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铁川:新中国七十年法治发展的阶段、经验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3 次 更新时间:2019-10-30 22:3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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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铁川  
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1963年至1964年的四清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限定指标、不顾宪法和法律情况下发生的。

  

   三是从忽视法制到最后否定法制。如前所述,毛泽东在八大前后总体上是重视民主法制的。但自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随着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变化,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逐渐忽视了法制,到了“文化大革命”则否定了法制。在是否需要从农村生产队过渡到生产大队之间徘徊,在是否需要保留个体所有制经济问题和保留商品经济问题上徘徊,在是否坚持按劳分配问题上徘徊,因而,没有为社会主义法制确立坚实的经济基础;忽而重视法制,忽而轻视法制,最后否定了法制。

  

   在1962年年初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政治,没有民主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集中,没有无产阶级的集中就不会建成社会主义。1962年3月22日在听取有关同志关于公安工作的汇报时,毛泽东指出:刑法需要制定,民法也需要制定,没有法律不行,现在是无法无天。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包公、海瑞也是注重亲自问案,进行调查研究的。

  

   但在1958年8月在成都召开的各大经济区协作主任会议上,毛泽东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包青天的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现在有多少条,我也记不得了。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是作为办事的参考。

  

   “文化大革命”完全违反了党规国法。中央文革小组长期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同时架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党的九大之后,地方政权被违反五四宪法的革命委员会所代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停止活动达九年之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十年内根本没有召开,合法的公安、检察、法院等机关被“彻底砸烂”;未经合法程序,通过设立“专案组”的办案方式,然后不经司法机关,就对人批斗、关押、定罪判刑等。

  

   (二)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开创阶段

  

   1.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经济建设,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贫困无法治,法治的性质、水平等说到底受制于社会生产力。“两个基本点”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中国法治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改革开放就是吸收人类一切有益的法治文明成果。

  

   2.邓小平提出了法治代替人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两个不改变”(即要让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指导思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两个不改变”主要是总结了八大以来的教训,邓小平说,我们过去不是没有一点法律,但往往把领导人的讲话当作更大的法,领导人的讲话变了,法就跟着变了。十六字方针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是董必武在八大会议上讲的,邓小平同志在这八个字里面又加了“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3.邓小平提出依法进行人民民主专政。要学会使用和用好法律武器,使民主法制化,依法打击刑事犯罪分子,而不要再搞违反法治的群众运动。

  

   4.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里面活动。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5.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比如,一手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坚决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搞经济建设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

  

   6.邓小平提出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7.邓小平提出加强法制根本问题是教育人。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法治教育要从娃娃开始。

  

   (三)以江泽民、胡锦涛分别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推动阶段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如下九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1996年2月8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提出的,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第二,提出了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关于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依法治国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要保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不要把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

  

   第三,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1996年2月8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指出: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市场经营活动的运行,市场秩序的维系,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以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都需要法律的引导和规范。为了坚持市场经济那就必须搞多种所有制。1994年12月9日至14日江泽民同志在天津考察工作时指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因此,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就成为我们依法治国的经济基础。

  

   第四,提出了要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到2010年我们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第五,提出了依法行政的概念,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强调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

  

   第六,提出了司法改革的命题和任务。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第七,提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的。

  

   第八,提出了依法治国要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江泽民于2001年1月10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九,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依法执政。这是江泽民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

  

   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如下八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这是2002年12月26日胡锦涛在主持中共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首次强调的。

  

   第二,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这是2004年9月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的。

  

   第三,提出了必须坚持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科学执政。2004年9月19日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我们总结党执政成功经验的必然结论,也是新形势下我们党更好执政的根本要求。

  

   第四,提出了要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国务院2004年3月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3条规定:“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第五,提出了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第六,提出了坚持平等保护物权。2007年3月23日,胡锦涛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4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充分认识宪法法律对国家的、集体的和私人的物权给予平等保护的重大意义,牢固树立依法平等保护和正确行使财产权利的物权观念。

  

   第七,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2006年3月3日,胡锦涛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党员负责同志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目标,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中心任务,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保证。

  

   第八,在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努力的基础上,基本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构成的法律体系。

  

   (四)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集大成阶段

  

习近平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第二个阶段是把前一个阶段较为成熟的做法进一步法制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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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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