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丕照:是“逆全球化”还是在重塑全球规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0 次 更新时间:2019-11-03 20:44:11

进入专题: 逆全球化   中美关系  

车丕照  
取代并显著改变了NAFTA第11章“各方之间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新协议基本上废除了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ISDS机制,限制了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ISDS,并将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投资纠纷置于加拿大和墨西哥均为缔约方的“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 - 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里的ISDS机制当中。当许多国家都在考虑如何完善以ICSID为代表的投资争端仲裁解决机制的时候,USMCA似乎传递出一个新的信号——限制仲裁在投资争端解决中的作用,这或许会影响未来国际投资法的走向。

  

   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创设新的规则,美国总是要全力照看好自己的利益。例如,在美国决定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美国国会专门制订了一项法律(《乌拉圭回合协议法》(Uruguay Round Agreement Act),以防止世贸组织规则的适用对美国国家主权可能造成的损害。依照该项法律,当WTO规则与美国法冲突时,美国法优先;而且,“除美国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得基于乌拉圭回合协议或国会对该协议的批准而提起诉讼或抗辩,也不得在依法提起的诉讼中以与协议不符为由而对美国、州或州的任何政治区划的任何部门或机构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提出质疑。”

  

四、中国所面临的制度挑战及应对


   任何一种世界秩序或全球规则体系都不是价值中立的。美国按自己的意愿重塑全球规则,会给我国带来制度方面的挑战。从历史上看,1949年之后的中国曾长期置身于多边制度性安排之外。40年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向外国敞开大门,也逐渐融入国际多边体制。然而,关于中国与国际规则体系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少数学者认为中国应该摈弃现存的国际规则体系,另建国际新秩序;多数学者则认为中国制度与国际秩序是可以相互包容的。前一种观点可称作“对立论”,后一种观点可称作“共生论”。有学者提出,现代世界体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是资本全球扩张的结果。正是资本的本能推动了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的扩张。二战之后,美国凭借其实力,通过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建立起一整套全球制度体系。如今这套体系已出现全面瓦解的态势。资本通吃利益的全球化已经走到了尽头。美国体系的终结与以往几次的体系周期更迭不同,它将不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新老交替,而是加入了其他文明的现代化成果,其中既包括更关注公平分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包括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本增值为最终目标的东方式发展模式。这是具有代表性的“对立论”的观点。另有学者指出,“当代世界是一个混合体,既存在着一个寄生的国际体系,同时也存在向共生国际体系发展的机会和可能。”“在国际体系改革过程中,包容式改进比‘另起炉灶’的零和式改进更有助于国际体系在有序的轨道上进行,它有助于国际体系渡过权力转移的风险期。”这是具有代表性的“共生论”的观点。从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实践来看,似乎已证明“共生论”更符合现实。

  

   如果继续以“共生论”为视角来推测美国重塑全球规则对我国可能带来的制度挑战的话,那么,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未来不会发生两种制度的整体性零和博弈,而只会是某些具体制度的碰撞及妥协。因此,从对策角度看,应对美国重塑全球规则所带来的制度挑战不外乎三种情形,即:接受、变通、拒绝。

  

   首先,如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8年9月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所申明的那样:“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并非十全十美,愿意通过改革开放,学习借鉴先进经验,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事实上,在改革开放的40年当中,我们已从国外接受了许多有益的法律制度,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制度、国有企业股份制度、专利制度、反倾销制度以及保障措施制度等。从理论上讲,既然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国外那些行之有效的与市场经济相关的制度均具有引进或借鉴价值。美国所主导的全球规则的重塑可能会对我国带来制度上的压力,但从长远来看,某些新制度或新规则的接纳对我们是有利的,因此,可以明确地表达我们接受的立场。以外资征收的补偿标准为例,世界上曾存在美国首创的“充分补偿”标准和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坚持的“适当补偿”标准的对立。1979年7月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对外资征收及补偿问题采取了回避的立场。直到1986年4月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时,我国才首次就外资的征收及补偿问题作出表态:

  

   “国家对外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资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1990年修订后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就征收问题做了与外资企业法完全一致的规定。引人注目的是,关于补偿标准,我国法律所规定的既不是西方发达国家所坚持的“充分补偿”,也不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主张的“适当补偿”,而是“相应补偿”。于是,“相应补偿”究竟是等同于“充分补偿”还是“适当补偿”就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2017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征收的补偿标准仍采取了模糊表达的方法,以“公平、合理的补偿”代替了外资法中的“相应补偿”,依旧未明确我国采纳的是“充分补偿”标准还是“适当补偿”标准。讨论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草案)》在外资征收补偿标准上准备与民法总则保持一致。但与此同时,在我国对外签订的许多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关于征收补偿都明确接受了“充分补偿”标准。

  

