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如何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 次 更新时间:2019-11-10 22: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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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  
还有贯穿于法律职业生涯的继续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坚持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并重、大众化教育兼顾精英教育理念,初步形成了法学教育、司法教育及法律职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培养造就了大批具有法律人格、法律知识和法律职业技能的专门人才。”

  

   袁贵仁对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的分析,涉及法治人才培养管理的四个机构,即教育部门、司法部门、教育行业协会和法学院,其职能分工分别是宏观管理、行业指导、自律管理、自主管理,并称之为“四位一体”。应该说,这个描述是比较罕见的,是第一次对我国法学教育管理体制的一个表述。然而对于这四部门间的关系及其定位是否符合法治人才培养的规律和特点,还有很大的探讨余地。正因此,表述中使用的是“初步形成”,很是勉强。

  

   关于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存在的问题,袁贵仁承认:

  

   不同地区之间法学教育资源特别是师资配置仍不平衡,法学院校与法治实务部门协同育人机制不够完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法律职业的衔接不够紧密,职业化与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相互结合还不够到位,加强和改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培养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刻不容缓。

  

   这里指出的这些问题,包括资源分布不平衡的问题、理实脱节的问题、培养与考试和职业不衔接的问题、职业伦理训练不足的问题等等,都是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也都是多年来法学教育界一直强烈呼吁改革的棘手问题。

  

   除此之外,张文显教授分析了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不适应、很不符合”问题,在他看来,最大的不足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教育的薄弱,致使“西方法治理论一度在教材和教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没有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觉,对西方法治模式和法治理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和危害认识不足”;此外,还存在“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国家急需的具有国际意识、国际视野、国际法律实务技能的高端法律人才奇缺”等问题。

  

   张文显教授的分析,重点强调了法律教育的目标、方向的政治性问题,并未涉及法治人才培养机制问题。因为模式单一、学生实践能力弱、国际化程度低的问题,都是现象层面的问题,而非机理。法学界其他的一些相关讨论,也大都限于这个范畴。

  

   我个人认为,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的建立、改进和完善,必须建立在对法治人才培养规律和特点深入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之上。法治人才的培养,既要符合法律职业的属性,也要符合一般人才培养的属性。溯自清末法制改革以来,对于法律人才培养工作的权能归属,一直存在不同争议,民国时期大体上保持着司法、教育两部交叉管理法学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比较注重和强调法律人才培养的教育属性,而忽视法律实务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导致法律职业和法律教育的长期脱节。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由教育部对法律人才的培养工作给予如此彻底的管控;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法律实务部门长期游离于法律人才培养活动之外。我们可以说是没有处理好法治人才培养的双重属性问题,但实际上在于部门利益垄断局面的维持,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法治人才的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有一段非常深刻、坦率和直白的表述:

  

   18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都是涉及利益关系和权力格局调整的“硬骨头”。凡是这次写进决定的改革举措,都是我们看准了的事情,都是必须改的。这就需要我们拿出自我革新的勇气,一个一个问题解决,一项一项抓好落实。

  

   法治领域改革涉及的主要是公检法司等国家政权机关和强力部门,社会关注度高,改革难度大,更需要自我革新的胸襟。如果心中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拘泥于部门权限和利益,甚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讨价还价,必然是磕磕绊绊、难有作为。改革哪有不触动现有职能、权限、利益的?需要触动的就要敢于触动,各方面都要服从大局。各部门各方面一定要增强大局意识,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跳出部门框框,做到相互支持、相互配合。要把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人民群众对问题解决的满意度作为评价改革成效的标准。只要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有利于维护人民权益、维护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不管遇到什么阻力和干扰,都要坚定不移向前推进,决不能避重就轻、拣易怕难、互相推诿、久拖不决。

  

   可以说,这个分析,指出了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的难点,指出了问题的根子。

  

   机制一般指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社会学意义上的机制,通常理解为在正视事务各个部分存在的前提下,协调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以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具体运行方式。

  

   试观举凡关系法学院校办学核心利益的各种重要资源,高校行政化地位的确定、经费投入、教师职称和各类招生比例规模、学位点授权,以及反映在高校评估指标体系中的各种名目繁多的评价指标,哪样不是高度控制在教育部?全国法学院校分别隶属于教育部等十多个中央部委和各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条块分割、分散封闭、严重混乱。特别是2000年将全国五所政法大学脱离司法部,并将其中的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划归地方政府管理后,弱化了三所高校传统的办学优势和学科专业特色,过去长期对区域的辐射和对全国的带动引领作用都受到极大限制,加剧了东西部法学教育资源分布上的差距。

