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飞腾:超越霸权之争:中美贸易战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0 次 更新时间:2019-11-07 07: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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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飞腾  
原因在于,今天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远不只是削减关税和份额,而发展到包含监管标准、劳工福利、知识产权、银行、金融以及环境保护等条款,利益集团在签订这些新贸易协定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经济学家不能只关心福利最大化,也要充分注意再分配问题。(14)

   在分析中美关系时,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新的难题,即跨国公司通过国际投资和贸易获取的收益,应该算作跨国公司母国的收入还是东道国的收入?由于跨国公司通常将总部放在母国,其绝大部分收益将回到母国,而对东道国的贡献主要是税收和当地的就业。不过,即便是发达国家政府,似乎也难以控制跨国公司是否愿意将收入完全汇回母国。很多全球500强企业并不给美国政府纳税,其收益也不回到美国,导致政府与跨国公司持续博弈。2013年2月,经合组织发布了一份名为《解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报告,认为全球范围内投资地与税收交付地的分离趋势日趋明显。(15)中国政府大力支持OECD国家的这一行动计划。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参加G20峰会时表示,“加强全球税收合作,打击国际逃避税,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提高税收征管能力”,(16)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就税收问题发表重要意见。在2016年7月特朗普当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夕,有美国学者的分析表明,62%的美国民众认为税收问题是造成美国经济体系失灵的重要原因,因此,美国民众反对现有体制内的总统候选人,而倾向于支持特朗普。(17)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国家是主要的分析单元,通常以国家的收益或者损失来预测一国政策的变化,但是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我们很难判断美国的跨国公司是否一定会尊崇美国政府的决策。随着跨国公司、跨国生产网络以及公司所有权的全球化,在21世纪已不能像20世纪中叶那样,用国民账户计算贸易和GDP。尽管现在美国GDP的份额相对于20世纪60年代已明显下降,但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实力雄厚,带有美国属性的经济权力并没有衰落,而是全球化了。(18)美国学术界曾长期争辩跨国公司的发展究竟是否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罗伯特·吉尔平于1975年完成的《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认为,跨国公司并不一定有利于美国。而最近若干年这类争论显著增多,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国跨国公司发展仍然有利于美国经济。美国商务部经济研究局认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主要是为了市场,而不是出于低工资(对华投资比较少就是个例证)。2003年美国跨国公司的增加值、资本支出和就业仍主要集中在美国,相应比例分别是74%、74%和72%,这一数据尽管比1977年的75%、79%和78%有所下降,但30年来变化幅度并不大。(19)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跨国公司造成了失业,这对美国中下层是不利的。美国企业到海外投资是否降低美国本土的就业,取决于美国企业是否在海外分支机构开展相同的业务,如果类似,那么这部分就业会从美国国内转移到海外。(20)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尽管从两位数下降至6.5%,但在大国经济增长中表现仍非常突出,引发各方对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超过美国的大讨论。不过,难题在于如何衡量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无论是从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的变化率来看,目前都存在争议。(21)此外,评价还涉及所用的数据库问题,部分美国保守派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认为美国没有衰落,1969年美国占世界产出的四分之一,2010年美国仍然占据相同份额。(22)如图-2所示,根据美国农业部2017年12月发布的数据,最近七年来美国的实力地位几乎没有变化,仅从2010年的22.8%降至2016年的22.0%。但从发展趋势来看,美国实力地位持续下降与中国实力地位的持续上升似乎不可避免,到2029年,美国经济总量占比将跌破20%。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经济实力地位明显上升,2010年占比为9.3%,2016年则上升至12.4%,占世界经济的份额比2005年翻了一番。从趋势来看,中国占比仍将显著上升,2030年将达到17.6%。在此过程中,人们比较重视的一个转折点是崛起国占守成国力量的60%,单以经济实力计算,这个转折点发生在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美国的60%。不过考虑到军事和科技实力差距,那么中国综合国力可能还远远低于美国的60%。之所以强调力量对比,主要是基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假设,即崛起国和霸主国对彼此实力变化的担忧。而在贸易关系上,较之中美GDP差距的急剧缩小,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速并不算快。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研究局的数据,美国自中国的进口额从2003年的1695亿美元增至2017年的5635亿美元,占美国总进口的比重从2003年的8.8%升至2017年的14.5%。在所谓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变革的最近一个阶段,美国的贸易格局并未发生本质变化。2011-2017年间,美国进口占GDP的比重维持在22%左右,同一时期来自中国的进口占美国总进口的比重只增加了1.1个百分点,如图-2所示,更大的变化实际上发生在之前阶段。来自中国的进口占美国进口的份额早在2006年就达到了11.1%,此后连续两年基本都未超过12%,美国进口暴增也发生在这一阶段,占GDP比重从2003年的14.3%迅速上升至2006年的20.4%。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总体上看,中国对美出口增速非常缓慢,与美国同期进口的变化态势基本一致。而且,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就贸易占GDP比重而言,中国于2006年达到峰值的64.5%,到2017年已降至37.8%,美国也从2011年的峰值30.9%降至2016年的26.6%,因此,很难说中美贸易导致了中美经济总量的此消彼长。

