2月13日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顾维钧致电蒋介石,称“业遵钧示及外交部电”,给西方公司罗伯特·基奇特纳等4人“转饬签证”,表示“以后该公司续派人员,仍当照办”。⑨中情局特工开始以“西方公司”雇员身份入台活动。

“西方公司”在台湾的主要活动,除收集情报、培训反共武装外,便是对中国大陆实施隐蔽的宣传战。其主要形式,就是制作大量反华传单并投送到中国大陆。“西方公司”针对中国大陆制作投送的反华传单,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首先,竭力抹黑新中国的形势,恶毒攻击中国政府及领导人,挑拨破坏民族关系和社会主义建设。如一份名为《周匪去莫斯科的故事》的传单,画有一幅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李立山等五人正在开会的漫画,他们或愁眉苦脸,或焦头烂额,或埋头沉睡。所配他们的对话,皆对形势悲观失望,说什么“国内现在搞得乱七八糟,我们的处境可以说是到了孤立没有朋友的地步了”;“现在中国遍地天灾人祸,沿海一带人民,却在欢迎由海上来的游击队”;“台湾的反攻恐怖日渐迫近,我现在已经感觉到风暴的来临”。该传单由中情局所属民航公司8架飞机向中国大陆空投了2500000份。⑩一份于1953年9月空投给“淮河流域的同胞们”的传单,正反两面,包括一段文字、5首诗、两幅漫画。文字部分胡说什么“三年来共匪强迫你们治淮做劳工,使多少人家破人亡”;诗中又污蔑说“悲惨事儿数治淮,男女老幼都拉差,征工自己带粮食,征料忍痛砍木材,毁田掘地还拆屋,祖宗坟上把河开,朝朝暮暮无休息,倒毙路上无人埋”。一幅漫画中,一户人家茅屋破烂,树枝干枯,田地荒芜,父亲饿毙倒地,母子相拥而泣,人皆骨瘦如柴,还有一人吊死树上,情景极其凄惨,以致月牙垂泪。另一幅漫画是,在区政府缴粮处门口,一个农夫赤脚无头,跪在地上,两手高举自己血淋淋的头交给政府,标题为《这是最后一颗粮》。传单上还特别提示“请传阅”“请张贴”。(11)当时中国人民正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大力根治淮河千年水患,对于如此利国利民的伟大工程,中情局却费尽心机恶毒攻击,只能暴露其病态的反华反共立场。

1953年5月10日,“西方公司”同时给大陆藏区空投了《国民政府游击委员会给回藏民的信》《蒋总统告川甘青藏区同胞书》《甘珠尔瓦呼图克图给藏区佛教同胞的信》等3款传单,正反两面分别为汉语和藏文,污蔑中国政府的藏区政策是要“榨取财产”“强占寺院”,“破坏你们部落的组织,劫走你们的土司、士官,送到兰州或成都监禁或杀害”,“将来对待你们最后的残酷手段,就是要对你们普遍的进行清算斗争屠杀,或者把你们送到韩国去当炮灰,或送到俄国当奴工,弄得你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同时美化台湾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号召藏民起来抵抗,支持协助“游击队”的斗争,“等待政府反攻收复大陆”。(12)

其次,呼吁、号召大陆民众支持或参加国民党“游击队”,或开展各种形式反抗新中国政府的斗争。1949年底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在大陆尚有几十万残余部队,(13)之后蒋将其改编为“反共救国军”或“反共救国游击队”,作为将来反攻大陆的重要力量,要求其不断进行袭击破坏活动。为使这些袭击破坏活动成功进行,中情局“西方公司”在对中国大陆制作投送的传单中,不少是要求大陆民众支持或参加这些“游击队”,或采取其他形式的反抗。如1952年4月首次投送的一款传单题目即为《同胞们!如愿中国重获自由,就要帮助游击队!》。(14)1953年5月13日首次投送的一款传单,正面为《蒋总统召见游击英雄们》的照片,背面为《游击英雄致大陆同胞书》,号召大陆同胞“参加游击队”,声言如此“才能活下去,打游击最光荣”。(15)“西方公司”还制作投送了名为《三毛反抗记》的系列传单,传授破坏反抗的方法。其中一款标明于1953年12月首次投送的传单,画着一幅三毛正偷偷给一辆汽车油箱里放东西的漫画,所配文字写道:“打击共匪的方法:将糖放入共匪汽车的油箱里,使汽车中途抛锚。”(16)另一款传单为三毛正偷偷将一个插着铁钉的火柴盒放在一辆汽车车轮下,所配文字为:“打击共匪的方法:将洋钉插入火柴盒,平放在路旁停放的共匪汽车轮胎前,使汽车开动时,钉子戳破轮胎。”(17)还有一款为三毛正骑在高高的树权上破坏电线,所配文字为:“打击共匪的方法:用手将军用电话线里的铜丝扭断,皮线表面上不露痕迹,使共匪查不出损坏的地方。”(18)这些传单还特别标明,“看过以后传给别人”,以求获得最大效果。

