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英民:颜伯珣和他的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 次 更新时间:2019-11-08 21: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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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英民  

  

   清初,山东曲阜孔、颜两个家族都名人叠出。孔氏以孔尚任为代表,颜氏以颜光敏为代表,这早已为人熟知。但与其同时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无论其人生功业还是文学成就,都足以与他们相埒。他就是颜光敏的叔父颜伯珣。

   颜伯珣的知名度远不如他的侄子光敏兄弟,甚至也不如曾孙辈的懋侨兄弟。光猷、光敏、光敩,以其"一母三进士"的科举佳话,数百年来在其故乡几乎妇孺皆知;光敏又被称为"金台十子"之首而见诸载籍。懋侨曾供职内廷,和达官名士交往;又与懋伦兄弟数人唱和,诗酒翰墨,一门风雅,才名流传数世。相比起来,伯珣几乎成了一位被湮没的人物。

   数百年的时间足以淘洗掉表面的浮华和世俗的好恶,使我们可以冷静客观地观察颜伯珣其人其诗。此时我们发现,颜伯珣的价值被严重忽略了,他是一个值得崇敬的历史人物,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人生的功业和信念,在今天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的诗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忠实记录和认真思考,其深度和广度,有一些是同时代其他作者难以望其项背的;其中一些甚至可以与文学史上的杰作名篇相媲美。

   颜伯珣现存的五百多首诗歌,是一个蕴涵丰富的矿藏,值得努力开釆发掘。其价值不应局限于地方文史。                              

   颜伯珣,字石珍,又字季相、相叔。1637年(明崇祯十年丁丑)生。

   颜伯珣的父亲颜胤绍(又作孕绍),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凭着刻苦攻读而成进士,任凤阳、江都、邯郸等知县,所至有政声。其时已是明亡的前夜,崇祯十五年(1642)清兵南下侵掠时,他临危受命任河间知府,率众守城,但城终被攻破,于是阖家六口自焚殉国。当时伯珣只有6岁,被亲兵吕有年从火中抢出,得免一死,流落民间。后来被跣行千里寻父尸的长兄颜伯璟找到,带回曲阜家中。

   伯珣在长兄伯璟的关爱下长大。伯璟入清后拒绝参加科举,与孔贞璠、颜伯显、魏孟宣、刘显斯诸遗民文人高相唱和,加意教育伯珣和光猷、光敏兄弟。叔侄三人年龄相近,一起读书。但颜伯珣的科举道路远不及其侄子顺畅。

   伯珣15岁进学成秀才,却迟迟不能中举。这里应该说明,至少从明代起,曲阜就设有四氏学,供孔、颜、曾、孟的子弟入读。朝廷在岁贡名额、经费以及任用等方面有种种恩渥和优待。在康熙十四年乡试时,颜伯珣已经考中,"发号登榜",最后却"以二颜不合例,易去。"(《颜氏族谱》)换了别人。

   所谓"二颜不合例",说白了就是一科不能取两个颜姓,因为当时朝廷给四氏学的名额是两个,如果两个颜姓,就等于孔姓失去了中举机会,这是孔氏不能容忍的。其实,当初提学道施闰章上疏时定的章程,是"不拘孔颜曾孟,凭文取中"。但孔姓觉得另三姓是沾了孔姓的光,无论如何每科必须有一孔姓中举,心理才能平衡。例如顺治十四年(1657),颜光敏在考试中七试均为第一,就因他不姓孔,硬是拿下;康熙二年(1663)终于中举,而"孔族诸无赖"得到消息后,居然"哗于门,扯去报帖"(颜肇维《颜修来先生年谱》)②。可见族大人多的孔姓对抢占了他们名额的颜姓有多么仇视。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九记:"曲阜设四氏学,乡试编耳字号,中一名,每科取中皆至圣裔。故有'无孔不开榜' 之谣。顺治乙酉,给事中严沆典山东试,疏请取二人,康熙间增一名,颜、曾、孟三氏及各贤裔始有中式者……"所说就是此事。乙酉是顺治二年(1645),严沆的疏当时并未起作用。

