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也:历史人类学:如何走得更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 次 更新时间:2019-11-10 21: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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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也  
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像他们的回答这么简单,此后的若干年中,在历届“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上,都有学员“迷失”在田野中,热衷于讨论各种象征意义,却找不到历史感。针对这种情况,作为主讲教师的几位学者逐渐加强了对历史学本位的强调。他们指出,历史人类学比传统的历史学增加了田野考察环节,通过访谈和观察仪式,研究者会接触到极为丰富的信息,它们是无序和偶然的,需要研究者建立起整体认识。虽然这个认识是由研究者的研究兴趣和问题意识决定的,不同的专题也有不同的关注点,但是作为历史学本位的研究应该是在头脑中建立起一个时间的逻辑,其最基本的问题意识就是这个地方是怎样形成今天这样一个格局的,这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虽然借助了人类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但是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历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一个发展过程,这是历史学的立身之本。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和体系的引入,历史学越来越理论化,抽象化,既丧失了传统,又找不到新的定位,在其他学科的大举进攻下显得无还手之力。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人类学旗帜鲜明地强调不能割裂历史的全貌,打乱历史的脉络,应该恢复历史的现场感,按历史发展的脉络叙事。他们还强调历史学对社会科学理论的检验和批判作用,指出历史学应该以丰富的经验事实成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实验场,使社会科学不断突破现有的边界。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问题上,历史学家是责无旁贷的。这种对学科本位的准确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自信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几位学者也指出,一个研究对象除了时间的逻辑,还有结构的逻辑。因此,研究者在了解了时间的序列——明白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东西,是哪些人做出来的——之后,还要明白这些东西是如何留下来成为今天生活的一部分,对今人的意义如何。这样的思考仅仅靠历史学的训练是不够的,需要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实际上,当代的历史研究是无法离开社会科学的,因为我们既然已经掌握了一套解释社会的方法,那么所有时间性的过程都只有借助其概念体系来叙述才能够被理解。

  

   不仅如此,几位学者还指出,那些能够给历史学提供分析工具的社会科学理论,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理解和运用。例如,早在1960年代,人类学者华德英(Babara Ward)就根据自己的田野研究经验建立了一种社会科学的方法,既能解释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广泛统一性和长期延续性,同时也能解释其中存在的很大程度的差异性。她用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认知模型”(conscious model)来表示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对自身社会的认知,与局外的观察者模型(observers' model)区别开来。但她特别提醒说,假如以为“认知模型”意味着社会中所有个人脑中建立的对自身社会系统的构想只有一个版本,那是一种误导。我们不但要把研究对象对自身认知的意识模型和局外人或研究者观察的模型区分开来,更要把研究对象本身的认知模型作进一步区分。她把认知模型细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她称之为“直接的模型”(immediate model),也就是人们对自己身处其境的社会的认知;第二种她称之为“意识形态模型”(ideological model),指人们认为符合传统士人规范的中国社会制度的理想模型;第三是若干种表达对其他或疏或近的人群的社会所持的看法,她称之为“内在的观察者模型”(internal observers' models)。华德英从这三个层次讨论人群的认知模型,对她研究的地方社会与中国文化统一体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讨论。这一理论模型深刻地影响了科大卫和刘志伟,被他们称为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分析工具”。

  

   在上述思考的基础上,几位学者进一步提出,历史学也应该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门类提供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事实上历史学曾经提供过的最大的分析工具就是历史阶段论(赵世瑜语)。需要强调的是,理想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应该是技术层面的,具有实践性,不应该是附带价值判断的、结论式的,这样才有利于学科内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使讨论更加深入。

  

四、礼仪与理解传统中国的进路


   礼仪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是一个核心概念,郑振满、科大卫、刘志伟等学者的重要成果,即是从宋明礼仪的变迁入手,讨论宗法伦理的庶民化(又或庶民的士大夫化),并进一步探讨基层社会的自治化和区域社会对国家的认同。他们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建立在礼仪的基础之上,礼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从礼仪的角度来观察传统中国是一个重要角度,并且可以把历史写得和以往大不相同。

  

   2007年1月出版的Modern China第33卷第1期,以“中国的仪式、文化标准化与正统行为:华琛理念的再思考”为主题做了一个专号,围绕着华琛(James L.Watson)分别在1985年、1988年和1993年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提出的由信仰和仪式的标准化来理解中国文化整合的问题展开讨论。“专号”的某些作者认为,华琛的研究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统一性,过于偏重讨论标准化的信仰和仪式在地方社会的渗透,而对民间和本地的习俗的延续性则没有足够的关注。针对这组文章,科大卫与刘志伟撰文进行了回应,笔者以为其中的一些内容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礼仪概念及其重要性的理解,特转述于此。

  

