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1950年代初农村典型调查资料的研究价值

——以湖北《武昌县锦绣乡典型调查》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8 次 更新时间:2019-10-31 22: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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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进入专栏)  
认为群众感受到了真正的民主空气, 干部们也从群众选举中增强了自信心的说法不同, 报告披露的乡政委员会选举产生后群众的牢骚和议论显示, 情况远非如此。如三道湾农协组长刘祥盛就明白讲:“选主席是‘糊眼子’、‘假民主’, 事先胡杰同志 (工作组组长) 已开会串连好了, 见了我们就问:‘曹坤臣这个人当主席好不好?’”“大唐前后湾都叫曹坤臣抓住了, 他像‘新恶霸’一样, 别人谁敢说得?!”37

  

   报告进而举例称, 农协主席曹坤臣, 贫农出身, 一直受唐姓地主压迫, 革命斗争热情高。但阶级界限模糊, 对唐姓群众报复心强, 宗派残余思想明显, 和唐姓群众关系紧张。一些农民群众对曹当主席十分不满。即使是一些积极参加农协工作的村农协组长, 也对曹议论纷纷。反映“曹坤臣自当主席后, 纸烟没断过, 一天总得吃两盒, 还是吃‘圆球牌’的。也没看到他到街上去卖谷, 不晓他的钱是那里来的?”反映曹土改时和几个党员接受地主贿赂6石谷加100块大洋, 复查时借口到武汉清算地主, 两次向地主私要路费60万元, 贪污了。还有人反映曹土改中分田分房都是最好的, 并且指出:“现在曹生活很腐化, 家中到现在还有十多斤腊肉和四五条咸鱼, 过着地主生活。”

  

   曹一向我行我素, 自高自大, 但民主团结运动后, 知道主席要民选, 干部要听群众批评, 即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了。1952年2月29日《长江日报》发表河南商水县有一个因受不实构陷的贫农积极分子被枪毙的新闻, 曹听说后情绪十分波动, 向工作组干部抱怨怕以后自己也没有好下场, 说:“我得罪了几多人啊!五里界的雪有极厚啊! (恶霸封建势力雄厚之意) , 我姓曹的先踏了 (带头斗争恶霸) , 现在你们 (工作组) 在这还没有什么, 你们一走, 你来调查这, 他来调查那, 大石头、小砖头 (即大事小事) 放在我身上, 还不把我活活压死!”

  

   农协副主席兼锦绣乡乡长章启云, 一向“小手小脚”, “有工作同志就依靠工作同志, 没工作同志就依靠 (曹) 主席”。选上乡长后, 老婆哭着拉后腿。家里有黑瞒地, 每次都是群众检举出来, 一次挤一点, 群众议论很多。民主团结运动开始后, 他变得更加谨小慎微。群众评价他“有板眼, 胆子小, 不发态度, 工作缓些, 没几大成绩”。工作组叫他掌握会议, 他总是推托, 去开会也不发言。说自己扁担大个一字也不认识, 脑筋又不好, 嘴又笨, 讲不好。看到土改复查后乡村干部普遍消极, 群众埋头忙生产, 自觉工作不好搞, 干脆不辞而别, 私自脱离工作岗位, 到纸坊镇去做木匠活儿去了, 每天据说能赚两万元。看到2月28日报纸的报道后, 他也公开对工作组的干部讲:“我早就看到这一步了, 所以开会叫我讲, 我也说讲不好, 讲两句算了。”38

  

   其他像乡民兵中队长刘远坤、乡团支部书记兼民兵指导员、农协委员唐本尧、组织部长兼团支部副书记吴文驿等, 也都很胆小, 民主团结运动后有的连农协委员会的会议都不敢参加了, 怕群众当面批评, 提意见。有的还多次申请要求离职不干。

  

   报告委婉地指出, 农村基层干部的问题, 很大程度上是上级干部和指导方法造成的。一方面是上级派来工作干部长期包办代替, 这些被工作组在土改中刚刚选拔出来的农民干部依赖惯了;一方面也是因为土改运动主要是靠命令主义, 是工作组干部说了算。复查运动后期突然搞了民主团结运动, 工作组干部放了手, 乡、村工作组先后撤出, 乡、村农民干部又要担责任, 又要听群众的批评意见, 这就把这些干部吓坏了。事实上, 两年来, 干群关系越来越紧张, 没有哪个基层干部身上没有毛病, 因此谁都怕得不得了。

  

   这种情况到了村里就更复杂了。由于各村工作组撤了, 村干部一下子没有主心骨, 特别是接连两年多都是在政治运动中度过的, 运动突然结束, 会也开不起来了, 这些干部几乎不明白自己还有什么作用。虽然上级部门一再提醒基层干部要把工作重心转到生产上去, 但不论农民还是村干部, 都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有人来管别人家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 也难怪许多群众不服村干部管, 不少过去积累下来的矛盾自然也就很容易发酵。报告谈到的刘家谟村的问题就反映了这方面的危机。该村在工作组离开后不过十几天的时间里, 土改复查中遗留的错划成份问题、果实分配不均问题等就接连爆发, 一连发生了几起中贫农打架, 而干部无力应对的事件。38