再次,竭力挑拨煽动解放军官兵叛变投台。1953年7月,“西方公司”投送的一款专门针对军队官兵的传单说道:‘解放军’和‘民兵’同志们:自由中国的游击队就要攻打这个地方了!……倘若管你们的军官到现在还是执迷不悟的话,你们不可放过他们,必须把他们绑起来,押到你们的前面走出来……参加我们的行列吧!同我们一起回去做解放祖国的先锋。”(19)同月11日专门投送给浙江海门地区驻军的一款传单,上半部为一幅海军“起义”的漫画:一艘解放军军舰在海上航行,一些官兵发动“起义”,将五星红旗倒挂,把反对者扔下大海,驶向台湾。下半部分为一大段文字:“‘三野’的同志们!向图画中那些同志们看齐吧!参加真正解放大陆上被迫害被剥削的苦难同胞的工作吧!将来你们回到大陆的时候,将觉得有无限的光荣。”(20)此传单显然旨在分化解放军原第三野战军,煽动部分官兵反叛。

有意思的是,“西方公司”还印制了“安全证”,正面写道:“中共各部队指战员注意:这张纸是你们选择自由的保障,在你逃到了自由中国见到国军时,按着下面的三件事去做,可以得到绝对安全保障:一、放下武器;二、反穿上衣;三、交出这张安全证。”背面则是给“国军及游击队官兵”的说明和要求:“凡是手里拿着这张安全证的中共官兵,都是因为受不了共匪的压迫,才自动反正的。你们必须好好的优待他们,绝对保障他们的安全。”落款为“参谋总长周至柔”,并盖有“参谋总长印”和周本人印章,时间为“中华民国四十三年元月二十三日”。(21)其英文版中有段手写的说明,标明该安全证共印制了30万份,让与外岛基地有联系的渔民偷运回大陆。(22)

第四,污蔑、挑拨、破坏中苏关系。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苏两个世界大国结成紧密同盟,极大地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分裂、破坏中苏关系就成为美国政府的一个重要冷战目标。据此美国政府制定了“楔子战略”,要采取公开与隐蔽的各种手段,在中苏之间打进“楔子”。1952年8月,“西方公司”用4架飞机共空投了867万份名为《中国快要变成俄国的殖民地了》的传单,污蔑说8月17日周恩来到莫斯科后,“轻易地让俄国控制了中共所有的军队,中共的交通、警察、食粮、工业和人工,也一齐给俄国管理了”。(23)1953年11月1日“西方公司”向大陆投送的一款传单,正面是一幅名为《大陆人民“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的漫画,漫画中中国最高领导狗身人面,脖子上套着环,被苏联人拉着,面对着周围伸出的钳子、镢头、刺刀、算盘等物,惊恐不已。背面为写给“亲爱的同胞们”的一封信,挑拨说“上百万的中国青年被送到韩国去牺牲了性命,这应该由苏联人负责。他们还从中国运走了数百万吨粮食,害得成千成万的同胞活活地饿死,更可怜的是到寒冷冬天的时候,将有更多的同胞们死在饥寒交迫下”,“苏联人空口答应给中国的援助,都是骗人的。朱毛匪帮所说苏联送给中国的援助,其实都要中国人民去偿付的……你们不要忘记,苏联人一向是中国的敌人,永远是中国的敌人”!这款传单可谓极其恶毒,一箭双雕,同时攻击了中苏两国政府以及中苏关系。在“西方公司”制作投送的一些小传单、小标语中,也没有忘记诋毁中苏关系,如说什么“旅顺、大连都是中国的土地,共匪却把它们双手送给了俄国大鼻子”,“共匪把粮食运往俄国,让中国老百姓挨饿”,“俄国顾问享受大鱼大肉,大陆人民却在啃草根树皮”,“干部干什么?干掉大鼻子”等。(24)这些小传单都是装在火柴盒里,由渔民或与大陆有联系之人带到大陆。

