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东方:冯振乾与1940年代西北现代诗歌的展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 次 更新时间:2019-10-30 00:53:39

进入专题: 1940年代     西北地区     现代诗歌运动     冯振乾  

贾东方  

   内容提要:在1940年代的西北现代诗歌运动中,诗人冯振乾在诗歌创作、理论探索、诗刊编辑、指导青年创作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其诗作兼具沉郁、忧愤与悠远、静思之美,融合了新诗的战斗性与审美性,呈现出较为独特的诗歌风貌,且其注重对西北地区特有风情、民俗的发掘,抒写了军旅生涯的生命体验与战斗豪情,所创作的“新边塞诗”应在1940年代诗歌史、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关 键 词:1940年代  西北地区  现代诗歌运动  冯振乾

  

   1940年代,因战争时局的影响,伴随着文化人士流亡迁徙的现象,文学中心也因之散落、转移和重新聚合,并形成新的中心地带。杨义先生曾提及,抗战时期西北地区有三个文学中心城市值得研究、关注——西安、兰州和乌鲁木齐。①作为大后方重要城市的兰州,吸引了不少东部流亡作家到此寓居②,如于赓虞、焦菊隐、李辰冬、易君左、顾颉刚、萧军、唐祈、沙蕾、陈敬容、冯振乾、牛汉等知名人士,朱古力、韩卫之、牛青萍、红薇、琳书、李泊、阎栋材等流亡作家,还有本土作家杨文耕、夏羊、安汭、蒲之津等,都在此地积极推动着西北地区文艺事业的开展。就笔者对于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甘肃民国日报》《西北日报》《和平日报兰州版》《兰州日报》《现代评坛》等重要文艺报刊的梳理情况来看,开展时间较早、持续时间最长、成就最为明显的,正是西北文化人士所倾力的现代诗歌运动。

   目前,学界对于西北现代诗歌运动的研究兴趣和关注的问题,更多地集中于对其时已有创作且其后来在文学史上也颇具分量的诗人个体,③但限于作品、史料的完整性及搜集、整理工作的繁杂,呈现其全貌还有待时日,本文尝试着就冯振乾这位“文学史上的失踪者”④与1940年代西北现代诗歌运动这一问题做一些初步的研究。诗人冯振乾是1940年代西北现代诗歌发展的重要推动者,自流亡、寓居西北后,他一直致力于改变西北诗歌的冷清寥落面貌,不仅积极进行诗歌理论、作品的创作,同时创办诗歌刊物、大力提携青年诗人,还约请各地知名诗人投稿,将西北诗歌的发展推进到全国的诗歌运动之中。冯振乾的诗歌创作,也兼具战斗性与艺术性之美,并完成了诗歌走向西北之后的“新边塞诗”发展趋向。

  

   一、冯振乾与1940年代西北现代诗歌理论、批评

  

   西北地区的现代诗歌,在1940年代以前,虽然有部分的本土作家如刘呈芝、高冠青(无名)、王栋(秋水)、李洽(白虹)、赵月霞(菊英)等人在进行创作,但所写的主题多集中于描写个人的情感及苦闷的心境,如“在清静的夜里,/我拨动了枯寂的心弦,/将苍凉悲调,/凛然的奏起;/把这幽凄的心音,/和怨慕的灵情,/飘送到辽漠的天空。/任这哀婉缠绵的音曲,/在轻袅的云影里飞飘,/在柔媚的月波中颤漾”,⑤或是“这残日,我沉压于苦寂烦乱中,/被失意,颓丧了天马的奔驰!/人间缺乏的是同情与爱怜,/我无力,似囚兽静待着屠夫的恤惜!”⑥

   “五四”以后觉醒的西北青年,面对情感、理想、人生的困惑、迷茫,最青睐这些空灵伤感、孤独哀凄的抒情短诗,正如李泽厚所云“(‘五四’之后的一代青年)在文学上,抒发胸怀而不成系统,倾吐心臆而尚未定形,散文或散文似的新诗便成了此代心魂的最佳的语言寓所。”⑦然而,他们的诗歌创作鲜少个性风格,且多以文坛的知名诗人为借鉴,主题也比较单一,“差不多每一篇东西,都写有颓废、抑郁、苦恼的字眼,更从那里可以听到作者的太息声音,或者竟是哭声的。”⑧因此,1940年代以前的西北现代诗歌境况,基本上是寥落、乏善可陈的。

