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德:“雷纳尔之问”与美洲“发现”及其后果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4 次 更新时间:2019-11-11 07: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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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德  
德波这本书出版之后在欧洲学界掀起轩然大波,其关于美洲的观点即刻遭到一些学者的非议,同时对欧洲人树立美洲的负面形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包括雷纳尔在内的研究美洲专家或多或少地从德波的美洲观中获得灵感,在他们的著述中加以发挥。欧洲学界专门研究美洲的学者不是太多,德波可以算作一位,但他又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其对美洲否定程度之激烈,很少有学者能望其项背。读者很难在德波的著述中找到正面描述美洲的语句,他把美洲“邪恶”所表现出的一切皆归于美洲的“发现”。他在“序言”开首便谈到这一点,宣称“对人类来说,没有一个事件比美洲之发现更加引人注目了。回顾从现在到最遥远的时代,我们看到任何事件都不能与之相比;毋庸置疑,地球的一半区域天生地丑陋不堪,致使该区域所包括的一切要么是退化的要么是怪异的,看到这种场面是多么的印象深刻和令人恐怖”(56)。从德波随后的详细描述来看,美洲的“发现”无论对“新大陆”还是对欧洲,所产生的作用几乎都是负面的。牛津大学知名历史学家约翰·赫克斯特布尔·埃利奥特由此认为,德波“把新大陆的发现描述为人类历史上最不幸的事件”(57)。德波倒不是强烈地反对殖民主义,而是想通过把美洲描述为不适宜人类居住之地,借以阻止普鲁士民众移居美洲。他对“新大陆发现”的否定旨在找出美洲“低劣”的根源,显然有着服务于普鲁士王室的现实目的。

   美洲的“发现”及其殖民化不仅决定了“新大陆”的发展方向,而且对“旧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德波对“新大陆”的负面描述不只是对美洲“发现”及其产生之后果的否定,很大程度上暗含着欧洲最终不会从“退化”或“低劣”的美洲获得什么好处。德波的《关于美洲人的哲学研究》出版时,法国学者安托万-约瑟夫·佩尔内蒂应腓特烈大帝之邀在柏林皇家图书馆任职。佩尔内蒂认为,德波对美洲的描述错误百出,势必会误导读者对美洲的认识,决定即刻奋笔著书,于1770年出版了《关于美洲与美洲人之论》,该书的副标题是对德波《哲学研究》的反驳。针对佩尔内蒂的批评,德波不甘示弱,神速地完成了《哲学研究之辩护》,也于1770年出版。佩尔内蒂很快做出回应,翌年便出版了《对哲学研究关于美洲与美洲人的考察》一书,这本书无多少新意,很多地方重复了第一本书的思想,却把与德波的论战推向高潮。佩尔内蒂书中很少对美洲“发现”的利弊做出评价,内容多是批评德波对美洲各个方面的贬损,但从他的反驳论据中可以明显地感到他对美洲“发现”及其产生之后果的基本看法,即特别强调了美洲对人类或欧洲的贡献。他用带有讥讽的口气说,德波先生“幸亏没有授权作为整个欧洲的发言人来决定我们关于美洲的判断和思想,也没有授权表达我们对新大陆感恩的情绪”。“感恩”一词比较形象地反映出他对美洲的“发现”及其产生的后果持肯定态度。在他看来,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已离不开“新大陆”提供的各种物品。欧洲人“将继续从美洲获得糖、可可豆以及咖啡,以满足我们的味觉和感官”。我们还从美洲获得“制作胶合板的木材以及制作奢侈品与花色布料的印染材料”,还有“来自秘鲁的镇痛软膏、柯拜巴脂、奎宁、黄樟、愈疮木以及上千种其他药物来医治我们的疾病”。美洲还提供了诸如“金银”等贵金属,还有“宝石、毛皮以及为我们保暖的棉花”(58)。其实,美洲对人类物质生活的贡献远不止上述所列。佩尔内蒂的《关于美洲与美洲人之论》不到130页,与德波的著述相比只能算作小册子,全书差不多都是赞扬美洲自然环境和印第安人体质与智力之语,与德波的美洲观相比实际上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有的学者不同意德波对美洲的全盘否定,但反驳德波的美洲观时又与佩尔内蒂的看法区别很大。法国学者皮埃尔·鲁博神父就是其中一位。鲁博是个历史学家,出版了多部历史著作,代表作是五卷本的《亚洲、非洲和美洲通史》,他对美洲的看法主要集中在第五卷。鲁博在书中对德波的美洲观予以激烈抨击,认为“新大陆的发现”本身是人类的辉煌成就,但美洲的征服、美洲资源的开发以及对美洲土著民族的剥削给“旧世界”和“新大陆”带来巨大的灾难。鲁博在阐明自己看法之前用了很大篇幅对德波的观点进行辩驳,反问正辩,淋漓尽致。鲁博认为,“新大陆的发现”“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革命”,但“对美洲的征服是人类遭受的最骇人听闻的灾难”,后者与前者显然有着不可解脱的因果逻辑联系。为了说明这一点,鲁博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欧洲征服者给“新大陆”带来的凄惨图景,即“奴隶和野蛮人依然存在,这些奴隶受到最残酷的致命虐待,他们无精打采的愚昧状态是人类苦难的最低级程度。这些野蛮人通常受到我们的军队、我们的阴谋、我们的邪恶、我们的疾病以及我们的烈酒等攻击,被驱赶追捕,自甘堕落,备受摧残。他们像儿童一样变得衰弱不堪,品行败坏”。按照鲁博的观点,自美洲发现以来,欧洲与这个被殖民化的大陆之间“只存在着令人恐怖的邪恶交换,而不存在着善行的互惠交流”。他举例说,欧洲殖民者把天花带到美洲,天花对“新大陆”的毁灭一点都不亚于美洲疾病在欧洲造成的破坏。不管是印第安人,还是欧洲殖民者,死于非命的数目令人瞠目。欧洲殖民者从美洲获得大量黄金,但黄金最终让这些欧洲殖民大国深受其害。(59)鲁博对美洲的“发现”评价比较高,但对“发现”之后果的抨击丝毫不亚于德波。德波多是从美洲本身来否定美洲“发现”及其后果的,而鲁博多是从欧洲殖民者带给美洲灾难来做出否定回答的。德波和鲁博“否定”所选择的对象重点有所不同,但观点和结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介绍的著述远未展现出启蒙时期欧美学术界在美洲“发现”及其后果上的全部成果,一些相关论著或许根本就没有出版或发表,大概随着时间的流逝甚至连文本都未能保存下来。此外,受语言能力的限制,笔者很难了解欧洲有些国家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这些皆是研究这一问题留下的很大遗憾,弥补这种遗憾只能是有待来者了。