第五,歌颂“反共义士”,美化台湾社会。“西方公司”在制作投送直接攻击大陆政府和社会、煽动引诱大陆军民支持帮助“反共救国军”的宣传品外,也投送了大量歌颂所谓“反共义士”、美化台湾社会的宣传品,引诱大陆军民加入反共队伍,叛逃投台。朝鲜战争结束后,一些志愿军战俘被威逼利诱来到台湾,“西方公司”配合国民党政府对此进行了大肆宣传,将他们戴上“反共义士”的“桂冠”。1954年1月22日,台湾《自由中国》第177期刊载了多则关于“反共义士”来台的消息,称“自由中国完成欢迎反共义士的准备”。在台北“国史馆”“西方企业公司卷”保存的该刊上,“西方公司”在其顶部用英文注明“我们准备了这些文稿并印刷了875000份”。(25)1月27日,台湾《自由中国》刊发《自由特刊》,详细报道了台湾各界对“反共义士”的盛大欢迎,“西方公司”注明其“准备了文稿并印刷了100000份”。(26)“西方公司”当时还制作了一款名为《中共在朝鲜吃了两个败仗》的传单,称中共在军事和心战方面都遭到了失败,“反共义士”们不受“·共匪”的“威迫利诱”,“用自己的鲜血写成血书”,要求来台湾。“西方公司”将该传单印制了二百万份,空投中国大陆。(27)与此同时,“西方公司”则竭力美化台湾社会,在其制作的一些小传单中,吹嘘说“在蒋总统英明领导下,自由中国的工人们快乐地工作,过着快乐的日子”,“在自由中国,每个人都吃得饱、穿得好”。(28)一张名为《送大米》的传单中,左边画一个解放军军官拿着手枪凶神恶煞地抢夺渔民捕的鱼;右边画的是台湾岛上物产丰富,一个农民手捧一包大米笑嘻嘻地要交给驾船前来的大陆渔民,后面有几艘渔船接踵而来,渔民欢呼雀跃;中间文字部分则写道:“上天又给了我们丰收,让我们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可是我们无时不想念你们。政府不断地提醒我们,说你们在共匪的迫害下,过着饥饿和痛苦的日子。”在对大陆进行了一番诽谤后接着又写道:“这次送给你们的一些东西,物轻意重,表示我们对你们的关心。”落款为“你们在台湾的同胞”。(29)

此外,“西方公司”还制作投放了一些攻击苏联领导人和政府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品。

总之,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隐蔽宣传战,接二连三制作了100多款宣传品,通过所谓民用航空公司、国民党空军、返回大陆的渔民或特工等隐蔽形式,从空中和海上向大陆投送,每月空投多达30多次,仅1953年就投放了约3亿份。(30)

在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隐蔽宣传战中,搞了一个很滑稽的“四字运动”(the Character Four Movement),即利用汉语中“四”字与“死”字的谐音,制作“四”字传单,大量投放张贴,将其作为开展抵抗的标记暗号,以煽动在中国大陆开展抵抗运动。

“四字运动”的第5款传单于1953年7月投入使用,传单上有一个长方形粗黑框,四个对角分别为“4”和“四”字;自上而下写有8行字,依次为:“一个反抗和反正的记号/无论你在甚么地方看到/‘四’或‘4’/它的意思是说/‘共匪必亡’/无论你在甚么地方写‘四’或‘4’/它的意思是说/‘共匪必亡’。”(31)在其制作的专门装在火柴盒的宣传品中,也有类似的传单,只是把文字压缩为3行:“‘四’或‘4’/它的意思是说/‘共匪必亡’。”(32)

