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世雄:中美关系70年:理论与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0 次 更新时间:2019-10-26 22: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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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世雄 (进入专栏)  
企图把中美关系拉向后退:一是2017年12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美国国家战略报告》;二是国防部、国务院、财政部和贸易代表处先后发表了《美国防务战略报告纲要》、《核态势评估报告》和《中美贸易评估报告》(即《“301”报告》);三是美国国会跟进通过三个提案,即《2018年国防授权法》《台湾旅行法》以及《2019年国防授权法》,均获特朗普总统签署批准。这些报告、文件和法案均明确将中国指涉为美国的主要威胁,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将美中关系视为战略对手关系,称中国正在对美国进行经济侵略,甚至断定中国影响力(“锐实力”)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里去等。美国对中国这样突发地、密集地指责和攻击,自建交以来实为少见。

  

   近年来,美国对华班子几经调整,基本上换上了清一色“强硬派”,其代表人物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John R. Bolton)、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他们极力主张对华打贸易战、遏制中国崛起、规制中国行为等,一步一步把本来较为稳定的两国关系推到冲突对抗危险的边缘。这一转变的主要表现是:(1)搞贸易摩擦。2018年3月22日,美方根据“301”条款,单方面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进口产品加征关税。至2018年11月,中美贸易摩擦逐步升级,美方发起的关税战从500亿美元打到2000亿美元,还进一步打到2670亿美元。中美贸易摩擦不仅升级,而且逐步扩大,从经贸摩擦到科技战再到金融摩擦。从2018年2月到2019年5月,中美先后举行了11轮经贸高级别磋商,谈判领域涉及贸易逆差及关税加征、知识产权保护、投资政策、网络盗窃、农产品服务和货币金融等六个方面。在第十轮谈判后中美接近达成协议时,美国节外生枝,特朗普总统突然宣布,自5月10日起对中方出口到美方的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方仍派出刘鹤副总理为牵头人的经贸代表团去美国进行第11轮谈判,显示中方的诚意和善意。然而,面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中方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从6月1日起对美方部分进口商品提高加征关税的税率。前后11次的谈判磋商突显出中美经贸关系的复杂性、困难性和反复性。(2)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严重倒退,美方已通过的三个法案a 扬言美国军舰可以到台湾高雄,美台可以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台官员可以更频繁互访,美国可以继续出售武器,明目张胆地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和准则,使台湾问题再次出现险情。继2017年售台武器14.2亿后,2018年美方不顾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又出售3.3亿武器给台湾。2019年,美国仅在头7个月里就先后批准5亿美元和22.2亿美元两个批次的对台军售案。2018年6月12日,美方派出由助理国务卿罗伊斯(Marie Royce)带队的“重量级”代表团到台北参加美国驻台协会新大楼的落成典礼,蔡英文还到会表示祝贺,重申“台美关键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2019年4月10日,副助理国务卿米德伟(David Meale)率团到台北参加《与台湾关系法》生效40周年纪念活动。美国国务院还宣布,为庆祝《与台湾关系法》生效40周年以来的“美台友谊和伙伴关系”,美国驻台协会将在2019年举办为期一年的庆祝活动。 c 5月7日,美众议院无异议地通过了《2019年台湾保证法》,也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重新确认美国对台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3)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全面恶化。本世纪初“9·11”事件发生后,被美国列为主要威胁的对象依次是国际恐怖主义、伊朗、朝鲜等,中国是反恐的合作者。如今,美国政府把中国列为首要威胁。十分荒唐的是,最近美方一些部门还联合成立了一个所谓“应对中国威胁委员会”。(4)中美关系的定位发生重大逆转。由于威胁认知的改变,很自然美方认为两国关系的定位也应随之改变,美中现在是战略对手关系,不是合作伙伴了。在美国,少数人企图颠覆2011年1月19日《中美联合声明》里确定的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定位,这是十分危险的信号。

  

   2018年10月以来,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出人意料地频频发声,在美国、新加坡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连篇累牍地发表讲话,特别是10月4日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把攻击的矛头直指中国,并列举了中国12宗“错误”或“罪状”:(1)奉行威权扩张主义;(2)造成美国对华贸易2750亿美元的逆差;(3)通过《中国制造2025计划》控制全球90%的最先进行业;(4)对美国实施强迫技术转让;(5)军费开支相当于亚洲其他国家开支的总和;(6)在南海地区搞军事化;(7)对外实行“经济侵略”;(8)国内压制民主和自由;(9)监控和限制信息流通;(10)扼制宗教自由;(11)对外实行利己的“债务外交”;(12)打压“台湾外交”,威胁台海稳定。2018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Christopher Wray)在国会参议院作证时说,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是“全社会的”,美国也要作出“全社会的”反击。彭斯在10月4日的演讲如出一辙地指出,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是“全政府的”,美国必须作出“全政府的”回击。

