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澎:从“增长型社会”到“成熟型社会”: 平成时代日本社会的转型、困境与应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1 次 更新时间:2019-11-06 07: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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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澎  

   内容提要:平成时代,日本从“增长型社会”转型至“成熟型社会”,虽内阁更替频繁,政党轮换,但官僚体制总体运转良好,社会运行平稳。平成时代,日本物价稳定,基本告别“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为“适量生产、适量消费、资源循环型”社会。但是,日本社会也面临少子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会贫富差距加大、民众心理不安感增强以及“低欲望社会”“地方不振”等诸多困难与挑战。为走出困境,重振日本经济,实现“安心”“安全”“共生”的社会蓝图,日本政府在人口、劳动、社会福利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有些已初见成效,有些尚待观察。

   关 键 词:平成时代  社会转型  成熟型社会  困境  少子老龄化

   作者简介:胡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一、平成时代日本社会的转型

  

   研究平成时代的日本社会,应将其置于二战后日本的历史发展脉络之中。1926年至1989年的昭和年代如果用“毁灭”与“再生”来概括的话,那么“困境”与“探索”应该可以囊括1989年至2019年的平成时代。从1945年至2019年的74年间,日本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型:第一次是战后改革,使日本从一片废墟跻身于西方发达国家行列,堪称由“弱”变“强”的华丽转身;1989年开启的平成时代,则堪称另一次重大转型,使日本从“增长型社会”转向“成熟型社会”。平成30年间的日本社会,表面看似平稳,内在却潜藏着巨大的危机与挑战。特别是三次国内外环境的改变重塑了平成社会:一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强独霸”的局面不仅对国际格局构成影响,也深刻影响着日本社会。二是中国虽然在1978年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但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舞台上一直欠缺足够的影响力。直到2010年,中日经济实力逆转,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被中国所取代,给日本社会和日本民众心理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三是平成时代的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和影响力逐步减弱。这三次改变对日本的社会结构、社会机制、社会制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平成时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心理结构均呈现出与昭和后期迥然不同的时代风貌。

   昭和后期的日本是一个标准的“增长型社会”,之所以称之为“增长型社会”,是因为其包含了经济的增长、人口的增长、人均寿命的延长、国民收入的增长、消费水平的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各种社会制度的建构和完善等。例如:1945—1955年是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期;1955—1973年是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期,经济年均增长率达10%,是同时期欧美西方国家的2—4倍;在1968年超越联邦德国后,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国。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日本经济由高速转入低速增长时期,但即便经济增长降速,也有年均5%的增长率。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有政府提振经济的政策、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好转、技术革新及设备投资的增大等,但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当时的人口结构。1947—1949年第一次“婴儿潮”期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超过了4.3,年均出生人口约270万人。1971—1974年第二次“婴儿潮”期间,年均出生人口约为200万人。1950—1970年间,日本的总人口由8411万增长到104亿,增长了244%;育龄人口从5017万增长到7212万,增长了43.8%。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地方的年轻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为日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输送了充足、优质的劳动力。青壮年劳动人口多、高龄老年人口少、社会保障负担较轻的“人口红利”以及终身雇佣制度、年功序列工资制度、民间企业和谐的劳资关系等有力地支撑了日本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消费对经济的刺激和引领作用。第一次“婴儿潮”期间出生的“团块世代”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推动日本经济腾飞的主力,也是战后引领日本消费的主要群体。这要归功于池田勇人政府提出并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计划大幅提升了国民收入水平,让民众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到70年代中期,日本迎来了消费社会并实现了“富裕社会”,并于80年代进入“高度消费社会”,国民普遍收入水平高,储蓄率高,购买欲旺盛,海外旅行兴盛。凭借“团块世代”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1971—1974年前后出生的“次团块世代”成长起来了,其消费观念开始从注重实用价值的必需品消费向炫耀性的奢侈品消费过渡。