1953年11月1日,“西方公司”投入使用的一款传单上有4幅画,一为三毛和一名解放军战士正在看着一架飞机投下大量“四”字传单;二为三毛向该战士讲解“四”字传单,伸出4个手指;三为该战士又向另一战士讲解“四”字传单,同样手伸4指;四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第二个战士在“连指导员室”外墙上写了“四”字,又偷偷在营房外墙上写“四”字。该传单属《三毛反抗记》系列传单之一,标明“看过以后传给别人”。(33)

在另一款《三毛反抗记》的传单里,也有4幅画:其一为三毛在制作解放军军帽的车间里偷偷在已做好的帽子里写“四”;其二为三毛正给一个工人讲解,说“四字运动就是共匪必亡”;其三为同样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三毛正在一棵树干上写“四”字,附近建筑物的墙上写了“共匪必亡”和“四”等字样,地上则摆了几个分别由4块石头组成的图案。其四为三毛正在公共厕所的内墙上写“共匪必亡”,而每个坑位的隔墙上也写了“共匪必亡”和“四”等字。(34)

“西方公司”不仅亲自制作投送反华传单,也利用其航空器为国民党政府空投大量宣传品。1952年9月30日,即新中国成立三周年前夕,“西方公司”出动数架飞机,在广东潮汕地区空投了由“国民政府政治部”起草的三款传单,分别为《告张熙辉部书》《告潮汕地区民众书》和《告潮汕地区匪军官兵书》,各空投10万份。这些传单均对新中国政府和领导人进行了恶毒攻击,攻击“卖国贼毛泽东是史太林的奴隶,在毛贼统治下的人们又是他的奴隶”,声称“汉贼不两立,忠奸不并存”,吹嘘“自由中国经过三年来励精图治,已经成为反共阵营中的中坚了,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反攻大陆光复国土的”,(35)号召潮汕地区民众像几百年前“八月十五杀鞑子”那样“八月十五杀共匪”,(36)要求当地官兵“掉转你们的枪口”,“重返祖国的怀抱”。(37)

除了制作投送宣传品、开展“四字运动”外,美国也利用无线电广播开展了对中国的隐蔽宣传战。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冷战在亚洲拉开帷幕,美国政府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乃至颠覆新中国政府,仿效欧洲模式,暗中支持资助一些反华反共人士,于1951年3月12日在旧金山成立了“自由亚洲委员会”,并在旗下成立了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RFA)。该委员会和电台名义上是私人组织和电台,但实际上被美国政府控制,“是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成立、由中情局间接资助的秘密行动机构,其目的就是建立一个有充分自由的私人机构,去做政府想做但不便做或不能做的事”,(38)成为美国对中国实施隐蔽行动的工具。1951年9月4日,自由亚洲电台开始向东南亚华侨和中国大陆广播,每周6天、每天播出4小时,语言包括普通话、中国方言和英语,节目包括新闻、时评、人物和音乐。其受众主要为无线电拥有者、通讯工作人员、军队和其他基于工作需要收听各种广播的官员。为了加强播出效果,它还在马尼拉设立了转播站。(39)自由亚洲委员会主席布雷顿·威尔伯明确指出,RFA的最终目标是“用确凿的、准确的、真实的新闻刺破亚洲的‘铁幕’”。(40)

与此同时,美国也通过所谓联合国军的广播对中国进行隐蔽的宣传战。根据1960年美国海外情报活动总统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在美国已经实施并将继续实施的对中国的情报计划中,“联合国军司令部之声用普通话和广州话每周播送约28个小时,尽管表面上这是一个联合国军的无线电台,但它实际上是由驻扎在朝鲜、冲绳、日本的美军所操作的”。(41)这显然是一种隐蔽宣传。

