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苏建 王鹏翔:中国乡村治理精英与乡村振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3 次 更新时间:2019-11-04 22: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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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苏建   王鹏翔  
乡土秩序的构建是基于内部熟人之间的联结。“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在乡村社会中从事治理实践最大的困境在于如何处理与乡村熟人社会之间的隔阂。

  

   破除壁垒的关键在于寻找“内生型”与“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之间的联结要素(表3)。所谓的联结要素就是寻找不同类型在治理困境中的契合点,然后互为补充。“长老型乡村治理精英”个人利益导向显著,缺乏乡村转型发展的经验、能力和动力,在其通过内在转化成为“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之前,很难适应乡村社会的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需求,因此,要想实现“长老型”与“驻村第一书记”之间的联结是十分困难的。“任命型乡村治理精英”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发展内在动力不足,这是制约其与“驻村第一书记”联结的困境。“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所面临的发展思维有限、派系斗争以及贿选霸选等现实困境,可以利用“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所具有的优势来进行弥补,因为“驻村第一书记”带有鲜明的政策和资金优势,能够有效弥补“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在乡村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存在政策资源短板,并为乡村产业的发展转型提供更多的资源供给。组织权威的直接嵌入,通过加强基层党建等途径,能够起到监督规范乡村社会民主运作、规避乡村派系斗争的效果,进而使得“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的关注点转向乡村经济发展、治理提升和产业转型等方面,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

  

  

   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关键在于破除“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与“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之间的互动壁垒,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机共融(图7),使其能够共同致力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第一,组织保障。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地方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党在地方治理中对政府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影响。在中国,党既在政府之中,也在社会之中。党作为核心能动者,具有核心的政治权力,办好乡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乡镇党委支持,这将有利于整合各方资源。乡村不少惠农政策需要在执行中成立任务型“工作领导小组”的组织保障机制,由上级党委亲自主抓,使之具有“高政治势能”。“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所面临的困境需要在完善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得以解决。因此,这需要从组织层面上明晰“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的权责关系,解决职责大于权限的问题。将责任机制、权力机制和激励机制纳入同一个体系中进行考量,并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开展乡村治理,合理汲取资源、分配资源的权限,使得“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在乡村社会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第二,组织升级。“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在乡村社会中除了应当推动乡村正式组织的巩固与发展以外,更应当依托党组织力量衔接乡村社会中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创新乡村社会组织模式,推动乡村组织的升级。具体而言,中国乡村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认知水平,使得非正式组织在乡村社会中具有更深远的影响力。作为正式组织的党组织应当充分认识到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并发挥正式组织的内部组织能量,来激活乡村社会中非正式组织(诸如农业合作社、红白喜事会等)的组织活力,克服乡村社会中传统非正式组织的不确定性等问题,鼓励以农村致富能人为核心聚合农民的组织化方式。另一方面,充分挖掘乡村协会所具有的广泛兼容性、充分自主性、非盈利性和高度灵活性等优势,以协会模式将农民联结起来,通过组织升级提高村民收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进而增强村民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第三,优势互补。“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与“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在乡村社会中均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实现两者优势的有机融合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具有乡村治理以及发展乡村产业的优势和经验,特别是由“长老型乡村治理精英”转化而来的“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能够更加有效地挖掘并发挥乡村熟人社会的治理能量。而“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则具有汲取上级政策、资金资源的优势,能够为“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的治理提供有益补充,同时,“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作为组织权威的直接嵌入,在组织运作方面掌握更多规范经验,能够为规范乡村社会的基层党建、提升乡村社会的智力水平提供支持。

  

   (三)乡村组织化升级模式

  

   纵观中国的革命、建设和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组织起来”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以来最为宝贵的实践经验之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由于生产成为家户的事,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在一段时期内农村体制出现“去组织化”的困境:乡村社会大量人口流出,“空心化”、“老龄化”问题凸显,农村基层党组织涣散,不少党员失联,削弱组织能量,也成为滋生腐败的原因之一。

  

   针对这一现象,2012年后中共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是“再组织化”的理性选择,中共通过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来进行农村组织制度的再造,以期推动新时期的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中共对农村进行组织再造中,以“驻村第一书记”为代表的嵌入型治理精英作为首选方案,笔者将从“驻村第一书记”的视角出发,探究乡村社会“再组织化”的途径,并试图提出乡村社会组织化升级的体系。

  

   1.组织衔接

  

   “驻村第一书记”旨在通过国家权威向乡村社会介入来解决新时代农村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资源短缺、政策短缺等现实问题。在这项制度安排中,“驻村第一书记”作为嵌入型的乡村治理精英被赋予了四项重要的职能,即组织建设、脱贫攻坚、服务人民和推动乡村治理。组织建设作为其中一项基础性的职能,应当以此为主线贯穿其余四项职能的发挥,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从“驻村第一书记”权威合法性的来源看,“驻村第一书记”在组织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不仅仅应该体现在推动乡村正式组织的巩固与发展上,更为重要的是在于依托党组织的力量衔接乡村社会中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见图8),创新乡村社会的组织模式,实现乡村组织的升级。中国乡村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认知水平,使得非正式组织在乡村社会中仍然发挥一定的影响,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充分认识到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发挥正式组织的内部组织能量来激活乡村社会中非正式组织(诸如:农业合作社、红白喜事会等)的组织能量,并挖掘各类乡村协会。

  

  

   2.体系重构

  

   国家对“驻村第一书记”机制有正式的考核机制、奖惩机制、退出机制等,依托这些机制,可以重构乡村组织体系,并为之提供相应的实践空间。如前所述,经过市场经济30年的冲击,农村社会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遇到的最大困境就是“缺人”。“驻村第一书记”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并推动乡村社会人才梯队的构建与交互。在这一过程中既要注重正式组织中人才的培育,保障正式组织高质量延续,同时也要注重非正式组织中能人的培育,使非正式组织中的能人能够成为正式组织源源不断的力量补给。从本质上看,这一组织体系重构对推动乡村振兴也有深远影响。

  

四、结语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农村社会三种治理精英如何发挥作用成为一个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长老型乡村治理精英”因思维模式比较传统,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已经无法适应当前乡村社会发展的需求。“制度型乡村治理精英”出于对个人利益的维护,不愿为乡村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做出相应的努力,阻碍了一些有发展条件的乡村地区的转型之路。相比于前两种“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因其曾在市场经济下带领村民致富,因此,“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契机中有更多的表现。

  

   当前,中国正面临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课题,如何实现乡村振兴中的组织再造成为政学两界关心的话题。从组织化的视角认为两者有效衔接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将选派“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作为一项长效性制度安排与培育“内生型能人乡村治理精英”相结合,是乡村振兴发展的有效途径。第二,“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与“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之间互动的基础是乡村社会内部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有效衔接,并依据组织的升级构建适应乡村振兴发展的组织体系。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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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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