   例如,我国政府与英国政府于1986年签署的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规定:“……补偿应等于投资在征收或即将进行的征收已为公众所知前一刻的真正价值,应包括直至付款之日按正常利率计算的利息,支付不应不适当地迟延,并应有效地兑换和自由转移。”我国政府与韩国政府于1992年签署的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规定:“……补偿应在宣布征收决定或征收决定为公众所知前一刻投资的市场价值的基础上计算。若市场价值不易确定,则依照普遍承认的估价原则,在公正原则基础上,尤其考虑原投资资本、折旧、已汇出资本及其他相关因素以确定补偿。该补偿的进行不得迟延,应包括自征收之日起直至支付之日以适当利率计算的利息,应能以确定补偿款额之日有效的官方汇率有效实现并自由转移。”我国政府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政府于2002年签署的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规定:“……补偿,应等于采取征收措施前一刻或征收为公众所知前一刻二者间较早的时刻被征收投资的价值。该价值应根据普遍承认的估价原则确定。补偿包括自征收之日起到付款之日按投资最初做出时适用的货币现时的商业利率计算的利息。补偿的支付不应迟延,并应有效兑换和自由转移。”考虑到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充分补偿”才是“公平、合理的补偿”,并考虑到我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输出大国,建议我国在国内立法和对外缔约时明确接受“充分补偿”标准,或者将“公平、合理补偿”解释为“充分补偿”。

  

   变通是指原则上接受,内容上调整。例如,关于WTO改革,美国等国家近年来一直呼吁对WTO体制进行改革,我国则一直强调要维护WTO多边体制。近期以来,我国也开始明确支持对WTO进行必要的改革,但同时也提出了WTO改革应该坚持的几个原则:一是不能改变WTO的基本原则,也就是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关税约束、透明度、特殊与差别待遇等等,以及贸易自由化的总体方向,不能另起炉灶,推倒重来;二是应该以发展为核心,照顾发展中成员的合理诉求;三是应该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循序渐进,优先解决危及WTO生存的问题。再如,关于竞争中立问题,美欧积极推广竞争中立政策的主要意图,在于通过新的规则来抑制主要来自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但应该看到,竞争中立政策与我国的国企改革目标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11月12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同时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10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2018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的发言及答问时说,“下一步,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次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在回答记者有关“竞争中性”原则的提问时说道:经过改革以后的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是一样的,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与“竞争中性”原则是一致的。他同时也强调“我们也提倡‘所有制中立’,反对因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而设置不同的规则,反对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给予国有企业歧视性待遇。”可见,一方面,随着我国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进行,国有企业将逐渐地置身于与非国有企业相同的市场环境之中。最终,国有企业将作为市场主体与其他竞争者地位平等地经营于同一市场;另一方面,我们认为竞争中立规则也包含不得歧视国有企业的意义。在竞争中立问题上,我国政府已经接过来这一话语,并且融进了自己的诉求。

  

   拒绝外国向我们强加某种制度也将难以避免。如同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国际经济秩序是在合作、斗争和妥协中形成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申明,“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一样,有权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包括经济模式。”任何谈判与妥协均不得损害我国的核心利益,“不能以牺牲中国的发展权为代价。”这将是中国所要坚持的底线。

  

   近年来,美国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将矛头直指“非市场经济国家”。在美国主导下新近出台的USMCA毫不掩饰其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排斥。USMCA在第32章中设置了一个“毒丸条款”(Article 32.10: Non - Market Country FTA )。该条款规定,若某一缔约方要与某一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必须要提前三个月通知其他缔约方;而且,只要在USMCA签订时某一缔约方认为某一国家是非市场经济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协定所指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其他缔约方的要求下,准备进行上述谈判的缔约方应提供与谈判有关的尽可能充足的信息;最迟在上述协议签署之前的30天,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文本及附件必须提交USMCA其他缔约方,以使后者可以评估其对USMCA潜在的影响;任一缔约方都可以基于某一缔约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而退出USMCA,只需提前6个月发出通知。美国已开始明确地拉拢其他国家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明确的“围剿”,而坚持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应该是中国所不能放弃的立场。

  

   如同其他制度性安排一样,市场经济本来应该具有多样性。“政治经济学家一直都对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感兴趣。这种差异存在于各国之间。有些人把这种差异看作对‘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的偏离。还有一些人把这种差异看作对具体特定社会的更持久的升华。”“每一种资本主义类型都有它的坚定支持者。”1949年之后的中国一直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并终于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如同有学者所言:“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是中国,也是当代世界所有制结构变迁史上的一个创举。它既不拘泥于苏联的传统的或称‘经典的’单一国家所有制结构模式,也不拘泥于当代某些发达国家现存的所有制结构模式,而是用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当代一种新的所有制结构的探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我国宪法的规定。我国未来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将进行许多探索,但“公有制为基础”的原则不会改变。

  

五、结  语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近年来陆续脱离某些多边性机制安排不应被认定为“逆全球化”。美国不是拒绝全球化,而只是不满目前的全球化。从经济领域看,美国要求的是美国货物、美国资本的全球化,同时又要限制他国对美国的货物和资本输出。从法律的角度看,美国有选择地退出某些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或有意削弱其作用,也不是要反对建立全球性规则,而只是不满意当下的某些制度性安排,转而通过国内法、双边协定和区域性安排来塑造新的全球性规则。对于美国以迂回的方式重塑全球规则的手法,我们应保持警觉,不放弃可能影响新规则创设的各种机会。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对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制度性冲突有所预见,并做好对我国的某些制度进行调整的准备。

  

   (本文注释略)

  

    进入专题: 逆全球化   中美关系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8824.html
文章来源:《政法论丛》2019年第1期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