在美国对中国隐蔽的宣传战中,有一个领域不能不论及,这就是美国对海外华人实施的“反共保台”隐蔽宣传战。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向东南亚的扩张,该地区多达上千万的华人就不能不成为美国关注的对象。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确定将台湾作为其对抗中国大陆的心理战基地,与中共争夺海外华人成为美国的一项基本政策。为此,美国对海外华人实施了一系列公开与隐蔽的宣传战心理战。就隐蔽的宣传战来说,如“美国新闻总署在东南亚地区发行了两种汉语杂志《今日世界》(World Today)和《四海为家》(Four Seas)。为避免暴露美国政府参与其中,杂志由香港出版,再由台湾印刷并发行到整个东南亚地区”。在教育领域,为争夺海外华人学生,“借助设在台北的华美委员会(Chinese-American Committee in Taipei),美国成功扩充了台湾大中学校的设施,使其可以接纳额外的1000名海外学生。到1955年9月,则可增加至2600名”。(42)这些行动都通过代理机构实施,着意掩盖美国政府的身份,自然属于隐蔽的宣传战。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隐蔽的宣传战是美国对中国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遏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对苏联集团全面遏制战略在宣传领域的具体实施。它凸显了美国政府对宣传手段的重视,此时的美国已不再将宣传看作是不道德的欺骗行为,至少在对外战略中是如此。利用各种公开的和隐蔽的宣传手段,丑化对手,美化自己,煽动对方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挑动内乱,给对方制造各种麻烦,直至推翻对方政府,已成为美国政府的家常便饭。这也凸显了东西方冷战争夺的意识形态性质,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冷战争夺并非仅仅是世界霸权之争,而是更深层次的改变对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斗争,宣传则是实现后者的最重要的手段。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中情局乘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力薄弱之机,采取隐蔽手段,在中国沿海和内陆大量散发各种反动宣传品,如入无人之境;自由亚洲电台也效法自由欧洲电台应运而生,对中国大陆进行频繁广播,虽然宣传触及的是人的思想灵魂,其效果很难具体统计,但许多事实证明,美国对中国的隐蔽宣传战是不得人心的、失败的。美国对中国实施隐蔽宣传战的根本目的,是要煽动中国内乱,阻止中国的建设发展,破坏中苏关系,乃至颠覆中国政府。但从西方公司上述宣传品可知,其皆为诽谤、污蔑、捏造等不实之词,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截然相反。当时全国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享受着翻身得解放的新生活,热火朝天地进行土地改革、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和抗美援朝运动,那些污蔑中国社会一片黑暗、人民生活痛苦凄惨、各级领导腐败无能的谰言,只能更加暴露谣言制造者反华反共的嘴脸和险恶用心。美国隐蔽的宣传战丝毫未能阻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步伐,中国政府愈加巩固。

就自由亚洲电台来说,1953年4月1日,美国政府在一份名为《自由亚洲电台的国际广播》的报告中评估了RFA的广播作业,指出由于该电台的发射功率低,其广播“在亚洲任何地方都不能被正常听到”。(43)该报告被提交给了总统特别助理,1953年4月15日,“自由亚洲委员会”做出了停止RFA的决定。1953年4月30日,该委员会主席布雷顿·威尔伯向媒体宣布了这一决定,称“与亚洲人民的沟通将以其他形式进行”。(44)自由亚洲电台的宣传遭到了彻底失败,存在了不足两年就被取缔。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隐蔽宣传战的失败还在于中共宣传力量的强大。中共历来重视宣传工作。1951年初,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各地纷纷建立由报告员、宣传员等组成的宣传网。如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区以上的各级党委员会的书记与委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中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中,应挑选适当人员,经党的委员会批准,组成报告员的固定组织。按中央决定,报告员每两个月向当地人民群众做一次关于时事、政策、工作任务、工作经验的有系统的政治报告”,“各地必须立即动手,根据中央决定与中南局指示,切实结合当前各项中心工作(农村在土改运动中,城市在抗美援朝运动和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中),开始建立宣传网(员)的工作,先在城镇大力普遍建立,同时有步骤地向农村开展这一工作。在本年六月份以前,必须在工厂、矿山、铁路、学校、机关、城市中的群众团体及城市街道的支部中,有计划地、有重点地逐步建立起来。……在今年六月以前,农村中凡已建立支部和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必须将宣传员普遍建立起来,没有支部的地方,宣传员由区委直接领导。”(45)指示要求,各级党委要定期讨论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工作,党委书记应直接领导宣传工作。该指示在执行几个月后,到5月底,“全省县以上报告员已初步建立起来,计省委级48人,地委级244人,县委级492人,区委级399人,总计1183人”,县级以下4509人。当年五一节前后,省委报告员有26人做了报告,听众达50余万人。此外,还有非党宣传网,即由非党员群众组织的板报组、读报组等,仅衡阳市就有读报组1087个,参加者达15000多人。(46)如此庞大的宣传网,经常适时地进行国内外形势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宣传,使广大群众接收大量正面信息,自然使中情局的那些负面宣传无人相信,难以发挥作用。

