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寿铁:医生开业是具体的哲学

——论卡尔·雅斯贝尔斯的现代医学理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1 次 更新时间:2019-11-04 23: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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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寿铁  

   内容提要:在技术时代,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突飞猛进,而人道主义精神却日趋萎缩衰弱,导致自然科学与人性这两根支柱之间的严重失衡。面对技术时代医学理念日益淡薄,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患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严峻现实,雅斯贝尔斯从医学哲学高度将技术时代的医生开业问题与生存哲学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创造性地构思了“医生开业是具体的哲学”这一全新的医学理念,并率先提出了“医患命运共同体”这一全新的医患关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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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德国哲学家、精神病科医生和政治思想家。他从小体弱多病,一生饱受各种疾病的困扰,特别是,他的弟弟埃诺(Enno)自以为前途暗淡而服毒自杀,他因妻子格尔特鲁(Gertrud Jaspers)是犹太人而遭到纳粹长期威逼迫害。这一系列边缘境况的生存体验促使他一再追问人的存在问题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促使他先从法学转向医学,又从医学途径心理学转向哲学。

   作为德国最早的精神病理学家和临床精神病科医生,雅斯贝尔斯多年的行医过程和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使得他入乎其中、出乎其外,能够从哲学,特别是生存哲学高度重新审视医生与患者这一古老而常新的关系。1913年,年仅30岁的雅斯贝尔斯发表《普通精神病理学》,奠定了精神病理学中的现象学研究方向,一举创立了科学的精神病理学。20世纪50年代,面对技术时代的社会转型期,雅斯贝尔斯从医学哲学高度将技术时代的医生开业问题与生存哲学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创造性地构思了“医生开业是具体的哲学”这一创新的医学理念,率先提出了“医患命运共同体”这一全新的和谐医患关系类型。

  

   一、日进无疆 奋勉不息

  

   1909年,雅斯贝尔斯以《思乡与犯罪》(Heimweh und Verbrechen,1909)为题获得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在这部学位论文中,他首次从理解心理学角度,描述分析了一位年轻妇女在强烈的思乡情绪下,走投无路,铤而走险,不惜杀人放火的恶性犯罪现象。①获得医生开业执照后,他在海德堡精神病院院长弗朗茨·尼塞尔(Franz Nissl)手下当助手,这一干就是整整6年,直至1915年。

   1913年,雅斯贝尔斯发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普通精神病理学》(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1913)一书,一举成名、声名远扬。②在这部关于精神病理学的奠基之作中,他不仅通过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方法,创立了现象学的精神病理学,而且通过描述发生学的理解方法,建立了理解心理学。除了发表这部里程碑式的世纪之作,同一时期雅斯贝尔斯还发表了一些重要的精神病学作品:《论发展与过程》(1910)、《智力测验的方法与低能的概念》(1910)、《分析幻觉时的真实性与现实判断》(1911/12)、《精神病理学中的现象学研究方向》(1912)、《患精神分裂症时命运与精神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理解关系》(1913)、《真实的知觉》(1913)等。单是这些最早的一批精神病学著作就使雅斯贝尔斯赢得了著名科学家的声誉。③

   时隔10年后,雅斯贝尔斯一反故常、另辟蹊径,开创性地发表了《斯特林堡与梵·高:比较病迹学分析尝试》(Strindberg und Van Gogh:Versuch Einer Vergleichenden pathographischen Analyse,1922),又一次为精神病理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即“病迹学”(Pathographie)奠定了基础。与一般的精神病历研究不同,此书既是一部独一无二的病迹学分析报告,也是一部别具一格的精神分裂症艺术家专论。通过对一大批杰出艺术家的作品、书信以及熟人的证言,从“病理学分析”(Pathographic Analysis)入手,雅斯贝尔斯对比分析了斯特林堡、梵·高、荷尔德林、斯维东堡等人的生平和作品,阐明了精神分裂症作品的不同类型,即客观表现型与主观体验型作品。④在离开海德堡精神病院整整20年后,1936年雅斯贝尔斯又发表了尼采研究的重要入门书:《尼采:研究他的哲学思维的导论》(Nietzsch.Einführung in das Verstndnis seines Philosophierens,1936)。在这部病迹学报告中,雅斯贝尔斯不仅从生存哲学高度刻画了尼采作为哲学家的“无限反省”“攀援超越者”等特点,而且从精神病理学视角展现了作为“例外者”的尼采的体貌特征和内心世界。⑤

   日进无疆,奋勉不息。20世纪50年代,雅斯贝尔斯沉思技术时代的医患关系,追问现代医学的理念,先后发表了《精神分析批判》(1950)、《心理治疗的本质与批判》(1954)、《医生的理念》(1953)、《医生与患者》(1953)、《技术时代的医生》(1958)等精神病学论文,1986年,这些论文后以《技术时代的医生》(Der Arzt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1986)为题结集出版。1963年,值80华诞之际,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 zur Psychopathologie,1963)出版发行,这部论文集收录了他早期作为精神病科医生所发表的《思乡与犯罪》等多篇关于精神病理学的专业论文。一方面,这些作品表明,通过《世界观的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1919)转向哲学以后,雅斯贝尔斯作为哲学家开始致力于奠定生存澄明、形而上学、世界哲学等;另一方面,这些作品表明,在转向哲学以后,雅斯贝尔斯的学问旨趣并未退出精神病科,更没有告别医学领域,而是依然守望医学哲学、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等领域,深耕细作、砥砺前行。⑥