   1937-1940年间,抗战的烽火虽烧遍了大江南北,然而占据地理优势的西北地区却很少直接遭遇大规模的战争,相对比较安全。因此,这一时期西北各地虽然也有不少诗人加入到时代洪流的歌唱之中,或表达对侵略者罪恶的愤怒,或歌赞战士们英勇的精神,或号召全国民众起来反抗,但情感的真实性方面还是欠缺不少,多流于跟风式的呐喊,而语言的粗糙、主题的单调、内容的空洞无力等艺术方面的缺陷,正是“具着死的决心/怕什么大炮坦克/冲锋吧,同志!/努力吧,战士!/碧血白骨/为最光荣的结果”⑨这一类口号式诗歌的致命缺陷。

   在笔者看来,西北地区的现代诗歌运动真正在自觉意义上开展的标志性事件,是《现代评坛》杂志西迁兰州以后,于1940年5月20日开辟的“西北青年诗歌专号”。这一时期,偌大的西北竟没有一份诗歌刊物,西北地区诗歌工作者的阵容也较弱,没有统一的组织,再加上报刊编者未曾协力推动,都是桎梏西北诗运不能热烈展开的症结所在。《现代评坛》的编者赵西,直言西北地区诗歌运动的冷落,要归咎于本地报刊编者的轻视——只是把诗歌作为“一种点缀或应时性质”的东西来加以刊载。他希望通过这个专号,引起西北各刊物报纸对诗歌的重视,使西北的诗歌配合全国诗歌运动而蓬勃地发展起来。

   随后,冯振乾、安汭、夏滨等人围绕着朗诵诗、街头诗以及诗的大众化、通俗化问题,纷纷撰文进行专题探讨。冯振乾还创办了西北地区的第一份诗歌专刊《草原》,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充当一个将来蓬勃发展的西北诗坛的“马前卒”;同时也呼吁“诗运展开在西北”,殷切希望西北的诗歌工作者携起手来,“在沙漠中栽花”“坚忍地拓荒”,在荒漠的西北诗坛上培植起美丽的绿洲。《草原》诗刊在西北地区的影响不小,也吸纳了沙蕾、陈敬容、张天授、穆天、谷风、安汭、蒲之津等人投稿,一时之间蔚为壮观。可以说,冯振乾之于西北文坛的最重要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的诗歌创作及诗艺探索,更在于他对西北诗歌运动的大力倡导及引领推动。

   冯振乾之于西北诗歌运动的第二次重大影响,是在1941-1942年。此时,诗歌的发展遇到了一个瓶颈,即宣传性与艺术性的矛盾如何解决的问题。西北地区的诗坛因之显得冷落、萧条。有感于此,冯振乾热忱自愿帮助《甘肃民国日报》的文艺副刊编辑“诗歌专页”,并来函提供西北诗歌运动改革的相关建议,譬如增多诗歌刊量、排版的改革、稿费的提高、出诗歌专号、举办学生诗歌征文、编诗歌副刊等。冯振乾还积极向各地优秀诗人约稿,以杜运燮、李岳南、张天授、刘北汜、段丰野、林咏泉、牧丁、李满红等全国知名诗人的诗作来给西北青年提供可借鉴的范本。⑩

   此外,冯振乾还发表了不少有关诗歌的理论文章,探索诗歌艺术问题,推动西北地区的诗歌运动。冯振乾撰文批评诗歌发展的弊病在于“感情的泛滥”,他既反对将诗歌当作“工具”的看法,也指斥“纯性灵的个人主义诗歌”,他所企望诗歌发展的未来走向,是“对艺术性与宣传性作精炼的调整”,最终“走向叙事诗、走向史诗、走向伟大的杰作!”(11)冯振乾、李荒、朱古力、红薇、叶明等西北青年诗人也举办诗歌晚会,讨论诗的格律、音韵、朗诵、正视现实、西北风格等相关问题,并形成了西北诗歌要走“民族主义文艺道路”的共识。在冯振乾及其他文化人士的推动之下,《甘肃民国日报》《西北日报》两大报纸皆按期出刊“诗歌专页”,冷落的西北诗坛,“行将蓬勃起来”。

   冯振乾之于西北诗歌运动的第三次重要影响是在1946年左右。1945年抗战结束以后,大量的西北流亡作家因种种原由又重返东部地区,这造成了西北诗歌运动再一次呈现荒凉冷清的局面。冯振乾再一次举起“诗歌运动”的大旗,呼吁西北诗歌工作者“鼓起诗工作的热情”,深入生活、热烈学习、勤于创作,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在“诗的真与诗的美”的定律中,产生更结实而辉煌的作品,并争取在更大的读者群中发挥诗歌普遍的教化与推进社会的功能。