如果说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隐蔽的宣传战还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话,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进一步恶化了中美关系,加剧了中美对抗和东西方冷战。西方公司给中国大陆空投或偷运的数以亿计的宣传品,恶毒攻击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大肆污蔑中国的社会状况,竭力煽动民众造反和支持残余的国民党武装或解放军官兵叛变,这就使美国政府在中国政府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更加恶劣,将其视为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态度更加坚定强烈。在这一时期,中国坚决站在苏联一边,与苏联结成紧密的军事政治同盟,两国在国际斗争中互相支持,使社会主义阵营空前强大,国际影响力迅速增强,东西方冷战愈演愈烈。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苏联方面调整了政策,美苏关系开始解冻,但中国与美国的冷战则在加剧,甚至在1954和1958年上演了两场台海危机。

其次,加强了美台合作,强化了美台关系。如前所述,1949年前后,由于对蒋介石政府完全失望,美国一度曾想放弃对蒋介石的支持,开始寻找“第三势力”。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虽然将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一个基地,但美国对蒋介石政府并不完全信任,美台关系并未完全改善。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也有一个目的即阻止蒋介石政府反攻大陆、制造麻烦。蒋介石政府多次要求派军赴朝参战,也遭到了美国的拒绝。中情局开始对中国实施隐蔽的宣传战后,与台湾军方和情报部门互相合作,配合行动,这就促进了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密切。1954年12月,美台双方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结成了军事政治同盟,“但强化维系台美日后关系者,却是相当依赖情报计划之合作落实;中央情报局台北站也成了美国驻台军事单位中最受国府信任之组织”。(47)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雷·克莱恩(Ray Steiner Cline)与台湾主管情报部门的蒋经国成为极其亲密的朋友。(48)可见,中情局的活动对美台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后,促使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进一步加强了社会管理,在不断加强正面宣传的同时,也要求民众凡拣到或收到美蒋反动宣传品后不得收藏,一律上交,也不得“收听敌台”,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外有美国为首西方集团的封锁遏制,内有蒋介石残余势力的颠覆破坏和反攻叫嚣,政权尚未完全稳固,采取这些比较严厉的管制措施是形势所迫,却进一步招致了敌对势力的攻击。

注释:

①Gregory F.Treverton,Covert Action:The Limits of Intervention in the Postwar World,New York: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87,pp.13-14.

②国内已有不少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心理战的研究成果,如于群:《新冷战史研究——美国的心理宣传战和情报战》,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于群:《社会科学研究与美国心理冷战战略——以“学术宣传项目”为核心的探讨》,《美国研究》2007年第2期;史澎海:《“第四种武器”——冷战期间美国对中东国家的心理战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史澎海:《冷战初期美国对西欧的心理战略行动》,《中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史澎海:《冷战初期美国对苏联的心理战略及其实施策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张杨:《以宗教为冷战武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东南亚佛教国家的心理战》,《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郭永虎:《“争夺心灵和思想”——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对华心理宣传战初探》,《史学集刊》2015年第3期;郭又新:《穿越“铁幕”:美国对“苏东”国家的冷战宣传》,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3年;彭凤玲:《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西欧心理战略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0年等,但鲜见专门论述冷战初期美国对中国隐蔽宣传战的成果。

③关于隐蔽行动战略的内涵及其与隐蔽宣传战的关系,请参阅拙著《“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7-65页。

④NSC48/2,"The Position of the U.S.with Respect to Asia," Dec.30,1949,PD00138,DNSA.

⑤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12,No.550,January 16,1950,p.79.转引自郝雨凡:《白宫决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内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⑥NSC48/2,"The Position of the U.S.with Respect to Asia," Dec.30,1949,PD00138,DNSA.

⑦NSC48/5,"United States Objectives,Polici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in Asia," May 17,1951,FRUS,1951,Vol.6,Asia and the Pacific,Part 1,Washington D.C.:USGPO,1977,pp.35-37.