   两位学者指出,“专号”的文章是对华琛理论的一种误读。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在谈到、中国社会、中国文化时,常常把它视为按照儒家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自从1950年代萧公权、何炳棣、张仲礼等论证了乡绅在明清社会中的统治阶层地位,再经过1960年代芮沃寿(Arthur F.Wright)等外国学者以儒家的影响和扩张来展示皇权在社会的伸展之后,在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中,形成了明清社会以儒家为主导的观念。然而,当他们特别是人类学者真正与中国发生接触时就发现,事实上到处都不相同,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华琛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给出自己的分析,他的本意不是说中国到处都一样,所以“专号”对他的批评不仅没有击中要害,而且也没有把他的认识再往前推进,而是把讨论的水平拉回到了华琛之前,或者说回到了讨论中国各个地方是有差别的这个层次,而这个其实是无须讨论的。我们真正需要讨论的是差别之上仍然有一个“标准化”的东西,也就是所谓“正统”问题。

  

   与很多研究中国的学者不同,科大卫与刘志伟认为正统并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可以有很多个,皇帝有皇帝的正统,道士有道士的正统,和尚有和尚的正统,区域社会中的不同人群都有自己信奉的正统,并且这些正统始终处于创造过程中。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不同地方的仪式,它们背后都联系着某一个正统。它们也许可以在今后变成一个正统,也许发展成为很多不同的正统。正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人们会认为怎么做才是正确的,背后可能有很多理由,两位学者认为主要是师传形成的结果。而属于同一师传宗派谱系内的人当中,谁有权力判定是否属于正统,即决定正统与非正统之区别的权力问题,既与该宗派谱系内的人密切相关,也与不同宗派谱系之间的竞争有紧密联系。总之,并没有什么客观的“正统”,它是随着主观立场和场景的改变而改变的,并且这些“正统”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应该去考虑的是,不同的人自以为是“正统”的那些“规范”是如何在一个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至于那些“规范”是不是真的“正统”,其实并不重要,而且也不可能弄清楚。

  

   但是这种多头“正统”的状态并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两位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正统性标签的形成和采用并不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寻的。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通过师传、文字传播和国家力量的推行,可能会制造或接受了不同的大一统标签,使得不同地方不同时间表现出来的大一统形式存在明显分歧,但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能够从师传、文字与国家的篮子中获得的标签是有限的,因此,文化传统仍然呈现出共同点。华德英的认知模型有助于理解这个似乎是悖论的观念。她指出传统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统一性,不但取决于认知模型与实际的社会结构的相似程度,也取决于各个次群体所抱持的意识形态模型的相似程度,以及直接模型与意识形态模型之间缝隙的大小。从这个观点看来,不同地方的社会呈现出来差异性,及其同意识形态模型之间的不一致,固然可以令研究者对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产生质疑,但对于研究对象来说,他们的自我认同与他们对文化大一统的认知之间,在认知模型的层面上仍然可能一致起来。这种认识才是对华琛理论的深刻理解和进一步推进。⑨

  

   仪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人们最相信仪式的正确性,认为仪式是必须循规蹈矩的,任何再有革命性和创新精神的人,想要改变婚、丧大礼中哪怕最基本一个结构都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注意到,各个地方的仪式既有共同特征,又存在鲜明差异。这是因为那些接纳或利用正统的区域社会的人群,往往会依照自己的理解“行礼如仪”,然而由于他们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打着“正统”旗号的礼仪到处都不相同。但是这不妨碍区域社会的人群对正统的认同和对礼仪的追求,至少他们自己认为是这样的。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正统”在人们的理解中是不同的,对它的认同才是广泛的。

  

   从礼仪问题,学者们进一步引申出如何建立中国历史研究的概念体系和分析工具的问题。科大卫指出,目前引领理论方向的总是外国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因此很多年轻的学者都跟风而动。我们应该注意从中国文化出发,研究中国的问题,建立自己的概念体系和分析工具,如果不能做到这点,就没有自己的历史研究可言。

  

五、民间文献与民间文献学


   随着学界对民间文献的重视程度增加,族谱、契约、碑刻、宗教科仪书、账本、书信等材料越来越多地得到“发现”、整理和利用,甚至是大规模出版。对此有人提出了质疑:民间文献浩如烟海,如何能够驾驭?甚至有人提出了否定性意见,认为民间文献实际上是没法利用的。令人欣慰的是,历史人类学在对民间文献以及传说等口述资料收集、整理和利用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了独具特色的文献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可以较为系统地利用乡村社会中的各种资料,这种独具特色的学问和方法,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汉学家都没有完全掌握和理解的。

  

郑振满指出,对于这些民间文献,当然也可以按照形式主义的方法去加以利用,也就是说在形式上找一些雷同的东西归类,然后用经济学的、法学的等等方法进行研究,这方面也的确存在比较成功的例子,如日本学者岸本美绪与寺田浩明所做的社会经济史、法制史研究,对于文献的来源并不特别追问,只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形成一般化的认识。当然,前提是他们接触过大量这方面的资料,并从中提炼出自己的结论。但是与之相比还有更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把它变成一般化的认识,而是从区域社会的整体性出发,把它们跟区域社会的其他资料结合起来,放到区域社会的脉络里去解读。因为即便是这些“社会科学化”的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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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10年第1期 第97-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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