   在启蒙运动时期,美洲成为欧洲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但绝大多数欧洲人对大洋彼岸的美洲并无真正的了解,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很多学者对美洲的描述通常是将之置于欧洲的对立面,在他们的笔下,美洲展现出的一切似乎多与欧洲文明反其道而行之,属于尚未“开化”的大陆。这样,欧洲人虚拟出的美洲形象总是负面的和不切实际的,旨在凸显欧洲文明的优越。在美国革命爆发之前,对欧洲民众认识美洲产生较大影响的多是那些在总体上否定美洲的学者,即使有学者对他们的美洲观提出质疑,质疑者的观点也很难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更谈不上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了。美国革命的爆发对欧洲人的负面美洲形象产生了很大冲击,欧洲学界由此掀起对美洲各个方面讨论的热潮,不同观点迭出,形成了意大利学者安东内洛·杰尔比称之为的“关于新大陆争论”(60)的局面。欧洲学界关于“新大陆”争论范围很广,对美洲“发现”及其产生后果的利弊祸福之争只是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场争论涉及研究美洲的一个根本问题,既包含着对欧洲大国殖民化美洲的评价,又暗含着如何能够走出专制主义带给美洲灾难的梦魇,实现启蒙时期思想家提倡的“理性”社会。因此,介入争论的学者显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美洲很大程度上成为抨击或维护欧洲现状的“中介”,意为借美洲之“题”来发挥对改变或维护欧洲现状的不同看法。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等谈到这场争论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提出“美洲是一个错误吗”的那些学者“不是真正地谈论美洲,他们谈论旧世界,谈论大自然和文明,谈论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谈论折磨他们自己社会的腐败和不幸。当他们真正转向美洲时,他们从来不会记起他们撰写的美洲是什么样子”(61)。这段话虽有夸张之嫌,却意味深长,对理解这场争论的真正目的深有启迪。