⑧翁台生:《CIA在台湾活动秘辛——西方公司的故事》,台北:联合报社,1993年,第21页。

⑨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03,台北“国史馆”藏。

⑩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004a.jpg,台北“国史馆”藏。

(11)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038a.jpg,台北“国史馆”藏。

(12)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057a.jpg-065a.jpg,台北“国史馆”藏。

(13)关于其人数有不同说法。台湾国民党政府称有150万,美国二战时援华“飞虎队”队长陈纳德认为大约有70~90万。参见翁台生:《CIA在台活动秘辛——西方公司的故事》,第23页。1951年5月美国特别情报评估说:“在中国约有60万反共游击队,其中约30万在国民党松散控制之下。”"Speci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E-5," May 22,1951.FRUS,1951,Vol.7,Korea and China(in two parts),part 2,p.1674.

(14)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002a.jpg,台北“国史馆”藏。

(15)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052a.jpg,台北“国史馆”藏。

(16)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090a.jpg,台北“国史馆”藏。

(17)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091a.jpg,台北“国史馆”藏。

(18)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089a.jpg,台北“国史馆”藏。

(19)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048a.jpg,台北“国史馆”藏。

(20)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045a.jpg,台北“国史馆”藏。

(21)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108a.jpg,台北“国史馆”藏。

(22)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110a.jpg,台北“国史馆”藏。

(23)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010a.jpg,台北“国史馆”藏。

(24)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118a.jpg,台北“国史馆”藏。

(25)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154a.jpg,台北“国史馆”藏。

(26)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141a.jpg,台北“国史馆”藏。

(27)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174a.jpg,台北“国史馆”藏。

(28)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119a.jpg,台北“国史馆”藏。

(29)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115a.jpg,台北“国史馆”藏。

(30)John Prados,Presidents' Secret Wars:CIA and Pentagon Covert Operations from World War II through Persian Gulf,Chicago:Ivan R.Dec,Publisher,1996,p.72.

(31)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088a.jpg,台北“国史馆”藏。

(32)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123a.jpg,台北“国史馆”藏。

(33)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092a.jpg,台北“国史馆”藏。

(34)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094a.jpg,台北“国史馆”藏。

(35)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020a.jpg,台北“国史馆”藏。

(36)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023a.jpg,台北“国史馆”藏。

(37)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西方企业公司卷,典藏号002-080106-00080-017,图档号002-080106-00080-017-025a.jpg,台北“国史馆”藏。

(38)Cold War Radio,September 4,2012,http://coldwarradio.blogspot.com/2012/09/september-04.转引自毕研韬:《自由亚洲电台背景分析》,《青年记者》2013年第22期,第87页。

(39)"International Radio Broadcasting by Radio Free Asia," Apr 1,1953,CK3100139128,DDRS;郭永虎:《“争夺心灵和思想”——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对华心理宣传战初探》,《史学集刊》2015年第3期,第70页。

(40)Cold War Radio,September 4,2012.http://coldwarradio.blogspot.com/2012/09/september-04-1951-original-radio-free.htm.转引自毕研韬:《自由亚洲电台背景分析》,《青年记者》2013年第22期,第87页。

(41)《海外情报活动总统委员会关于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及美国对策的报告》(1960年5月23日),孔晨旭译,张民军校,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2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184页。

(42)张杨:《“海外华人项目”与美国反华保台之心理战政策初探》,《东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3期,第56-57页。

(43)"International Radio Broadcasting by Radio Free Asia," Apr 1,1953,CK3100139128,DDRS.

(44)Cold War Radio,September 4,2012.http://coldwarradio.blogspot.com/2012/09/september-04-1951-original-radio-free.htm.转引自毕研韬:《自由亚洲电台背景分析》,《青年记者》2013年第22期,第88页。

(45)中共湖南省委:《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执行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的指示》(草案),1951年1月,档案号141-1-87,湖南省档案馆藏。

(46)中共湖南省委:《中共湖南省委对中央建立宣传网决定执行情况的报告》,1951年6月6日,档案号141-1-87,湖南省档案馆藏。

(47)涂成吉:《克莱恩与台湾——反共理想与理性之冲突和妥协》,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2-3页。

(48)克莱恩于1956年被正式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在中情局设在弗吉尼亚州的“农场”基地训练一年后,1958年初到任,1962年离任回国,就任中情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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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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