   作为20世纪著名精神病科医生和生存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突破精神病学狭隘的专业视域,从人类学维度和生存哲学高度,重新领悟和把握医学和精神病学的意义、内涵和要求。就是说,他已超越精神病科医生的特有视野,从哲学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拓展和发展了早期精神病理学思维的视域和过程。基于哲学思维的高度和深度,雅斯贝尔斯聚焦探讨现代医生遗失了的人格和人性问题,着重阐明了技术与医学、医生与患者、医生与人性等交互关系问题,并展开了对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的批判。

  

   二、重塑现代医生理念:行医之哲者

  

   20世纪科学技术经历了突飞猛进、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世纪科技飞跃步伐,医学科学如虎添翼,一日千里,日益摆脱以哲学或观念思维为基础的经验治疗法的框架,与快速发展的其他自然科学领域相结合,大力引入自然科学的思维框架,普遍采用循证疗法取向的新医疗法。《技术时代的医生》(Der Arzt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1968)中,面对技术时代日新月异的医学科学的发展及其后果,雅斯贝尔斯抚今追昔,鉴往开来,通过重塑现代医学理念,构筑新的医患关系类型,试图恢复古老的医学人道主义精神。

   按照他对医学史上医生的描述和分类,不同时代的医生具有不同的气质和风貌:“原始时代的祭司类型的医生,以开放的眼光合理地探讨人的全体和人的状况的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医生,被权威主义的、思辨的见解攫住心灵的中世纪的医生,这一切类型的医生在几个世纪里都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医生所取代。”⑦与原始时代、中世纪和近代的医生风貌相对照,在技术时代,医生开业具有行政活动的特点:一是,因为在金钱挂帅的社会里,医生开业受到经济上的制约;二是,昔日纯朴而和谐的医患关系已经丧失殆尽、荡然无存。其结果,患者已不再被视为一个初始概念含义上的患者,而是越来越被视为一个来去匆匆的顾客。在技术时代,通常人们把诊治行为视为医生的专有行为。在疾病诊断和治疗的医生面前,患者束手无策,可怜巴巴,任凭医生随意处置。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与患者绝不是以同等身份对话。医生是疾病专家,患者只是任意处置的对象,二者并非平起平坐、平等对话的关系。信息和知识的差异如此悬殊,往往导致两者之间的博弈是一种不平等的、不对称的博弈。

   直到近代,医生一直都把自身的医疗行为“建立在两个柱子上:一方面是,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技能(naturwissenschaftlichen Erkenntnis und dem technischen Knnen);另一方面是,人道主义的精神(Ethos der Humanitt)。因此,医生并没有忘记自我抉择的患者的尊严以及所有个别人的不可替代的价值”⑧。医生以身传教,教书育人,通过自身的崇高人格传递医学人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可以增加知识和能力,但人性却是无法规划、无法自然习得的。人性(Humanitt)并不像各门自然科学那样具有向前进展的特征,相反,每个时代,人性都以新的面貌重新展现在每一位医生身上。17世纪英国著名医生悉登汉姆(Thomas Sydenham)这样表述了具有普适性的医生“人性”概念:“善待你的病人,就像你患同样的疾病时,你希望被人善待自己一样。”⑨自《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kratischen Eid)以来,医学界就严肃地意识到,医生的理念已经存在了,这就是:“医生仅仅把自己的职业建立在这样一种人性基础之上,即在自然科学之外,独立于信仰、性别和社会地位,帮助每一个遭受身体痛苦的人。”⑩

   然而,雅斯贝尔斯注意到,进入技术时代以来,由于最新技术与产业的发展,上述悉登汉姆的人性观点成了问题。具体而言,由于技术时代专业化的发展,医疗专家与特定思维方式相联系。如今特殊学科的集合取代了生物学的训练。学生课程排得太满,没有自由想象的空间,以致样样皆通,样样稀松。由于无暇掌握更深层次的主题内涵,导致下述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方面,这种过分的学科分块和专业化训练倾向严重瘫痪了学生的自主判断力量,以及充分的视野和个人的自发性、创造性;另一方面,这种过分的学科分块和专业化,抹杀人的“个性”和气质,造成人的畸形发展,使人丧失了全面发展的机会。不仅如此,“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也被卷入大企业中”(11)。庞大的储蓄银行和医院诊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日益严重威胁昔日个体医生与个体患者之间面对面、促膝交谈的原始关系。

   现代医学以一种惊人的速度飞快发展。与此相适应,在疾病诊断和治疗中,医生的自然科学思维方式,他的化学的、物理学的和生物学的知识也在悄然发生转变。诚然,得益于自然科学知识和技能,人们对疾病的形式、表现、过程以及可检验的疾病概念都有了前所未有的了解。但是,几十年来,医患纠纷越演越烈,已达到白热化程度。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诊断,技术时代之所以导致医学危机,医患矛盾和冲突加剧,有以下两个深层原因:

第一,由于医生职业组织(die Organisationen des Arztwesens)大行其道,技术时代的社会后果会深刻影响医生职业,甚至会威胁到医生自身的理念。“科学知识和能力越是强大,诊断和治疗的设备越是高效,患者就越是难以找到一位好的医生,或者压根就找不到一位医生!”(12)在医疗活动的组织范围内,产生出一种从财产中分离出来的医疗资金。借助于诊所、健康保险和实验室等,由某一企业牵头组织并包办医疗行为。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可以增强医疗行为,但因此也抵制了医生作为一个人独立发挥作用。“医生成为职能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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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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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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