   《曲阜县志》载康熙十四年举人为颜光是和孔兴琏。看来当年颜光是和颜伯珣成绩最好,因为孔族的激烈反对,才终于撤下了颜伯珣换上了孔兴琏。在这次孔族和学政的博奕中,形成的共识就是必须保证每科都至少有一名孔姓。所谓"二颜不合例",其实是"无孔不合例"。不管怎样,作为曲阜这个孔氏王国治下的小民,颜伯珣也只好忍气吞声承受这样的结果了。

   孔贞瑄为《秪芳园集》所作序说伯珣"不耐场屋之屈辱,绝意科举,甘由恩例出身。"其中"屈辱",应该包括上述遭遇。所谓"恩例",一是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亲政后初行释奠礼,伯珣参加助祭而被赐为贡生。二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因康熙帝亲临曲阜,伯珣被以恩授官。此时,他已48岁,当年同窗共读的两个侄子都早已中进士做了官,功成名就;而他正在家乡经营他的秪芳园,以渔樵为友,啸傲烟霞,琴书自娱,并打算终老于此。

   顾炎武在致颜光敏的一封信中说:"石珍社翁想闭户著书,卧游五岳,胸中当别具一丘壑,而鸿文大制日新富有,则两君固并驱中原矣……"(《颜氏家藏尺牍》卷一)。其中"闭户著书,卧游五岳"八字,可说是颜伯珣其时生活方式的绝妙写照。

   李克敬说颜伯珣"以河间贵公子,有良田广宅足以自娱。余尝观于其秪芳之园,周览其池阁竹树之美,慨然太息,谓人生有此,南面王岂屑易哉!"(《秪芳园集》序)即使有夸张的成分,也可见他的生活质量颇为不恶。按世俗的眼光看,已是晩年的颜伯珣对于这个做官的机会,原本是应该放弃的。故《颜氏族谱》说他"初隐泗水上,弹琴赋诗,有终焉之志。晩以圣恩倅寿州,人皆为愤惜, 夷然处之。"所谓"人皆为愤惜","愤惜"二字极堪玩味,是不是指当时他本该有更优的机会而因某种原因失去?已不可考。

   但是,像颜伯珣这种读圣贤书出身的人,天生具有強烈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理想和情结,对官职的大小他可以夷然处之,这个报效国家的机会却不会轻易放弃。所以,他虽已是接近知天命之年,仍义无反顾地束装就道,走上仕途,进入官场,开始了一个和以往完全不同的人生。

   关于颜伯珣以恩授职前的情况,目前所知很少。从他早年的诗和书牍中可以看到,他除了"闭户著书,卧游五岳"之外 ,似乎还从事过诸如经商之类活动。例如他曾远行到陕西山西等地,居外八个月之久,当然不纯粹是旅游;又如他书牍中曾提到"铜觔",提到 "缴还亦与十万""发回原物"等(《颜氏家藏尺牍》卷三),都给人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指出这一点是想说明,他不是一个纯粹甚至迂腐的书生,而是一个具有处理世俗事件的能力和丰富社会经验的实干者,所以他在走上仕途之后,多年一直从事出差和筑坝之类工作,并不是偶然的。

   颜伯珣的仕履,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从48岁到54岁,所谓任虹县和定远知县,后期是从54岁任寿州同知到去世。但我们对于前期六年情况了解甚少,还充满疑问。

   《颜氏族谱》说:"甲子以帝幸阙里,恩授江南凤阳府寿州同知,摄虹与定远两县事。"是把他的仕履综合叙述的。事实是他任寿州同知是康熙二十九年以后的事,摄虹与定远两县事,应在其前。

   虹县、定远县和寿州清初都属凤阳府所辖。乾隆四十二年(1703),裁虹县并入泗县。但我们查现存光绪《泗虹合志》,在《职官志》查不到颜伯珣的名字;道光《定远县志》也一样;还又査了乾隆《泗州志》(虹县曾是泗州属县),也是毫无所获。当然,这几部志书对康熙二十年前后的知县几乎都没有记载。所以不能因为查不到记载就证明颜伯珣任职两县是子虚乌有。

