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苏建 王鹏翔:中国乡村治理精英与乡村振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2 次 更新时间:2019-11-04 22: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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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苏建   王鹏翔  
因为“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所依赖的内生权威从根源上来讲是来自于乡村经济的发展,也就是现代化的动力,在此基础上获得了组织权威的认可。由此带来的乡村治理形态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能够有效地实现组织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联结和互动。

  

   但不可否认的是,“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在推动乡村社会发展,改变乡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同时,也为自身的产业发展积累了相应资源优势,使其在乡村社会中具有了双重身份属性,一是治理人的角色,二是获利者的角色。正是这样的双重属性,使得“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第一,小农思想与乡村产业发展的不对称状态。在小农思想特征显著的乡村地区,当“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兼具创造财富和乡村治理两项功能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得到部分村民尤其是“他派系”村民的认可和支持。村民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作用的发挥。

  

   第二,多重能人及其利益群体之间的抗争状态。随着国家脱贫攻坚的实施,乡村社会中所获得的国家资源也越来越充沛,乡村治理精英能够调配的资源也就会越来越多。这对于“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来讲,无疑是一件好事。一方面他们能够通过这些资源的调配,通过利益的媒介,打破传统乡村社会中基于血缘和宗族所形成的内部派系隔阂,建立新的利益共同体,进而吸收更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另一方面,作为“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自身大都拥有一定的产业基础,掌握资源调配权限的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推动自身产业的发展。因此,在这样的形势下,越来越多乡村治理中的“能人”,想通过获得乡村治理权威,成为乡村治理精英这一途径,来获得资源的调配权限。

  

   当一个乡村社会内部出现多个“能人”时,他们之间会因争夺治理乡村和分配资源的主导权而出现激烈的竞争。部分派系企图利用贿选等非法途径干预选举工作,更有甚者动用黑恶势力操控选举,严重影响了乡村自治的有序进行,为乡村社会民主实践带来了挑战。

  

   (二)“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的行动逻辑(以驻村第一书记为例)

  

   “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与国家宏观制度安排关系密切。“驻村第一书记”作为“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的一类典型代表,是国家脱贫攻坚宏观视野下的一项具体举措。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乡村社会作为一个相对自治的空间,基本延续着内生的治理逻辑。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乡村治理精英都是由乡村社会内部产生,这些内生型的乡村治理精英通过一定的治理手段实现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一个二维动态联结互动。“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的产生,打破了传统以来的二元互动结构,构建起了以贫困治理为轴心、以乡村社会和国家为坐标的三元互动联结模式。

  

   “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的权威合法性来源于国家和乡村社会两个层面,这是由其考核体制所决定的(图5)。“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需要接受派出单位和当地组织部门的双重考核,考核除了依据脱贫指标以外,更大程度上需要参考所驻村贫困户的评价。这个考核过程相较于其他形式的干部考核,更为精细和复杂。上级考核小组深入到每一个贫困户中核对脱贫指标、调研评价情况。脱贫指标作为一项数据指标,其考核相对是客观公正的,真正对于“驻村第一书记”考核产生影响的是贫困户的评价。

  

  

   观察贫困户对“驻村第一书记”的评价,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扶贫过程中的利益抗衡关系。很多贫困户的基本假设是评价的越低所能获得扶持的力度就会越大,时间也就越持久。因此,态度评价的过程中会刻意地倾向于“差”。更有非贫困户因不满于不能享受扶贫政策,也会刻意地选择“差”。由此而得出的评价结果往往总体上要差于“驻村第一书记”的实际工作成效。“驻村第一书记”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于村民,也来自于乡村社会原有的领导班子。这一现象大都出现在经济落后、地理闭塞,原有乡村领导班子思想固化的地区。诸如,L村驻村第一书记说:“原本想为村里落实一个农作物的产业项目,村民大会也都通过了,镇上的部门也都同意了。村支书却‘装傻’表示不知道,不签字也不盖章,最后导致这个产业项目‘流产’。他就是怕村里发展起来以后,村民们不听他话了,做不了村支书,拿不到补贴,生活就没保障了。他这把年纪自己干不了,也不让村民干,我们这些外面来的,只能干着急。”“驻村第一书记”在开展驻村工作过程中出现的所谓“站队”不正确现象,也会招致原有村班子的不满。

  