   这场争论的客体是美洲,主体是欧洲,意为主体在客体区域内的殖民活动究竟对两个大陆产生的作用如何。争论最初主要是欧洲学者参与,后来亦有少量的美国学者介入。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没有局限在一个国家,不过基本上是在欧洲学者的圈子内打转,表现出明显的“单边性”。对美洲“发现”及其产生之后果的评价,不管是持“否定”意见者,还是持“肯定”意见者,基本上是站在欧洲文明的立场上来观察,“利弊祸福”主要是针对欧洲而言的,给美洲带来的“祸福”尽管是作为论证其观点的实例,但他们的兴趣点或关注点显然不在于此,他们对美洲的描述并不是把美洲作为主体,而是将之置于欧洲大国构建的全球殖民或商业体系之内。因此,“美洲的发现是个错误吗”显然是从欧洲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的,“发现”和“错误”是主体强加给客体的词汇,离不开客体但在文本上似乎与客体又没有多大关系。这样,把欧洲置于“中心”位置回答这一问题自然为“顺理成章”,更何况读者群主要是欧洲人。在18世纪后半期,启蒙思想家高扬“理性”与“科学”的大旗,向愚昧人们的专制制度发出挑战,但这丝毫改变不了欧洲人以本大陆为中心观察世界的思维定式,美洲的“野蛮”和“蒙昧”恰恰成为凸显欧洲文明优越的衬托。以这种“居高临下”的心态来回答这个问题,势必缺乏客观性,不可避免地把想象夹杂在严谨的学术研究之中,以此展现欧“优”美“劣”的图景。其实,对这个问题回答具有发言权的应该是美洲本土人,他们身临其境,至少对美洲“发现”给他们生活之大陆带来的结果有着切身的体验或感受,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以“我”为中心的情结。除了很少的美国学者撰写了相关论文之外,美洲本土人的这种优势显然没有在18世纪后半期这场争论中充分发挥出来,致使这场争论几乎没有美洲本土人的声音,这无疑给这场争论留下难以弥补的缺憾,实际上成为欧洲学者针对美洲的“中心主义”情绪之宣泄。

   尽管如此,这场主要发生在欧洲学界的关于美洲“发现”及其后果的争论显然具有难以磨灭的深远意义。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在“雷纳尔之问”提出之前便已拉开序幕,雷纳尔在美国革命即将成功之际明确提出这一问题,在欧洲学界把这场争论推向高潮。此时,争论的意义更加凸显出来,显然有助于欧洲人进一步深入了解美洲,对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有了一种新的认识。里昂研究院为“雷纳尔之问”设立的奖项无果而终,但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没有落下帷幕,原因主要在于这场争论没有形成人们共识的答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叶带有激动的情绪宣称,美洲的发现“是个错误,是个巨大的错误,真的是个错误”(62)。举出弗洛伊德之例旨在表明这场争论远未结束,即使到了当代,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美洲学者的介入让争论具有了名副其实的国际性,正是通过他们的描述,美洲不断地把真实的自我展现在世人面前。欧洲人逐渐地走出想象美洲的虚幻图景,对彼岸世界了解的不断加深。对于这种结果,这场争论的持续显然是功不可没。

   注释:

   ①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埃尔莫·吉奥丹内蒂:《美洲是个错误吗?一场18世纪的争论》(Henry Steele Commager and Elmo Giordanetti,Was America a Mistake?An Eighteenth-Century Controversy),哈柏和罗出版公司1967年版;小阿瑟·施莱辛格:《美洲是个错误吗?关于努力揭穿哥伦布及其发现之长期历史的反思》(Arthur Schlesinger Jr.,“Was America a Mistake?Reflections on the Long History of Efforts to Debunk Columbus and his Discovery”),《大西洋》(Atlantic)第270卷,1992年第3期;爱德华·E.黑尔:《哥伦布发现之结果》(Edward E.Hale,“The Results of Columbus’s Discovery”),《美洲古迹学会会刊》(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Proceedings)1892年。

②哥伦布著,杨巍译:《孤独与荣誉:哥伦布航海日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在正文之前,收录了奥维耶多著述《西印度通史与自然史概要》第二卷中关于哥伦布三章的译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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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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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世界历史》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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