  

   中美关系建交后第四个阶段发生波折起伏是意料之中的,但出现严重的危机和倒退令大多数学者及政治家始料不及,究其原因有三:第一,中美两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的差异是根本原因,最近阶段在美国出现的针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失望感和挫折感正是这一深刻差异的体现;第二,中美两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冲突是现实原因,两国核心(根本)利益针尖对麦芒,南辕北辙,难以调和,导致双方在台湾、西藏、钓鱼岛、南海、经贸、“人权”、网络安全等问题上摩擦不断,冲突不止;第三,中美两国“老二与老大”的结构性矛盾是直接原因。中国的GDP总量在2008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些重大事件都发生在中美建交后的第四阶段。在美国看来,中国的迅速崛起给美国带来了焦虑感和危机感,动摇了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身份和地位。“修昔底德陷阱”成了中美之间不可回避的“关系主题”,近年来两国之间出现的严重猜疑 a 和倒退危机反映了两国正面临可能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

  

五、中美关系的未来


   建交40年以来,中美关系每个阶段都在新的层次上取得阶段性进展,但同时也遇到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今,两国关系再次走到十字路口,是坚持走合作共赢的正道,还是陷入冲突对抗的歧途,必须作出重大的选择。本文认为,为了防止中美关系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确保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并继续朝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中美两国都需要创新各自的外交理论和实践。在此方面,中国已经率先做出了表率,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让中国的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为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正常发展都指明了大方向。

  

   在实践方面,中国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并全力以赴地经略好两国关系,同时积极推进大国特色外交,高举自由公平贸易大旗,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和地区一体化进程,逐步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推动全球化不断向前深入发展,努力让自己成为引领世界经济政治走向民主化多极化的强大引擎。

  

   在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举行的G20阿根廷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友好、坦诚的气氛中进行了会晤,时间长达2.5小时,超过预定的时间,这次会晤对中美关系有特别的意义。会晤的结果十分积极,富有建设性,两国元首就中美经贸问题达成共识,从2019年1月1日起停止加征新的关税,暂缓了愈演愈烈的贸易摩擦。特朗普表示,这是一场令人惊叹的富有成效的会晤,对美国和中国有无限的可能性,贸易问题的讨论尤为有益于美国和中国。习近平强调,中美作为两个大国都有重要影响,在促进世界和平和繁荣方面共同肩负着重要责任,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这次会晤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同意,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2019年6月7日,习近平主席出席第23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演讲后的互动环节中,习近平提到,中美之间当前有一些贸易摩擦,但中美现在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认为很难设想中美全部割裂开,认为这“不仅是我不愿看到的,我们的美国朋友也不会希望看到,也是我的朋友特朗普总统,我相信他不愿看到。” 这是中方发出的积极信号。6月18日,习近平应约同特朗普通了电话,沟通气氛明显转暖。双方表示期待在即将举行的G20大阪峰会期间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沟通”(特朗普语),“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语)。

  

   6月29日,G20大阪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再次会晤,举世瞩目。在谈到中美经贸问题时,习近平指出,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的分歧终归是要通过对话磋商,寻找彼此都能接受的办法解决。两国元首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特朗普表示,美方将不再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关税,愿同中方达成彼此都可接受的贸易协议,这将具有历史意义。关于中美关系,习近平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中美不应该落入所谓冲突对抗的陷阱,而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特朗普表示,我对中国没有敌意,希望两国关系越来越好。我珍视同习近平主席保持良好的关系,愿意和中国加强合作。这次会晤给处于关键时刻的中美关系带来新的转机。

  

   40年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证明,合作共赢是唯一正确的方向和明智的选择。正如王毅外长指出的,“过去的经验归结到一条,就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尽管今天的国际形势和中美两国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条启示仍然是金科玉律。”

  

体现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主张是2012年2月习近平访问美国时首先提出的。当时他指出,这是一项具有重要和深远意义的开创性工作,可为不同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建设积极合作关系,树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典范。2013年6月7日至8日,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再次会晤,习近平主席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三条原则: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2014年11月11日至12日,习奥在北京会晤,中南海瀛台夜叙被传为佳话。2015年9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主席访美,两国领导人表示,中美应不冲突、求合作、谋稳定,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然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无先例可循,无前车可鉴,加上两国在政治制度、社会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核心利益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在构建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问题和产生矛盾。这首先表现在美国方面:一是态度上不热情;二是认知上不接受;三是行动上不主动。于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因美国的“三不”立场而出现了一头热一头冷、一头积极一头消极、一头主动一头被动、一头不言放弃一头不再坚持的不正常局面。到2016年美国大选和2017年特朗普政府初期,这个问题基本上被搁置起来。然而,中美关系经过从2017年底到2018年底一年的坎坷动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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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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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19年第5期《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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