   “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作为乡村熟人社会以外的陌生群体,进入乡村社会以后,依靠国家所赋予的乡村治理权责,在较短的时间内打破了长期以来乡村社会形成的稳定秩序空间,带来了乡村社会内部资源和治理结构的重新洗牌。与此同时,其工作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乡村社会原有的权力结构。如何有效地处理与原有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如何切实有效地坚强基层党建、推动精准扶贫、提升治理水平?成为当前“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需要思考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三、乡村治理精英与中国乡村振兴


   前已述及乡村精英在村治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农村进入新时代后,国家对农村的战略已由“新农村建设”转为“乡村振兴”战略。国家把乡村振兴战略分为五个方面的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其中乡村的“人才振兴和组织振兴”均涉及乡村治理精英。换言之,乡村振兴需要依靠各类主体的积极参与,一方面政府要积极引导,构建社会上下协同发展的格局;另一方面需要乡村的内生力量和多元治理,从而保证乡村发展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因此,激发乡村治理精英的活力和治理能量是确保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动力所在,这一部分笔者将着重从乡村治理精英的视角来探索乡村振兴战略的途径。

  

   (一)内生型互动

  

   前文依据乡村治理权威的来源将“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划分为“长老型”“任命型”和“能人型”三种类型。但同样作为产生于乡村社会内部的治理精英,不能忽视的是三者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也就是说,需要探讨分析三者之间的内部转化空间。转化的空间来源于组织化权威与乡村社会源生权威之间互动的空间,来源于组织化权威对于乡村社会源生治理形态的尊重和充分利用。转化的过程需要一定的媒介,通过媒介,乡村社会秩序在精英转化的过程中能够保持其相对稳定的状态。

  

   帕森斯认为,在社会系统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输入-输出”的交换关系,形成社会系统的过程,而在复杂的社会系统当中需要一定的媒介才能实现内部的交换关系,金钱、权力、影响、义务就是交换媒介。这些媒介都可以作为一种符号,在集体行动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被使用。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在从事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便是通过这些不同的媒介来实现不同的乡村治理效果的。探讨他们之间的互动,其实就是探讨这些媒介在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之中的交互转化。

  

   互动符号的来源决定了“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之间转化的可能性,并与乡村治理的成效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度(表2)。“长老型乡村治理精英”掌握的互动符号是“影响”,即依靠宗族势力所建立起来的权威体系。“任命型乡村治理精英”所掌握的互动符号是“义务”,这里的“义务”是对上级组织的义务。“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所掌握的互动符号是“金钱”,即依靠增加农民财富而获得的治理权威。其中,“长老型”和“能人型”的互动符号来源为组织和乡村社会内部,在实践中的治理效果要优于“任命型”。同时,两者之间存在着转化的可能,这种可能性成立的基础是“影响”与“金钱”两种符号的交互作用。

  

  

   转化的过程需要“长老型乡村治理精英”个人具备解读和吸收政策的能力。在原有治理权威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组织动员能力,利用自身所掌握的影响力,转变乡村发展模式,实现乡村社会的“传统-现代化”转型。调研中发现,在集体产业发展较好,现代化水平较高的乡村社会中,乡村治理精英基本是实现了由“长老型”到“能人型”的转化(图6),在其转化过程中,应重视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第一,尊重乡村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国的乡村社会发展有其既定的内在逻辑,因此,要尊重乡村社会的内在发展逻辑,尊重乡村社会源生权威的治理。组织化在乡村社会的实践必须与乡村社会的源生权威相结合。第二,把握国家政策的空间。“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的互动转化,需要在外部政策环境的刺激下才能完成,改革开放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实现了转化。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注定是一个新的时间节点,“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的转化升级,关键在于“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能否把握住政策的空间,实现乡村发展的升级。第三,正视乡村治理精英的内部淘汰性。“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具有鲜明的内部淘汰性,“任命型乡村治理精英”很有可能会在乡村社会的转型发展中被取代。

  

  

   (二)“内生型”与“嵌入型”的互动

  

   脱贫攻坚的实施将整个乡村社会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长久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内部的二元互动格局被打破,形成了“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以及村民的三元交互格局。就目前来看,“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作为国家脱贫攻坚的一项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乡村社会封闭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资金、政策以及资源短缺等问题,在实践中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优越性。

  

但作为嵌入的治理能量,与中国乡村社会内部治理能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和交互壁垒,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利益冲突壁垒。“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进入乡村社会以后,改变了原有的乡村治理格局,同时也改变了乡村社会原有的利益格局,由此必然会对部分“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的利益带来冲击。第二,熟人社会壁垒。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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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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