   排比颜伯珣这几年的行踪,可知他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五月由曲阜进京参加吏部考试,得四氏学恩贡州同第一,六月归。见颜光敏《京师日历》。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底时在曲阜,有自注年月的《雪甚》诗为证。康熙二十八年(1689)赴京谒选,得官。从二十四年下半年到二十八年下半年这四年的时间,有可能是在虹县和定远县的任上。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虽经吏部考试,但并未谒选,即去吏部办抽签之类手续之前,他可以做县令之类实职吗?再说,这四年中的康熙二十五年七月,还有光敏"遣二仆还为季父寿"(见《京师日历》)的记载,看来他的五十大寿是在曲阜庆的。此年九月光敏亡故于京师,治丧种种,他必参加。这样算来,他在任的时间更短。而且,作为一县父母官,是否能长期离任回籍?凡此种种,甚至令人怀疑所谓"摄虹与定远两县事"的真实性。

   但也有他确曾任职的证据。一是他有《卖马行》七古一首,开首就说"虹县署官贫卖马,两载瓜代栖荒社。"明说在虹县任职两年。诗中又有"三年共汝识辛苦,东走吴会北还鲁。瘦骨岁伴犊池云,危心几排龙江怒。"说得还很具体。二是还有一首诗写到了他在虹县的一个隶人韩正,在他到寿州后还去看他,令他感动。三是他有一组《与四约诗》,分別写对四个乡约的感情和教诲,乡约是知县任命的乡村小吏,这可间接地证明他曾任知县。这几点证据也是很难推翻的。

   关于在定远县,证据只有乾隆《曲阜县志·颜伯珣传》所记的一个故事,说定远县有个叫周老虎的,因为嫉妬邻居陈生富有,居然杀掉自己的儿子来诬陷他。陈生被捕入狱,多次审讯坚不承认,无法结案。颜伯珣到任后,到包公祠去上香祷告,这时奇迹出现了:周老虎儿子的魂附到了他弟弟身上,说出了事情真相,陈生冤案得以昭雪。

   这事自然荒诞不经。把这事附会到颜伯珣身上,至少可以说明《颜氏族谱》说他"洁己利民,执法不屈,辨冤狱,革耗羡,别奸厘弊,廉明正直之声震远迩……"不是空穴来风。

   资料所限,我们对他前期仕履只能了解到这个程度。我们知道得相对较多的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他任寿州同知以后的事。

   光绪《寿州志·职官表》"州同"一栏,康熙二十九年是颜伯珣的名字,到康熙三十八年(1697),换成了李廷相。原因就是此后他专职"奉檄督修芍陂"。所以他在寿州的21年,还可以再分为两段。前段是从康熙二十九年到康熙三十七年,他54岁到62岁,任同知;后段是以同知的身份专职从事芍陂工程。

   《清史稿·职官志》载,州同是从六品,无定员,与州判"分掌粮务、水利、防海、管河诸职"。用现在的话说,州同是州里的二把手,是一个抓具体事务的职位。这在颜伯珣的诗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他自己屡次说过,"矧惟参佐吏,材微备驱驰"(《仲冬述行二十二韵》)、"官微受指麾"(《有事阚疃》)、"吏微行役频"(《已达天津述兴》) ,频繁地出差是他仕宦生涯的一大特点。如从南京到京师的护领转饷,在炎热的夏秋之交,率领着"烝徒三百人,流汗衣裳沾"(《秋日护领转饷京师发江宁府》),单程就用了近两个月。还有水路运铜去京师宝泉局那次,从寿州到天津就走了三个月,不仅受尽了折磨留难,经济也上赔累严重,最终要卖掉家产赔补亏空。即使他被任命专职修芍陂后,上司还是会临时抽调他。如那次"监采丹锡入贡京师":"省檄清晨下,公徒辍何速。"在邵宝湖遭遇狂风恶浪,命悬一线:"性命呼吸回,出险方觳觫",接着还又患上疟疾,"惊定旋作疾,疟鬼旬乃戮。"(均见《十月安丰大筑西堤寓李莫店旧馆感成四十韵》)想必是他的能干和敬业已经名声在外,使他成了上级抽调完成各种临时性任务的最优人选。而且指名抽调他的,还包括两江总督和安徽巡抚这样权高威重的封疆大吏 。他长时间远距离的行役,现知的至少有康熙三十一年、三十五年、三十八年、四十一年、四十二年5次,有时他在芍陂工程正忙中也照抽不误,最后两次抽调时他已年近古稀。

颜伯珣做官后,因为忙于公务,很少重回故乡。只有乾隆三十八年那次奉檄监釆丹锡入贡京师,返回时经过曲阜已是年底,在故乡过年并住到四月。这应是他二十年中唯一一次休假。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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