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永:从黄老学到黄老道、太平道——以汤用彤、蒙文通为中心的道教发生学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 次 更新时间:2019-11-03 00:5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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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永  

   如果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那么黄老学则是这一“根柢”的根源。以此考察,道教起源的问题会迎刃而解。由黄老学到黄老道再至太平道的演进过程正是道教形成的关键环节。为了理清黄老道术与《太平经》、汉代佛教的源流关系,汤用彤探本求源,先考察了佛教传入之前黄老之学到黄老道术的演变过程,这在他上世纪三十年代刊行的著作中已多有论述。他指出:《庄子·天下篇》举儒、墨、阴阳、名、法诸学,总名之为“道术”;汉初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以黄老之清净无为曰“道家”,《汉书·艺文志》亦从其说;《史记·封禅书》已称方士为“方仙道”;王充《论衡·道虚篇》以辟谷、养气、神仙不死之术为“道家”;汉末乃有太平道。他们共同构成了后世天师道教的始基。这都说明道教是由先秦道家发端,经过黄老学与神仙道术的合流,而逐步发展演变而来的。本文在汤用彤、蒙文通等前贤基础上考察这段辉煌的历史,希望此类重要的思想史问题能够引起更多关注和研究,为道教乃至中华文化的“返本开新”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镜鉴。

  

   一、秦汉黄老道家的发现

  

   对于秦汉之际黄老新道家向道教演进的发掘和阐明,汤用彤实有开端之功。1956年冬,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的萧萐父先生向汤用彤请教如何读王充之书,他蔼然指点:应注意王充与秦汉道家的关系,王充书中累称黄老,值得探究。为此,应考查王充晚年所著《养性之书》存于今本《论衡》者,究竟是哪些篇章?“养性”即“养生”,乃道家思想的重要一环,由贵己养生推到天道自然。汤用彤由此论及:蒙文通分先秦道家为南北两派之说甚精。至于秦汉之际道家更有新的发展,或衍为黄老之学,或衍为神仙家和医家,如《楚辞·远游》、《黄帝内经》所述。这些论断可与后来马王堆出土帛书《黄帝四经》等文献相互参照印证,足见汤用彤治学之睿识。

   根据汤用彤的指引,萧萐父经过二十多年的积淀后发挥师说,在1982年写成《秦汉之际学术思潮简论》一文,首发于纪念汤用彤的文集。该文阐论秦汉时期黄老学作为新道家的渊源及演变轨迹,补充以马王堆新出土的文献,并深为感叹:

   当时初学,难体深意,迄今二十余年,自愧德业蹉跎,对前修指点,浅尝辄止,过耳或忘,未能闻一以知十。后谈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经法》等篇,益信司马谈所论六家要旨,实为秦汉之际发展的新思潮而并非先秦各家旧旨。比类通观,异同可见。忆及蒙文通先生于《儒学五论》中曾指出:“盖周秦之季,诸子之学,皆互为采获,以相融会。韩非集法家之成,更取道家言以为南面之术,而非固荀氏之徒也。荀之取于道、法二家,事尤至显。……《吕览》、《管书》,汇各派于一轨,《淮南子》沿之,其旨要皆宗道家。司马迁之先黄老而后‘六经’,亦其流也。‘六艺’经传之事,盖亦类此,汇各家之学,而综其旨要于儒家。”汤、蒙诸前辈硕学所论,常中肯綮,是以启迪来学。只可惜《老子》甲乙本及《经法》等帛书出土时,汤先生、蒙先生均已先后谢世,再不能向他们问难、请教了。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王夫之把“继之者善也”,解释为“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兹篇所述,苟能‘继其声’而‘新其故’于万一,盖汤先生当时娓娓数语实有以启之。

   萧萐父还把受汤用彤启发而获得的黄老新道家研究成果,编入与李锦全合著的《中国哲学史》。该书后成为中国哲学专业常用教材,影响颇广。

   在萧萐父关心支持下,熊铁基教授于1982年出版了论文集《秦汉新道家略论稿》。萧萐父认为此书“持论有据,颇与所闻相契合”,遂把为纪念汤用彤而写成的《秦汉之际学术思潮简论》,作为该书序言,以旁证其说,且附记以上学问因缘,足证薪尽火传。熊铁基教授在其书《后记》中亦言:

   我这里请萧萐父教授写一篇代序的文章,则是本书必不可少的。有了这篇代序,不仅这十数篇文章有了依靠,我想论说的一些问题也就更清楚些。

   该书又历时二十年全面增益,最后定名为《秦汉新道家》重新出版,成为黄老学研究的经典著作。自汤用彤、蒙文通诸贤首倡以来,黄老新道家研究至今已成为道家、道教乃至中国哲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和重要领域。

  

   二、黄老学的兴起

  

   道教的思想渊源和具体的形成过程,都与黄老学的演进直接相关。黄老学的“黄”指黄帝,“老”指老子。老子学说流传到战国,与当时盛行的黄帝之言相结合,黄帝与老子遂被同尊为道家创始人,从而产生了黄老学。它的正式形成,可溯源至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学派。战国末期到汉初,齐地成为黄老学流传的主要地域。黄老学适应时代需要,集众家之长,最终在秦汉之际成为显学,引领着时代思潮的发展。对此,蒙文通有精辟概括:“百家盛于战国,但后来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

