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忆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 次 更新时间:2019-10-30 23: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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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忆石  
并入或取代哲学基本问题:反对者认为,现当代哲学研究对象、研究主题的改变,只是哲学基本问题表现形式的变化而非哲学基本问题本身的改变;赞同者认为主客体关系问题在现代哲学中已经成为哲学基本问题。(3)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变化的诸多见解:它是“变”即形态可变与“不变”即基本问题不变的统一;它只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因而是可变而非永恒不变的;它随着现代哲学、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变革,已被终结和超越,等等。上述思考,开拓了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的思维空间。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问题

   对此,学界指出,与抽象的物质观相应,传统教科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限定在研究认识的“一般本质”及其“一般发展规律”框架,因而基本停留于近代“知识论”层面;存在着诸如“知、情、意”之间的断裂;社会系统诸因素与个体认识诸能力之间的断裂;社会心态、社会理解、语言解释能力之间的断裂。随着“实践”、“主体性”讨论的展开,学界围绕认识论的一些基本理论,思考了下述问题:(1)哲学是否就是认识论?(2)认识论的根据是实践本体还是物质本体?还是两者的统一?(3)认识的本质即认识的主客体关系,是反映?选择?建构?还是两者或三者的统一?(4)认识的过程即关于“知性”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实践理性”在理性认识与实践中的中介作用问题。(5)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6)认识主体与社会文化传统、认识的“前结构”与人的实践活动具体样式的关系,等等。

   反思传统认识论的基本理论,离不开对实践问题的反思。这种反思,既包括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观问题,又包括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观问题。前者在80年代,侧重于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而后者由于它涉及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在当时学界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探讨中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究竟为何?“基础”与“首要的基本的问题”是否是一回事?应当坚持实践?还是坚持客观物质世界?还是“既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又承认实践的世界观意义”?……这些问题在引导学界反思传统教科书本体论的同时,也为辨明许多先前含混不清的认识论问题,提供了致思路径。

   认识论的探讨必然涉及真理观问题。对此,学界普遍认为,传统教科书中的真理观,以唯物论为基础,从辩证法维度论及真理的属性(客观性、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但由于它基本不涉及真理的价值性,因而难免抽象性。反思促使学界在真理问题的争论中,深入思考了下述问题:(1)真理的本质。有的认为有客观真理与主观真理之分,有的坚持真理的本质是客观性的,有的主张真理的本质是主观性的(但多数学者反对“主观真理”论)。因此,在辨明真理本性的同时,也为如何辩证认识真理的“主观因素”,提供了思路。(2)真理的价值。有的认为真理有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之分,而传统的真理定义只概括了事实真理而排斥价值真理,因而不具有普遍意义。有的任务承认价值真理,真理便成为因人而异的理论,这就否认了客观真理,将导致真理多元论。(3)真理与阶级的关系,即真理是否具有利益因素,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性。(4)真理的表现形态与本质的关系、真理的一元与多元的关系。

   对认识论问题的反思,成为8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轴心,即这种讨论得以使哲学基本问题的探讨,主要围绕“哲学是否就是认识论”的主题展开;对辩证法的讨论,也以“辩证法是否就是认识论”的方式展开;对历史观的研究,更是以历史“主客体关系”的形式进行。这种反思,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方法论、历史观联为一体,在开辟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路径中,为建构“主体-客体关系”的认识论框架产生了巨大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问题

   这种反思,主要通过下述争论表现出来:(1)辩证法是否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合成物”?(2)辩证法的生命力在于何处?是实践还是客观自然界?(3)辩证法仅是一种方法论,还是具有本体论、世界观意义?(4)辩证思维是两级性的还是多样复杂性的?(5)矛盾的同一性是否包括矛盾转化?等等。

   一些学者批评传统教科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局限于客观与普遍两大特性,其规律和范畴属于自在世界,是将辩证法视为与人无关的抽象片面的方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将自然与人类社会历史、人的目的性活动分开了,是典型的知性辩证法。

   一些学者强调传统教科书关于客观辩证法是主观辩证法的基础的观点,不仅没有违背马克思哲学关于自然史和人类史相统一的观点,而且正确反映了自然与人类、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相互制约关系,而这正是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观所主张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强调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从而将自然与历史统一在人的劳动活动中,实现了在劳动实践中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统一,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不限于马克思的自然观论述,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研究联为一体,奠定了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基础。

