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鹏:回到国家建构:对清史研究中帝国主义路径的再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6 次 更新时间:2019-10-30 22: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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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鹏  
学者们热衷于争论这个机构何时设置、为何设置,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清代的雍正、乾隆时期,而对乾隆以后从18 世纪后半期到19 世纪直至清末,军机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学者们几乎没有涉及。美国学者白彬菊在其对军机处专门研究的著作中指出,在雍乾时期已经发挥过巨大作用的军机处直到嘉庆时期才被列入会典之中,由一个内廷机构转变为一个外朝的政府机构,但仍占据中枢机构的主导地位,“皇帝和国家都已离不开它”。然而,白彬菊并没有研究进入 19 世纪以后的军机处到底在如何发挥着巨大作用。二是重视军机处与皇权的关系,缺少对其在国家层面作用的分析。在这种有皇权无国家的“专制思维”之下,军机处被当作皇帝的心腹机构和皇权附庸机构看待,对于它在清代“国家”政治中作用缺少关注。虽然嘉庆、光绪《清会典》中有专章介绍军机处的各种职责,学者也时而引用,但很少有人分析军机处为什么会有哪些职责、它又是如何获得这些职责。进一步而言,我们看不到乾隆以降军机处在国家发展中的政治作用,也看不到它作为一个政府中枢机构的主体性,不知道19 世纪的军机处是如何运转的,也无法理解《清史稿》“职官志”中为何将军机处视作清末责任内阁的前身,而原来的内阁则被合并到翰林院之中。

  

   不仅对军机处的研究如此,对清代其他重要制度、机构、事件的研究也都存在类似问题。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对清代内阁、南巡、西师等重大问题进行精深研究的著作,即使有的问题得到初步研究,如奏折制度、理藩院等,但大多或失之简略,或者还拘泥于以证明清代的皇权专制达到何种程度为目的,缺乏贯通整个清朝国家建构的整体性视野。

  

   “专制主义”是过去近百年中外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称谓,是一个习以为常、根本不用思考为什么会这样称呼的当然词汇。虽然这种将“专制主义”概念同中国相联系的做法是否起源于欧洲启蒙时期有关中国的大讨论,有待于进一步确定,但显然,将传统中国视为一个专制社会,具有很强的共识性。这种思维惯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史中的各种专题研究,都不自觉地带有以论述“专制主义”为目的的色彩。而对清朝专制制度的论证,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一种以推翻旧王朝为目的、否定其合法性的革命史观或隐或现地在起作用影响着我们对清朝国家整体性历史的认识。

  

   有国内学者开始把国家建构理论应用于探寻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问题上,认为国家建构是介于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之间的一种研究方向。这种研究也表现出对两种典型的国家能力的重视:一是国家能否直接控制赋税体制的汲取能力,二是国家能否直接掌握对基层的管理。这种考察多以清朝作为背景,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初,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国家”管理基层能力的提高,即警察制度建设、以及赋税直接征收能力的强化。但显然,这些研究仍是在一种近代化视野下展开的,对清朝的国家性质相对忽视,至少并没有把清朝作为一个国家整体来看待和研究。所以,我们要用国家建构理论来解释清朝历史,就必须把清朝视为一个国家,整体地解读其近三百年的历史。

  

   第二,回到国家构建。

  

   “把国家找回”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学者开始提倡的一种有关“国家”的研究路径,以纠正过去过于注重以社会为核心的政治学研究。她通过比较研究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后,认为“国家”应当被看成一套行政和强制组织、在阶级控制和阶级利益面前具有潜在的自主性,因此,在解释社会革命时,必须把国家置于核心地位。她认为,清代中国君主专制的国家能力并不是太强,而且在 19 世纪晚期时被大大削弱,导致革命爆发。国家自主性的结构要素是国家行动和能力的体现,即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国家能力主要包括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强制能力、合法化能力,尤其是以税收作为政权能力的核心,而战争则是促成国家能力的最主要因素。

  

   查尔斯·蒂利也极大地推动了回到国家建构的这种研究趋势。他认为国家是对暴力的控制,影响国家形成的两个主要因素分别是战争和资本,强化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和顺畅的赋税汲取能力对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但蒂利侧重研究欧洲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对非欧洲国家经验的考察相对缺乏。弗朗西斯·福山对这种民族国家民主制度的最终效果在全世界范围内到底如何,有过深入反思。他认为冷战以后直到 21 世纪,中亚、非洲等国家历史的发展证明,民主制度无法征服全世界,欧洲民族国家的经验并没有在其他地区的民族国家内得到复制,相反,亚非拉的很多国家仍处于战乱、贫穷状态,并且对民主国家的秩序构成了威胁。他意识到国家的能力才是保证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繁荣的重要力量,因此他修正了历史已经终结的观点,认为国家建构,即强化一个国家的统治能力,加强政府的权威对其发展至关重要。即使是欧洲国家法律秩序的建立,在相当大程度上产生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或干预,王权的强大并非民主的对立物。福山提出的国家构建 (State Building),是指通过强化国家权威、解决由于“国家”权力衰落而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国家构建并不是指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而是强化国家现有的体制,使政府能有所作为。“国家构建”意味着创设新的政府体制,并强化现有的体制。”这种理论关注的是如何集中权威和资源建构一个强大的国家,以实现政治安定、国家增能、行政有效的过程。虽然福山并不是主张要加强诸如中国等国家古代的专制权力,他甚至提出中国古代国家的权威不是过弱,而是过强,但它还是为我们如何更深刻地理解清朝国家政权在其疆域拓展过程中集权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恰当的角度和路径。

  

   综合这些政治学家所阐释的国家建构理论,有两个重要观点有助于我们考察清代历史:一是国家的整体性,这个特点提醒我们要走出社会史研究的碎片化,看到国家作为权力整体性运行机制的作用,社会的发展状况终究是要受到国家政治的影响。二是国家发展的历时性。国家建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为了适应国内外社会发展新形势,有可能不断调整国家的制度、战略和运行机制,如果国家政权丧失了自我调节、自我强化的能力,往往会面临衰落的命运。

  

   清朝是一个由满族领导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政权,其政权的建立、国家建构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动态过程,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满人入关后,联合汉人,借鉴明代的制度,承袭了中国传统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统一中原、江南等明朝所辖各省,设督抚藩臬,分管一省之庶政。同时,在顺康之际,蒙、藏藩部地区先后归附清朝,蒙藏各部之爵制、划界、司法等庶政,完全由入关前已经设立的理藩院统辖。这是在入关之前政体的基础上,建构新的国家制度。第二阶段是经过康雍乾三代皇帝的努力,完成对西北、西南等边疆民族地区的统一,将蒙、藏、维等各族比较稳定地纳入政权体制之中,并调整国家机构,完成对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建构。第三阶段是从晚清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以新疆、台湾建省为标志,进一步强化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和治理,推动国家内部的“同质化”过程。

  

   因此,清朝政权的建构和发展,并不是为了推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摒弃殖民主义的思维,会使我们更加客观地将国家建构理论运用到对清代历史的解释上。清朝的国家建构经历了一个不断将新的力量组织到国家之中的过程,每个阶段都是在原有体制之下的扩展,这是一种历史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政治在根本上是历史性的;政治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是在此前存在的体制结构中运行,新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旧体制之上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国家建构,包括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变革,就成为历史制度主义考察的关键问题。因此,我们对清代历史的研究,也有必要回到国家的视角,探讨其国家建构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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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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