   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道家著述中,历举《老子》四家五十一篇,神仙共十家,托名黄帝者四家六十八篇,并且阴阳、五行、天文、医经、房中均溯源于黄帝。这说明黄帝在当时已影响深巨,可谓“世之所高,莫若黄帝”。虽然“百家”皆言黄帝,但是其中以道家之说最为殊胜。道家托始黄帝,一是表明自身直接上承中华人文初祖黄帝之统绪,以便在与其他学派的争鸣中取得优势。二是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以有着经国治世盛名的黄帝来转化早期道家里疏远政治的倾向,转进于治国方略的探讨。西汉初年,黄老学已以帝王南面之术为主流,其“无为而治”的高明政治理念适应了与民休养生息的社会形势,大行于天下。

   汤用彤较早注意到了《史记·乐毅传》对黄老学传授谱系的记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这位曹相国,即汉初最早推行黄老学的政治家曹参,其学说源自黄老道家的隐逸高士。《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曹参相齐,“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曹参在齐国所获绩效使黄老学得到朝廷的尊崇。西汉文帝、景帝、窦太后皆以黄老清静之术治天下,造就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并深刻影响了汉武帝的时代。历史上,凡是采用黄老道家治国的时期,往往出现思想解放、诸家争鸣和文化繁荣的局面。

   汉代的黄老学相较于先秦道家已是一种新型的道家,其特点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所论: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讬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

   汤用彤很重视《太史公自序》中的这则史料,认为它概括了黄老之学崇尚清净无为的特点。他还联系相关史籍展开论述。《汉书•艺文志》曰: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其于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

   汤用彤认为这是说欲保性命之真,须精神内守,而不为外物所诱,这与《淮南子•精神训》主旨相类。《淮南子•原道训》亦谓全身养性与道为一,则可谓有天下:“夫有天下者,岂必摄权恃势操杀生之柄而以行其号令耶。吾所谓有天下者,非此谓也,自得而已。”

   黄老道家对其他各家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既丰富了自身理论体系,也与各家互动互促。作为新道家的黄老学在强调个体价值的同时,还不断综合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融会了诸子百家尤其是儒道两家的思想。因而黄老学多就经国治世而言,也包含着很多阴阳五行和神仙养生思想。董仲舒利用黄老学精华,改造旧有儒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黄老学中治国理论已融合于新的儒家之中,但黄老学身心修养的部分仍旧继续在发展,使其逐渐演化为以养生成仙为主的道术。

   东汉时,黄老学进一步与神仙养生学说相结合。《后汉书·光武本纪》中说:“(光武帝)每旦视朝,日仄乃罢……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此处太子把“黄老”与“养性”合称,视为人生要事,用以规劝皇帝,说明了时人推崇黄老养生的风尚,而光武帝的回答也蕴含着“自然”与“名教”如何合一的问题并预示着其解决的路径。

  

   三、黄老学向黄老道的过渡

  

   经过漫长的酝酿,黄老学在东汉时成功融合了神仙方术而成为黄老道,并逐渐过渡为太平道和天师道,成为道教产生的关键一环。因此,不了解从黄老学到黄老道的演进历程,就不能完整地认识道教的历史。在道教发生史的探研中,汤用彤率先理清了黄老学在黄老道形成中的作用。

   《隋书·经籍志》载:“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羡,处冲虚而已,无上天官符录之事。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汤用彤认为,《隋书》此言是说西汉黄老之学的主要特征是“清净无为”,亦即班固《艺文志》所谓“独任清虚,可以为治”。两汉流行的神仙家往往托言黄老之学,《史记》中已载黄帝鼎湖仙去之说,并谓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据此,汤用彤指出:

   道家者流早由独任清虚之教,而与神仙方术混同。阴阳五行,神仙方技,既均托名于黄帝。而其后方仙道,更益以老子。于是黄老之学,遂成为黄老之术。降及东汉,老子尤为道家方士所推崇。长生久视之术,祠祀辟谷之方,均言出于老子。周之史官,擢升而为教主。

   道教的形成是黄帝和老子,尤其是后者,不断神圣化的过程。汉武帝热衷于长生术,崇信方士,激发了社会上神仙方术的发展。如《史记·封禅书》载,齐人李少君对汉武帝说:“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于是武帝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这是史籍中对炼丹术和视黄帝为长生不死神仙的较早记述。汤用彤认为:“自先秦以来,感召鬼神,须遵一定方术。”李少君以祠灶“致物”,即“召鬼神”之术。

   自汉武帝时,方士们便以黄帝的传奇故事附会神仙学说,以治身养生理念为宗,逐渐将神仙学与黄老学整合在一起,并使之宗教化。两汉统治阶层和民间俗教均藉托黄帝和老子,各取所需,为其立说之源。因为黄老学兴自齐地,所以燕齐的神仙家也最为活跃,二者成长于同一滨海环境中,互相影响。“方仙道”的神仙家追求养生不死成仙只是个人修炼之事,尚无固定的组织形式,还没有成为一种宗教团体。随着黄帝和老子的不断被神圣化,黄老学的性质也由学派逐渐转向了宗教教派。及至东汉,黄帝和老子的形象更加趋于宗教化,汉桓帝祠祀黄帝老子于濯龙宫和派遣使臣到陈国苦县祭祀老子标志着黄老道的正式形成。

  

   四、黄老道的形成

  

“黄老道”是黄老学和方仙道相融合的产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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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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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道家文化研究》第3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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