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中的国家主体与中美网络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4 次 更新时间:2019-11-08 07: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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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  

   最后,从弥补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制度鸿沟的角度看。所谓制度鸿沟,是指在过去若干年间,治理机制虽然不断完善和发展,但依然存在着事实层面和法理层面的鸿沟,且鸿沟仍在不断扩大。制度层面建设远远落后于现实进展(13)。近年来,网络空间治理实践的发展充分印证,这种制度鸿沟问题正是制约当前治理进程的重大挑战。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一是现有制度难以容纳或有效解决当前的治理问题。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飞速发展使得制度滞后的缺陷尤为突显,在互联网领域更为突出,技术与应用可谓日新月异,带来的各种安全隐患与监管难度更是层出不穷,现有的制度无法快速、有效应对这些新的治理需求。比如说全球性勒索软件、针对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物联网安全、人工智能安全、供应链安全、云安全、大数据治理等都是近年来随着新技术新应用带来的治理议题,但对于这些议题,虽然国际社会各方已有所重视,并开始着手应对,但大多数仍处在探讨摸索阶段,距离有效的机制跟进还有相当距离。二是既有的国际利益格局一时难以改变,相关制度完善与创新遇到不同程度的阻力。网络空间形势发展迅速,各利益相关方的诉求日趋强烈,而既有制度下的利益格局出于最大程度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很多时候不愿意做出相应调整与改变,在事实上影响了治理机制建设的有效性。这也是近些年来治理机制的改革成为网络空间治理实践进程中的头号议题的原因。典型的例子就是ICANN改革的问题。虽然在国际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掌握重要网络资源分配与管理权的ICANN正式脱离美国政府监管,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与美政府解除合同关系,成为一个真正受“全球多利益相关体”即“赋权社群”(EC)监管的国际化机构,但受机制惯性和利益分歧,后续改革工作的推进并不尽人意,如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GAC)在“赋权社群”(EC)机制中还未能切实发挥作用。由于无法选出能够代表所有成员国家政府的代表,使得GAC缺席EC的首次工作会议。再如ICANN司法管辖权问题也还在争议中。这些机构改革面临一些客观困难,但更多的还是相关方背后的利益考量和不愿真正做出改变的惯性思维。

   对于前一种鸿沟,中美双方都应该有强烈的意愿进行弥补,因为中美两国对网络的依存度高,脆弱性也就更强,再加上双方在诸如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新应用领域都走在世界前列,这些新领域机制的推进很大程度上必然取决于两个国家在这个领域的作为。对于后一种鸿沟,美国作为既有机制的主要缔造者和受益者,做出改变的动力有限,因此美国一直在互联网治理体系改革问题上强调“渐进式”改进。而中国作为后来的机制参与者,在维持网络空间稳定的基础上,自然会有更强的意愿和动力去做出更加积极的改变。这就会出现双方在此问题上的角力,协调的结果自然会对制度鸿沟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网络空间发展客观规律与实践充分证明,国家主体与大国关系对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美两国作为当仁不让的网络大国与网络强国,双方的互动与关系对该进程的作用不言而喻。但由于中美在网络空间的竞争与博弈,双方网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反而造成一些阻碍。中美网络关系总体受制于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困境,但是网络空间的稳定与繁荣符合双方长远战略利益却是双方共识。中美应着眼网络空间治理大局,从长远利益出发,尽量去构建一个有利于网络空间良性发展的双边关系与国际环境。因此,在正视中美竞争与博弈的基础上,改进中美网络关系,发掘更多共同利益,促进中美两国在网络领域的务实合作,对于突破当前治理困境就显得至关重要。双方有必要跳出双边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式,重新思考中美网络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对中国而言,就是要将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战略构想,通过切实的举措予以落地。对美国而言,则需要把握国内与国际政策、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平衡,尽量减少其政策走向与行动对网络空间信任与合作造成的消极影响。中美双方需要在网络空间共同建立有效的双边和多边战略稳定、危机管控与磋商机制,并考虑在消除数字鸿沟,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打击网络犯罪、打击网络恐怖主义“低政治化”治理议题方面,以及物联网安全、人工智能治理等新兴领域的机制建设上开展一些切实合作,发挥双方合作最佳实践的能动性,帮助双方尽可能降低结构性困境与博弈思维的影响。

   ①所谓I*机构是指互联网社会应用初期成立的诸如互联网数字与地址分配公司ICANN)、IETF(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SG(互联网工程指导小组)与IAB(互联网架构委员会)等,专注于互联网运转维护与标准制定的国际机构。

   ②闫宏强、韩夏:“互联网国际治理问题综述”,http://d.drcnet.com.cn/eDRCnet.common.web/DocSummary.aspx?docid=1250798&chnid=18&leafid=42.(上网日期:2005年10月26日)

   ③Work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Background Report",p11.http://www.itu.int/wsis/wgig/docs/wgig-background-report.doc.(上网日期:2006年9月21日)

   ④2016年7月,欧盟和美国就数据传输达成该协议,为跨大西洋两岸数据传输中的个人隐私保护提供新的规范。

   ⑤第三届联合国GGE报告,https://ccdcoe.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UN-130624-GGEReprot2013_0.pdf.(上网日期:2012年10月4日)

   ⑥S Sangbae Kim,"Cyber Security and Middle Power Diplomacy:A Network Perspective,"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2,No.2,December 2014,http://www.sangkim.net/cyber-security-mpd.pdf.(上网日期:2015年3月12日)

   ⑦“埃森哲研究:到2020年善用数字化将为全球创造2万亿美元新产值”,https://www.accenture.com/cn-zh/company-accenture-digital-economy.(上网日期:2016年12月5日)

   ⑧“埃森哲:2020年数字经济将贡献中国3.5万亿GDP”,www.yicai.com/news/5034793.html.(上网日期:2016年11月10日)

   ⑨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是指由于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位置不同及利益需求的差异而产生的矛盾,并在一个时期以来主要表现为中国力量上升,利益需求扩展与美国维护其霸权安排的深刻冲突。

   ⑩James A.Clapper,"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 of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https://www.dni.gov/files/documents/Unclassified_2015_ATA_SFR_-_SASC_FINAL.pdf.(上网日期:2015年2月27日)

   (11)“美国网络安全战略正向‘战略威慑和进攻行动’转变”,《学习时报》,2015年6月15日。

   (12)“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演讲”,https://cn.wsj.com/articles/CN-BGH-20180131.135728.(上网日期:2018年1月31日)

   (13)贾庆国主编:《全球治理保护的责任》,新华出版社,2014年6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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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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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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