  

   关于法律人才培养活动的管理,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基本是由司法机关领导和管理的。我国封建时代由“大理寺”或“刑部”等司法机关职掌,清末官制改革时曾有部(即学部,后来的教育部)院(大理院)之争,法政学堂数量因此失控,民国时期逐步演变为司法和教育两部交叉管理的模式。2000年高教体制改革时,普通高等法学院校几乎全部脱离了法治实践部门的管理,这是导致最近十多年来法学专业教育规模失控、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法治人才培养体制和机制上缺乏实务部门的参与和引导。目前仅有法律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有中央政法委、司法部、公安部、最高两院、全国律协等实务部门专家参与;教育部法学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则完全由法学院校专家组成。虽然近年来教育部力图改变这一局面,与中央政法委联合推动实施“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和“双千计划”,但由于资源的分散、法学院校领导体制上差异,加之中央政法部门缺乏推动工作的机制、平台和抓手,法治实践部门对法治人才培养的实质性参与还是十分有限的,主动引导亦无从谈起。

  

   管理体制和人才培养机制不适应的问题表现很多,这里举两个突出的例子:

  

   1、关于学位授权管理问题

  

   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哪个法学院有资格培养什么学历、学位层次的法科学生的问题。我国的学位授权管理制度极其复杂,因为涉及不同层次人才的培养和高校身份和办学利益而显得极为重要。2008年前后在确定了我国学位授权点布局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开始进行改革,核心是教育部继续对博士学位授权(包括授权单位和授权学科专业两者)实行严格的限额审批;硕士和学士学位授权则授权省级政府和部分特权学校。实际上,无论改革之前还是之后,我国的学位授权审批,从来不是合格审批,都是严格的限额审批。限额的标准由教育部独断,决策依据不透明,具有高度集权和专制色彩,评价审查的标准对于某些单科类高校(主要是除财经类以外的文科类高校)极为不利。一个地区是否需要、需要多少法科的博士、硕士或者本科人才,并不取决于行业、部门或市场,也不是学校,而是教育主管部门的决定。

  

   目前存在的突出矛盾,一是学位授权点总量与地区、高校需求之间的矛盾,全国目前435个博士单位,一级博士点2933个,专业博士点108个。总量上看,总体布局已经完成,但学校需要仍然很大,那么如何解决适应需求、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都是问题。第二个矛盾是研究生教育总规模与地区和学校的差异性,博士生北京72204,上海28840,江苏25091,而西藏15个,宁夏88,青海135。第三个矛盾是招生数量与培养质量。如博士生质量整体下滑的问题,招生计划的确定问题。

  

   西北地区政法部门(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政法委等部门)的法学博士数量极少。教育部门对此并不了解,在实施宏观统筹管理过程中无法做出针对性判断。这难道没有机制的问题?

  

   2、法律职业从业资格与法律教育的衔接问题

  

   建立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准入制度,是《决定》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等三个文件,从“深改”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到正式发布经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这中间不同部门对文件关键字眼的斟酌推敲,显示了部门权力和利益分配问题的重大程度。教育部多年致力于法律硕士与司法考试职业资格的衔接,并设计了衔接的各种方式,但终不为司法行政部门轻易所动。问题的核心在于,开设法律硕士教育的审批权在教育部,司法行政部门并不掌控,既然如此,那么究竟哪个部门,教育还是司法考试主管部门来为某个法学院培养的法律硕士毕业生的质量负责呢?司法考试主管部门依据什么去为那些自己并不掌控的法学院校毕业生发放职业资格通行证呢?这难道不存在法治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问题么?

  

四、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必须统筹法学教育资源


   《决定》关于“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核心内容包括“全方位占领”、建设“三个体系”、统编专业核心教材并与司法考试挂钩、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三进”、双向交流与互聘、打造法学家和团队等许多重大问题。这其中真正涉及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的,只有“健全政法部门和法学院校、法学研究机构人员双向交流机制,实施高校和法治工作部门人员互聘计划”这一句话。

  

   袁贵仁指出了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的三个关键环节,即思想政治建设首位、重点建设“三个体系”(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培养优秀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以及增强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的三个条件保障,即教师是创新机制的核心,增强法治人才培养多方协作合力,强化法治人才培养的政策配套。这些意见富有启发性,对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师资方面,他表示要继续深入实施教育部会同中央政法委等六部门联合启动的高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双千计划”。应该说在这一计划的倡导和示范下,法学院校和实务部门之间较过去有了明显的联系和交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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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教育年刊》(张文显主编)2015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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