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 刘青峰:中国的“真理”是从哪来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33 次 更新时间:2019-10-28 22: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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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 (进入专栏)   刘青峰  

   1860年代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翻译的有影响力的著作《佐治刍言》,原本是从人人有自主之权这一西方现代社会基本原则出发,来论证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相应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但为了迎合士大夫的理解,词汇原意往往走了样。全书好像是在叙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和仁政,以此证明相应制度为合理的论说,它将一切归为中国人最熟悉的“自然之理”,比如:“凡做工之人,所得工资,即归本人享用,此为自然之理”、“振作商务,可使国中富饶,此为自然之理”等等。

  

   一旦要引进西方物质文明所依托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就与儒家伦理所注重的传统社会结构相冲突,洋务遭到暴风骤雨般的反对而难以展开。

  

   西方理性主义被纳入传统常识理性的另一个例子,是对西方科技的定位。科学是西方现代理性主义的重要合理性标准,但是在20世纪前,科学技术知识一直被成为“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简称,也是儒学“八条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两条。格物致知是为了实现道德目标,而不是认识和改造世界。

  

   1894年爆发了中日战争,中国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在严峻的亡国威胁下,清廷和广大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如果不全力引进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中国只有死路一条。中国士大夫力图超越中国传统的天理观,去认同、接受更普遍的中西方共同之理。1896年,“公理”一词终于在社会思想中凸显出来。

  

“公理”的勃兴

  

   “公理”一词古已有之,例如《三国志.吴书》道:“专用私情,爱憎不由公理”,但是1895年以前,士大夫很少使用,且主要用于表达自然科学定律,偶然用于经济事务中。甲午战败之后,“公理”主要指中西共同之理,频频出现在上谕和大臣的奏折之中。1900至1915年间,“公理”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为进化论和个人权利,明显不同于私领域儒家伦理之理。

  

   “公例”是和“公理”同义的另一个表达普遍之理和公共领域之理的词,其意义有二,一与“公理”同,指自然界普遍定律,二指国际法条例。两词的微妙差别,仅在于“公例”有从案例中归纳出普遍之理(例如法规)的意思。二词甲午前很少为人所用。“公例”是随国际法变成公理,特别是《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风行而普及的。

  

   康有为在《实理公法全书》中解释“公”和“公法”,明确区分“公”的两重含义,一是超越个人的普遍性;二是指公共。这似乎是中国士大夫第一次用公共之理来论证社会制度和法律的正当性。

  

   梁启超的《变法通义》,是用“公理”作为变法之根据的。他曾指出,“公理”是西方近世概念,继承了希腊罗马的学术传统,并强调,“公理”有其客观根据,不是人为构想出来的。他甚至认为“公理”包括了中国的伦理道德,甚至是天理。

  

   康梁的这种转化并不能有效引进西方制度的正当性论证,西方现代性背后最主要的价值—个人权利不完全等同于道德的正当性,是不可能用向善的意志来加以论证的。

  

   严复称进化论为“公例”,较大偏离了道德定位。

  

   庚子事变后,1901年,清廷推行新政,1905年预备立宪,西方宪政和各种政治惯例成为清廷考察和引进之对象,对西方制度的合理性论证正是指其为公理。

  

   文献研究显示,当时“公理”有四种典型的意义类型:一,公共普遍之理,超越中国原有天理,中西共同之理。二,用“天理”谈“公理”,又包括改变及不改变天理两种情况,仍属道德伦理。三。“公理”“公例”偏离道德领域,指达尔文主义、强权、个人权利、群体自主性、自治等。四,用于代表新道德,或道德化极强的社会道义。如视平等为公理,称革命为公理。这里大多数是否定原有儒家伦理或逆反儒家价值。还有一些混杂了四种意义类型。

  

   从思想史的内在理路分析,庚子事变后,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结果导致传统常识理性论证结构断裂,从而使得西方现代理性主义可以部分地得以确立。所谓二元论意识形态,是指将传统的个人道德、儒家伦理与公共领域之理(包括宇宙秩序)划分成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从而打破了社会领域的“理”必须从个人和家庭伦理导出的结构。它是清廷既想保留自己权力,又想进行改革所导致的非意图结果。至此,公理终于成为向西方学习现代化改革的理据。朝廷上下竞效西法,与洋务运动时对“公理”的拒斥完全相反。西方理性主义得以部分纳入中国近代社会制度改革的正当性论证结构。

  

   这种传统常识理性论证结构的断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化?这就是“公理”一词,在中国的政治文化术语中只是一个过渡词汇,也就是说,它是不稳定的。从数据分析来看,“公理”、“公例”两词的使用,在1895年后迅速达至高峰,在1904至1906年前后出现另一个高峰,但到1911年以后就迅速下降。

  

“真理”的意义:现代常识对“理”的选择

  

   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揭开。新文化运动和知识分子群体变化密切相关。这一年恰恰是清廷废除科举大规模引进西方现代教育的十年之后,新一代知识分子成为文化主体,人数是传统士绅的十倍,并与清廷及士绅特权无直接关系。他们不认为有必要将儒家伦理与社会公共之理划成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新知识分子全盘反传统的前提,正是对二元论意识形态的否定。他们将个人道德、家庭与社会领域和宇宙论整合起来,将“公理”等同于新道德。

  

   另一方面,新知识分子从小受西方现代科学教育,把牛顿力学、进化论、物质的原子分子这些西方科学,等同于现代常识,并以此否定儒家伦理、批判军阀绅士。

  

   新知识分子运用现代常识对“理”作出鉴别并重新论证,这反映在合理性指称的变化上,代表西方公共之理的“公理”不再具有最终的合理性,一个代表与现代常识符合的新词涌现出来,并成为合理性的最终判据,这就是“真理”。

  

   中文里“真理”一词古已有之。《说文解字》把“真”看作人的变形,认为同人成仙得道有关。春秋战国时期,“真”指涉不为人干扰的自然状态,“自然之理”。宋明理学确立“理”为中国文化合理性标志,“天理”的确切含义包含自然合理的,即“真理”的内涵已由“天理”包括,就无特别强调它的必要。故“真理”最早被佛教广泛引用,表示不同于儒学天理的虚寂空幻之理。直到新文化运动早期,仍表达宗教理念、或文学作品是否反映生活真相,其出现次数远比“公理”少。只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合理性标准产生了变化才促使“真理”获得今天的含义。

  

   新文化运动中,“真理”除了泛指正当性外,还有六种意义:一,科学、逻辑之理;二,文学、美学所代表的生活之真实;三,宗教之理;四,新文化、文明;五,道德正义,如自由、平等、人道、人权等;六,socialism和communism。此六种又可分为两大类:真实、真相之理和道德正义。

  

   统计显示,1918年后,“真理”除表达道德和一般正当性最后根据外,也指涉科学和逻辑,并占含义的绝大多数,这表明现代常识对真理的肯定,使“真理”从描述生活真相、宗教义理的传统含义中摆脱出来,成为代表科学常识肯定的真实之理的代名词。这一观念对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产生深刻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徐洁/整理)

  

   本文编辑、改写自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一书的部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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