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飞腾:超越霸权之争:中美贸易战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0 次 更新时间:2019-11-07 07: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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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飞腾  
英国经济学人情报社(EIU)报告认为,马来西亚和越南的信息技术产业将从贸易战中获益,而菲律宾、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这部分产业会有损失。在汽车产业上,马来西亚和泰国是获益者,而日本、新加坡、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则是受损者。(71)

   目前一个大的趋势是,特朗普政府也在调整全球化,而不完全是退出全球化。一些人认为美国“退群”意味着美国回到孤立主义,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特朗普政府只是要放弃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即过分追求金融服务业自由化的全球化,而回过头来追求公平贸易、公正贸易,让美国中下层得到更多的收入、更有保障的工作。(72)特朗普政府出台了最低工资,新签署的美加墨协定要求一半以上的汽车零部件在美国生产,这两点政策保障与特朗普选民的匹配性很强。这种照顾中下层利益的战略,事实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即美国资本家与劳工的矛盾重新上升为美国的主要矛盾之一,统治阶层不得不对中下层做出让步。但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主义的分析范畴不同的是,不仅因为特朗普本人出身于大资本家阶层、特朗普政府中有很多资本权贵,也是因为特朗普政府还有很强的争夺国际权力的目标,而争夺国际权力一般来说都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中下层对此不感兴趣。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还不够彻底,既不能让中产阶级重回经济健康发展的轨道,也不能扭转美国在国际上的衰落。特朗普虽然利用了民粹主义,但最终还是取决于生产、消费及与其相互关系有关的客观事实。(73)

   20世纪80年代主要国际关系理论形成时,国际经济结构还是以南北贸易为主,当时有关产业内贸易的研究刚刚兴起,即前文提到的克鲁格曼1980年提出的新贸易理论。但今天的全球贸易格局已大不相同,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都占据很大分量。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16年北北贸易占世界贸易额的37%,南北贸易占36%,南南贸易占27%。(74)全球经济越来越显著的一个特点是跨国公司主导,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仍然以国家为核心分析单位,以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为基础,很少考虑产业链分工造成的利益分配,尤其是很少跟进全球经济的新特点,比如数字经济以及贸易对不平等的影响,也很少对旧理论做出系统性的修改。

  

   五、新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中美关系的性质处于不确定性当中,还未到霸权之争的时刻。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目标大幅提升了国内议题的权重,而显著降低了国际目标权重,很多时候国际政策成了服务国内目标的手段。中国政府尽管提升了国际目标的权重,但仍然将国内发展视作核心任务。中美贸易发展既不是中国权力增长的主要来源,也不是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原因。特朗普政府将贸易视作国内调整的首要手段,也难以实现其目标。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而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也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美两国以及深嵌在国际经济关系之中的其他国家都面临战略的重新选择。前文的分析表明,在全球化时代讨论中美关系,以及中美与其他国家的复杂相互依存关系,需要新的理论视角和基于事实的分析,至少以下四点判断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第一,美国特朗普政府要完全扭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趋势需要比中国花费更长的时间。与美国只是从最近才开始纠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同,中国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更见成效,而且中国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推出了“一带一路”,主张包容性、普惠性的全球化。按照中国的话语,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来就不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推进的,中国的制度也保证了公有制以及共同富裕等意识形态要求,不可能让资本无节制发展。从效果来看,中国已经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以人均收入衡量,中国人整体生活水平比20世纪80年代初提高了8倍,而美国人平均而言变化并不大,甚至一部分中产阶级丧失了信心,认为美国梦已经破产。在提高中下层收入水平包括减贫等方面,中国取得了迄今人类社会最大的成就,不仅超过美国,也比历史上其他国家取得的成绩好。

   第二,通过贸易战方式服务于美国国内就业效果不会太好。一方面,美国的资本家难以完全服从特朗普的意志。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来源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全球性资源分配如果拉回到美国本土,调整成本需要时间。对于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产业回来并不意味着就业能回来,比如用机器人代替工人。另一方面,美国如果要调整跨国公司利益,则意味着要大幅度调整其与传统的北美、欧洲国家间的关系,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工资差额如果持续扩大,那么非法移民问题就难以解决。