   争论双方的观点各有千秋,但都有其理论依据和合理性。批评者立足主体性、历史性维度的辩证法解释,虽然难免具有消解辩证法客观性的危险,但又促使学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特殊点究竟在何。赞同者立足客观性、自然性维度的辩证法阐释,虽然难免具有弱化辩证法主观性的嫌疑,但又推动学界深思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内涵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尽管这一反思和争论一直延续至今,但它为学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构建,仍然意义重大。

   反思促使学界深化了对辩证法的理解。这一深化包括提出“中介”概念、“否定性辩证法”、“动态平衡”等矛盾解决方式多样化理论、系统论与辩证法结合的理论,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探讨。对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探讨,涉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如经济建设中的改革与开放、发展与稳定、平衡与非平衡、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政治建设中民主与法制、民主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主旋律与多样化,以及社会建设中的“两个文明”、“两手抓”,等等。这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改革开放现实有效结合的探讨,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内涵,又凸显了其实践价值。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问题

   对此,学界认为,由于传统教科书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仅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延伸或推广,仅仅强调社会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和对人的制约性,因而无论是对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价值,还是对社会历史的规律、本质、动力、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等等问题的理解,都存在零散性、片面化的缺陷。基于此,学界反思了下述问题:(1)“推广论”是否准确、是否正确地反映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变革的本质?(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出发点,是劳动?实践?物质生产方式?还是异化?人?(3)社会规律与人的活动之间,究竟具有什么关系?它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等等。

   反思促使学界深入思考了传统教科书模式弊端的症结,在于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平面化、单一化的解读,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的本真精神。这类反思,推动了学界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深入思考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本质特点,并将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内涵,归结为在马克思的哲学视阈中,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范畴论都具有不能离开人类实践活动的意义。从而在引发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和基石的新思考中,促使人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与历史观之间的关系。

   “反思”进而引发学界对传统教科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的激烈争论。争论使学界对传统教科书的缺陷,如将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部分而非具有整体性质,对旧唯物主义主要从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去理解,未能突出人和社会历史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根本地位,未将实践范畴而仅将物质范畴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忽视马克思对现实、事物、感性的实践理解方式等等问题的存在,从而遮蔽了马克思哲学的主题,限制了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视界,妨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深刻把握等等问题,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同时,它为学界如何在“反思”中,避免重蹈从狭义上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覆辙,认识到如同传统教科书将社会历史仅仅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部分,将“窄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将社会历史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研究领域和研究任务,仍然有走向被其批判过的传统教科书“窄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能。

   反思引导学界进而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关于社会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领域,思考了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如何面对当代西方哲学“历史决定论贫困”的挑战?),指出它是“生成”的,而不是“预成”的,它不能离开人的活动(15);思考社会发展规律的表现形态,认为它与社会发展道路,有一般与特殊、普遍与个别的区别;探究社会历史规律的本质,认为它不是线性、单质的因果式对应,而是具有复杂的、多值的统计规律特征(16),从而为更加全面地理解作为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历史决定论所具有的辩证性质(17),提升唯物史观的理论层次,作了极其有益的探索。

   反思促使学界深入思考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最为基本的原理: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问题。对此的深入思考,则是学界对生产力标准含义的界定,认为它既是衡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先进与否的客观尺度,又是考察和检验实际工作的主体标准;对生产力标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理论地位的认识,认为它既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又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对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关系的理解,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深化和具体化,等等,从而既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认识的深化,又为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提供理论支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对“反思”的反思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曾因简单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属性与功能,将哲学的意识形态性等同于政治性,而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沦为政治工具的境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社会即将迈入转型之门并迎来思想解放的狂飙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上了反思自身理论得失的历程。反思使它对自身的属性、功能、定位及其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反思使它在批判既往研究与传播中的左倾教条主义中,逐步脱下政治外衣、摆脱依附地位,开始发挥既恢复求真爱智又干预现实的双重功能。得益于这一“反思”,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在原典翻译出版或研究诠释,还是在学术交流和学科建设等领域都初现繁荣,并为后来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当我们充分肯定此时“反思”的意义时,又不能回避其中存在学理困境和相关悖论。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上,当我们在充分肯定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时,又不能不看到其蕴含的理论悖论。由于这场讨论首先是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而展开,因而当它限于辩证唯物主义范围时,就未得及梳理下述学理问题:当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承认这一标准既不能从主观意识,也不能从客观对象,而必须从具有“主客统一”本性的实践中寻找时,它就不能坚持真理标准上的唯物主义,从而实质上否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基本命题;当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并认为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坚持从真理对象、真理标准的客观性去理解,认为检验真理标准,是既非主观的,也不具有主观性的“客观性”标准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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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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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家》第2018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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