图-2 中美贸易与中美经济实力地位变迁

资料来源:进口数据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GDP数据来自美国农业部国际比较数据(USDA)。

   2018年9月24日,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将美国政府推动的贸易摩擦定性为“贸易霸凌主义”。(23)白皮书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界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认识,特别是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证实了在经济层面中美经济关系的互补性和整体上共赢的特性。而且,白皮书还引用德意志银行研究报告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如果考虑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那么美国实际上在中美双边贸易中获得了比中国更多的商业净利益,也就是说,仅从经济利益上看,中美贸易将进一步增强美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地位。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一般认为现实主义强调相对获益,自由主义强调绝对获益,如果中美双方都持有现实主义的看法,鉴于美国获得的相对收益多于中国,感到担忧的应该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总体上都认为,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是很有限的。2018年4月中旬,在中美贸易战刚爆发时,国家发改委便发布信息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影响有限、影响可控,中方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24)7月中旬,彭博社发表文章认为,特朗普团队的第一项重大误判是经济杠杆,过高估计了增加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实际上美国对2500亿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带来的损失,可能仅占中国产出的0.5%左右。(25)9月18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再度指出,美国最新一轮关税给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不到0.5%的降幅,特朗普误判了中国的决心和实力。(26)10月25日,在特朗普发起新一轮关税战之后,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在英国伦敦发布研究报告认为,“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有限,但应高度关注贸易摩擦对以制造业出口为导向的民间投资所产生的负面冲击。”(27)如果说中国经济在体量比较小的时候,容易受到国际经济摩擦的影响,那么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甚至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居世界第一时,更重要的因素显然是国内决策和国内经济基础。

   当然,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忽视中美贸易战背后的政治动因。2018年夏季,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晓的一篇演讲在微信平台上引起广泛关注。李晓提醒大家,在中美贸易战中有几个基本事实需要牢记:第一,中国对美国市场比较依赖。第二,中国对美国制造业以及新技术的依赖更多,更为重要的是,要考虑到中国经济本身对“美元体系”的依赖。由于对中美贸易战的认识建立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这一基础上,李晓强调,美国的目标不仅是“中国制造2025”,更可能是迫使我国做出更大让步,开放货币金融领域。李晓认为,中美最终将走向制度竞争,即哪一种体制机制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28)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中美贸易战还远未到争霸战的地步。按照上述逻辑推理,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美最终仍将走向制度之战,或者说走上由经济增长引发的权力竞争,但即便如此,这一结果也与中美贸易战的关联性不大。当然,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经济学家对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本质的理解是否准确。李晓教授在该演讲中认为,“国际政治竞争不是‘正和游戏’,而是‘零和游戏’……世界上最强大的霸权国家已经公开把中国当成了最主要的对手,在和平时期利用经济战的手段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遏制和攻击。”显然,在国际关系学界看来,把所有的国际政治竞争归结为零和游戏难免以偏概全,而且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于美国是否全面遏制中国也有不同的看法。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中美贸易摩擦关系的研究有可能并不充分,因为对政治动因和政治结果考虑过少。事实上,后文将进一步表明,美国不同群体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关注点是非常不同的,中下层关注就业、精英层关注权力差距,这一差异是今天我们在认识中美贸易战时的一个重要背景。

  

   二、战略意图与中美“新冷战”恐慌

  

   在中美关系性质演变的进程中,权力的定义与衡量是一个难题。大多数讨论权力转移的文献过分重视物质力量,忽视了权力本身是社会建构这一事实。如果只重视物质力量,中国崛起形成的挑战将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29)有的学者则从美国对日本施加影响力的角度出发,特别是美国借口驻军问题压制民主党政权,来显示有关东亚权力转移的说法言过其实。(30)也有学者从权力和能力两者不一定匹配的角度出发,区分关系型权力(relational power)和生产性权力(productive power),认为虽然中国的能力在不断增加、在某些领域的权力也增大了,但并不能说已经发生了权力转移。(31)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对能力的分析长期占据主流位置,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有大量的论述,并且以物质力量作为大国关系变化的基础,然而,在对意图进行研判时,多数理论立足于假设,而不是事实。比如,进攻性现实主义假定安全困境始终存在,因而国家始终要拓展权力才能保障本国安全,而防御性现实主义假定国家之间存在合作的可能性,意图可以是善意的,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同样有悲观和乐观的不同分类。(32)但是,即便是较为积极的自由主义理论,比如相互依赖导致和平的传统说法,似乎也无法用于分析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的依赖度一直在上升,但中美的摩擦和冲突也在不断加剧。日本主流媒体《日经新闻》甚至认为,中美贸易战标志着中美走入了技术争霸战。(33)有的观点甚至认为,中美存在陷入“新型冷战”的重大风险。(34)新近的理论研究认为,在推导贸易的发展前景时,对未来持有何种预期至关重要。例如,戴尔·科普兰认为,如果国家期望互利性贸易可以持续下去,那么相互依赖是可以促进和平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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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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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社会科学文摘》 2018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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