  

四、结语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调查资料是完全准确的, 任何准确都只能是就程度而言。官方调查资料肯定更容易因掺杂进调查组织者的政治导向, 而出现更多的不足与欠缺。

  

   在锦绣乡典型调查中, 这种政治导向性也表现得非常明显。除了前面提到的情况外, 报告在强调土改效果时就更容易出现这类问题了。比如其中《土改复查后农业生产情况与问题的调查报告》, 上来就列表说明“农业生产已超过了战前水平, 发展生产的条件也大大改善”。报告主要举的是两个例子, 一个是比较土改复查后和抗战爆发前全乡生产条件的变化;一个是比较土改复查后和抗战爆发前单位面积产量的变化。39由于我们这里没有单位面积产量的历史数据, 因而略去不谈。但拿土改复查后和抗战爆发前主要生产条件的数据来做对比, 显然是不妥当的。

  

   看过本文前面通过《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统计表》中举出的该乡抗战前与新中国成立前的人口、耕地面积变化的数据, 即可了解, 这一报告所举劳动力、耕畜、农具、耕地面积等主要生产条件, 抗战前和抗战后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下面根据表1数据并结合报告数据做表3以便于对照说明。

  

   由表3可知,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前锦绣乡主要生产条件, 如耕地面积、劳动力、耕畜数量等, 就比抗战前有了较大的增长, 只有农具数量有所减少。土改复查后不过延续了这一趋势而已, 如果具体比较起来, 土改后较新中国成立前在劳力方面还有减少。如果报告所指土改后的“耕畜”数不止于耕牛的话, 耕畜是否在增加还要受到质疑。如果耕畜也没有明显增加的话, 那么土改后可以肯定增加明显了的, 就只是农具了。

  

表3:锦绣乡抗战前、新中国成立前和土改后农业主要生产条件变化表


   这个例子说明了官方调查资料所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局限性, 特别是当年针对土改效果的调查, 往往很难避免主导调查者的政治导向作用。调查人员所以会拿土改后与抗战前来做比较,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样反映出来的土改成绩会显得更大些。

  

   但是, 正如本文前面的分析所介绍的, 官方的调查资料, 也还是能够透露出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来的。特别是如果我们善加利用, 注意拿针对同一对象的不同调查资料来作对比考究的时候, 往往能够发现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只要不是盲目相信官方资料所提供的信息, 而是循着发现的问题细致地考察下去, 再结合以田野调查和对当事人的口述等, 不少官方资料也还是可以在历史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注释

  

1 如冀東農村實態調查班:《冀東地區内贰十五箇村農村實態調查報告》, 1930年;東亞研究所:《經濟に關する支那慣行調查報告書》 (系列) , 1932-1934年;《河北省农村实态调查资料》 (望都县东阳邱村外十八个村) ,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天津事务所调查课, 1937年;《彰德縣城附近ニ於ル群小不在地主ニ就テ》, 北支經済調查所, 1940年;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产业部农林科:《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 (察南宣化县) 》, 1940年, 等等。

   2 如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河南省农村调查》《陕西省农村调查》《广西省农村调查》《云南省农村调查》等,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1935年;千家驹等编:《广西省经济概况》,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年;土地委员会编:《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 1937年;《江西省农业统计》, 江西省政府秘书处, 1939年编印;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 重庆:正中书局, 1941年;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 (第172种) , 台北:成文出版社、 (美国) 中文资料中心, 1977年, 等等。

   3 如戴乐仁、马伦等:《中国农村经济之调查》, 华洋义赈会, 1924年;董时进:《河北省二万五千家乡村住户之调查》, 北平大学农学院, 1932年;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 上海:黎明书局, 1933年;李景汉:《定且社会概况调查》, 北平: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1934年;吕登平编著:《四川农村经济》,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年;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 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6年;孙晓村:《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 《教育与民众》1934年第8卷第3期;张稼夫:《山西中部一般的农家生活》, 《益世报》 (天津) 1935年7月13日;冯华德、李陵:《河北定县之田赋》, 《政治经济学报》1936年第4卷第3期等。

   4 除各地方档案馆革命历史档案中所藏各种调查报告及统计资料外, 其他已出版者亦多, 如毛泽东:《寻乌调查》 (1930年5月) 、《兴国调查》 (1930年10月) 、《木口村调查》 (1930年11月21日) 、《长冈乡调查》 (1933年11月) ,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年;柴树藩等:《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调查》,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年;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 (报告大纲)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年, 等等。

5 如东北局宣传部编:《东北农村调查》, 1948年;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 《江西日报》1950年9月3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华东区土地改革成果统计》, 1951年;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福建省农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 1952年;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编:《广东省农村经济调查》, 1952年;中共湖北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湖北农村调查--二十个农村典型乡综合材料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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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教学 (下半月刊) 2019,(0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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