   战后,日本的年金制度、雇佣制度、福利制度不断建立和完善。1961年“国民皆年金”制度的建构以及《老人福利法》《母子福利法》《儿童福利法》《生活保护法》等法律的制定,让日本向着福利国家的步伐迅速迈进。《雇用保险法》《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劳动者派遣法》等促进了日本人的就业,保障了劳动者的权益。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工资制度、企业工会等日本特色的雇佣方式,在强化家、企业、国的一体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福利制度、税收制度、就业制度的建构及不断完善,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缩小了贫富差距,关照了弱势群体,让日本社会趋于平等和公平。同时,均等化的义务教育体系保障了国民素质的不断提升,国民受教育水平居世界前列。总之,平成之前的日本,社会差距较小,新中间阶层占大多数,有“一亿总中流”之说,日本国民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周期都感到“安心”,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平成30年,日本似乎彻底告别了经济的“增长”、国民收入的增长,人口甚至转为负增长……平成诞生之际,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一年后迎来了泡沫经济的崩溃,之后国际金融危机、东日本大地震、经济长期不景气、消费低迷等给日本社会带来种种负面影响,因此有“平成不况”即“平成萧条”之说。平成时代的日本在经济上没能继承和延续高速增长时期的荣光,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又被中国超越,下滑到世界第三位。但不能否认的是,平成时代的日本已进入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熟型社会”。1968年至2010年的42年间,日本经济实力一直稳居世界前茅,积累了巨大财富和科技创新成果。日本的医疗费用占GDP的比例为10.7%,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5个成员国中排第6位。日本国民受教育水平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短期大学的升学率从1950年的2%上升为2018年的57.9%,大学本科升学率从1989年的24.7%上升为2018年的53.3%。平成时代,社会保障制度伴随新出现的社会问题而不断被修订,特别是其护理保险制度的创设,有效化解了老年护理需求不断增长的问题。同时,也为韩国、中国应对老龄化社会提供了思路。平成时代,日本的电影、电视剧、动漫、流行音乐、游戏等大众文化以其独特的“和风”魅力,成为引领东亚国家大众流行文化的风向标;优美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高品质的服务每年吸引数千万外国游客到访,日本社会的文明程度、社会风气和国民素质为世人所称道。平成时代,日本已彻底告别“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进入“适量生产、适量消费、资源循环型”社会。平成时代,日本成为全球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的先进国家,民众有较强的环保意识,垃圾分类普及。近年来,“断舍离”风潮的兴起显示出日本年轻一代在探索对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他们向无止境地追求物质富足和占有欲说“不”,希望在返璞归真的生活中找寻人生的意义。

   “成熟型社会”还体现在内阁的频繁更替以及政党轮换对日本社会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构成影响。平成期间共产生了23届政府,诞生了16位首相,除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之外,其他历任首相任职期限长则一年左右,短则数月。1993年,持续38年之久的“1955年体制”崩溃,长期维持执政党地位的自由民主党与作为在野党的社会党的朝野两党格局结束,自民党两度沦为在野党,联合政权多次出现。然而,内阁更替、政党轮替并未带来社会动乱,官僚体制运转正常,社会运行总体平稳。

   平成时代,庞大的中产阶级所构成的市民社会不断成长壮大,越来越多的民众投身“社区营造”、养老护理、男女平等、乡村治理等社会活动,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平成30年间,针对各种社会问题,日本出现了多元化社会思潮并引起社会运动,例如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右翼教科书、反对修改教育基本法、反对“重启核电”、反对冲绳驻日美军基地搬迁等,其中不乏上万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然而,这些社会运动和抗议活动均有序、克制,并未演变成群体性暴力事件,也没有对民众日常生活造成影响……因此,我们有理由将平成时代的日本社会称之为“成熟型社会”。

  

   二、平成时代日本社会面临的困境

  

   看起来很美的“成熟型社会”,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一帆风顺。恰恰相反,平成时代的日本社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人口减少、少子老龄化、劳动力匮乏、“地方不振”等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老龄化问题,严峻程度在国际社会首屈一指。然而,这些问题与困境恰巧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成熟型社会”所特有的,即“成长后的烦恼”。

   (一)困境之一:日益严峻的少子老龄化

   当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维持人口稳定发展的人口更替水平2.1,即被称为少子化。少子化是当今世界多个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表现为出生率不断下降、新生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低龄人口持续减少等。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平成元年的1989年跌破1.57,当消息公布时,社会各界为之震惊,各大报纸皆用整版篇幅予以报道,被称为“1.57冲击”。2005年,总和生育率更是降至1.26,再次跌破历史纪录。2006年以后,总和生育率虽有稍许改善,2012年以后基本维持在1.4上下的水准,但距安倍政府制定的将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8的目标尚有较大差距。

   2008年,日本的人口总量在达到巅峰后开始转向减少。2016年国内新生儿数量仅为977万人,首次跌破100万人。2017年新生婴儿数量又比上一年减少了3.6万人,成为人口统计实施以来的最低值。新生儿数量减少,那么,未来育龄期女性人数势必随之减少。从目前情况来看,日本迈向更严峻的少子化的步伐似乎很难阻挡。

   与此同时,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老龄化现象日益严峻。截至2017年10月,老龄化率高达27.7%。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男女分别为1526万人和1989万人,其中,65—74岁的低龄老人有1767万人,75岁以上高龄老人有1748万人。大城市圈的老龄化现象尤为显著。人口老龄化给日本带来种种负面影响,例如劳动力减少、经济增长减速、地方经济不振、社会缺乏活力、消费低迷、年轻人负担过重、社会保障制度不堪重负、国家财政捉襟见肘……长此以往,将影响到日本的综合国力、社会结构、经济发展、产业竞争以及科学技术、人才储备等。2017年,河合雅司的《未来的年表》一书出版后成为畅销书。该书的封面上醒目地印着这样几排字:2020年,有一半的女性超过50岁;2024年,全体国民三人中有一人65岁以上;2027年,输血用的血液不足;2033年,三户住宅中就有一户为空置;2039年,火葬场不足;2040年,一半的自治体消亡;2042年,迎来老年人口的峰值。

在世界人口都在“变老”的趋势下,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状况似乎尤为严峻,其带给日本民众的心理阴影是巨大的。安倍首相在2019年1月的新年贺词中,称现在的日本正面临着一场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国难”。“国难”当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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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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