   第三,美国打击中国高技术产业与恢复美国就业存在内在矛盾。按照多数国际贸易经济学家的统计分析,美国就业消失的主要根源是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大体上占比不到20%。(75)如果美国继续维持技术霸权地位,那么美国中下层就业就不可能恢复。也就是说,美国与中国的技术差距越大,美国包括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就越有动力将产业转移到中国以及其他制造业国家,美国国内的就业就越不可能恢复。在对华问题上,增加美国国内就业和维持美国公司的技术优势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如果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拉大,中国也没有动力往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周边国家更不会欢迎这种局面,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中美技术差距缩小有利于他们的发展。

   第四,分析各国的经济战略选择,需要更加重视以人均GDP衡量的发展水平。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与美国关系更好,更依赖于美国,他们也是中国在政治经济上较难争取的对象,对中国的倡议和政策支持难免三心二意。在美国与东亚的经贸关系中存在一个规律性现象,即美国公司直接投资较多的国家,也都是美国的贸易顺差国,如美国对加拿大、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都是贸易顺差。因此,特朗普贸易战的一个对象是跨国公司投资还不够多的国家,即进一步打开新兴市场的大门,让美国公司投资还不多的国家进一步开放国门,在这一点上,特朗普政府与跨国公司存在利益一致性。但在对美国就业至关重要的国家,特朗普必须打压跨国公司。只有同时调整投资和贸易关系,才能真正对美国经济本身进行再平衡。在东亚地区,美国投资较少的国家,往往也是贸易较少的国家。但中国是个例外,这意味着中国更深远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也表明中国有比其他国家更为广泛的贸易投资联系。

   总的来看,中美两国都在调整适应新型全球化,也都在深化国内改革,但由于发展阶段不同,两国在国际经济政策上表现出了不同的诉求,这种要求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推动力,本质上并不是争夺霸权。在新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控制和主导所有产业,更不可能控制其他国家的命运,人们需要适应新时代,用新的观念看待局势的变化。周边经济体更喜欢一个开放的、收入不断上升的中国,而不是让跨国公司回国的美国。一旦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转向主要照应国内利益,对地区国家的影响力将显著下降。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都将面临一场深度调整。

   ①《习近平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新华网,2018年11月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1/08/c_1123685549.htm。

   ②Nikola Pijovic,"How Trump Will Te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December 6,2016,https://crawford.anu.edu.au/news-events/news/8964/how-trump-will-test-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

   ③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

   ④亨利·保尔森:《处于十字路口的美中关系》,和讯网,2018年11月9日,http://news.hexun.com/2018-11-09/195155566.html。

   ⑤杨美:《巴罗:贸易摩擦将对全球经济构成威胁》,《期货日报》,2018年9月10日,第2版。

   ⑥"WTO Downgrades Outlook for Global Trade as Risks Accumulate",September 27,2018,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18_e/pr822_e.htm.

   ⑦谢建国:《经济影响、政治分歧与制度摩擦——美国对华贸易反倾销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6年第12期;于铁流、李秉祥:《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其解决对策》,《管理世界》,2004年第9期。

   ⑧曾铮、张路路:《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界定——基于中国制造业贸易附加值的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周茂荣、杜莉:《中国与美国货物贸易互补型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9期。

   ⑨柳剑平、张兴泉:《产业内贸易、产业结构差异与中美贸易摩擦》,《经济评论》,2009年第4期,第27—32页。

   ⑩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发表于1980年的《规模经济、生产差异化与贸易模式》一文,在Web of Sciences数据库中被引用次数已接近1400次,这篇文献对于理解今天的中美贸易关系仍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Paul Krugman,"Scale Economies,Product Differentiation,and the Pattern of Trad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0,No.5,1980,pp.950-959.

   (11)David H.Autor,David Dorn,and Gordon H.Hanson,"The China Syndrome: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3,No.6,2013,pp.2121-2168.

   (12)Larry D.Qiu and Chaoqun Zhan,"China's Global Influence:A Survey through the Le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Pacific Economic Review,Vol.21,No.1,2016,pp.46-48.

   (13)Kenneth Scheve and Matthew J.Slaughter,"Economic Insecurity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Production",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8,No.4,2004,pp.662-674.

   (14)Danil Rodrik,"What Do Trade Agreements Really Do?"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32,No.2,2018,pp.73-90.

(15)OECD,Addressing Base Erosion and Pro fit Shifting,OECD Publishing,(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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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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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社会科学文摘》 2018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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