   1946年前后,与冯振乾一同推动西北诗歌运动的,还有时任《和平日报》(兰州版)副刊《笔阵》主编的“恶魔诗人”于赓虞,以及负责《西北日报》副刊《绿洲》的回族诗人沙蕾。所不同的是,沙蕾更青睐于雪莱的抒情诗学理念,着意于生命中的一景、一事、一感、一悟式的碎片,连缀拼接起来,构建完成一幅属于自我的生命图景。于赓虞则沉醉于异域文明的体验与书写,以及依靠教育者和编辑的双重身份,以诗或艺术的方式,完成青年一代的教育与启迪,并仰赖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艺复兴”,实现“国家民族的重造”。这一次的诗歌运动余波,一直持续到1947年5月,最后以于赓虞返回河南老家、沙蕾沉溺人生享乐与浮世繁华、冯振乾悄然告别而结束。1947年以后的西北诗歌运动,最活跃的诗人变成了阎栋材、李泊、芭林、琳书以及西北师院附中“狼谷诗社”的盾子、波潮、剑南等人,诗人们呼吁最多的声音变成了“人民文艺”“新现实主义”,预示着新的诗歌主潮的到来。

   历数上述种种,不难看出,冯振乾在西北诗歌运动的发展进程中可谓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其诗歌创作、理论探索与其他文学行为需要加以专门考察,同时,其在整个现代诗歌史、文学史上有何意义,也需要更深入的阐释、研究。

  

   二、融合1940年代两大诗歌主潮的冯振乾诗歌

  

   1940年代的西北诗坛,虽不像桂林、重庆、昆明等西南诸地那样引人瞩目,但也先后汇集了唐祈、沙蕾、陈敬容、牛汉、于赓虞、安汭、蒲之津、阎栋材、李泊等风格各异的诗人。整体上而言,西北地区诗人的流派特征并不明显,更趋向于个体性、开放性、包容性。

   从1940年代中国新诗地域版图来看,冯振乾虽多在西安、兰州、酒泉、陇南等地活跃,但他的诗友交往圈却容纳的不仅是同在西北的兰州诗人陈敬容、沙蕾、朱古力、李荒,天水诗人牛汉、安汭、蒲之津,也有远在昆明的刘北汜,成都的牧丁、蒂克、张天授,重庆的李岳南、林咏泉,桂林的方敬、杜运燮,以及城固的林笳、吕亮耕、王亚平等人。(12)作为西北地区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冯振乾在进行诗歌创作时,没有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流派诗歌理念,而更倾向于在个体生命体验基础上的“综合”,他的作品不仅见于《诗垦地》,也登载于星群出版社出版的《诗创造》。(13)冯振乾其人其诗,不仅得到牛汉等“七月派”诗人的认可,也在陈敬容、方敬、杜运燮等“《中国新诗》派”诗人那里很受重视。

   就冯振乾和“七月派”诗人的交往而言,最推重冯振乾的“七月派诗人”是牛汉。牛汉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曾经说“他在重庆、桂林等地报刊发诗,意境比较深沉,比我写得好……他是个真正的人,真正的诗人。”(14)一直到牛汉的晚年,冯振乾还是他念念不忘的对象,“这些年,早上醒来,好像奶奶、母亲这些亲人,也包括冯振乾都和我一块儿醒来。”(15)另一位“七月派诗人”段丰野,也与冯振乾交往甚为密切,冯振乾在协编《甘肃民国日报》“诗歌专页”及主编《草原》诗刊、《西北日报》“塞角”副刊时,曾多次向其约稿并加以刊载。

   冯振乾和“七月诗人”牛汉、段丰野等人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血与火的炼狱”中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冯振乾,在辗转西北的旅程中,对中国大地的“残败”“凋敝”感同身受,对民族的“苦难”“悲哀”也痛彻于心,正如他所云:“太长的沦落的路,太多残酷的见闻,使我抑却了泪泉的潮涌,一切悲哀与苦痛的遭际,震撼不落泪珠,天大的憎恨与愤懑,也只有随鲜血奔腾在胸膛。”(16)

在诗歌写作中,冯振乾一再强调着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七月的时代”,“七月是新时代的/有真挚的爱/有共同的仇恨!/一个古老的民族/迈出灾难的最后闸门/在自己的土地上/开始重作真正的主人/七月是斗争的/血液,太阳,火光,交织的季节”(17);同时,他也明确地宣告诗人的自我责任:“诗人是离不了现实的,并且是现实生活中最深入最清醒的一份子”,他应当“告诉人类要什么样的生活,要如何的去生活,要怎样的面对着眼前残缺的生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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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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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当代文坛》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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