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世雄:中美关系70年:理论与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0 次 更新时间:2019-10-26 22: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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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世雄 (进入专栏)  
民间的往来几乎全部停顿。

  

   在中美关系处于危机的时刻,邓小平以他特有的智慧和胆识,亲自指导和帮助江泽民同志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处理危机中的中美关系,使之化险为夷,转危为安。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他请尼克松转告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就没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b12月9日,布什派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作为特使访华。尽管已经宣布退休后不再代表党和国家会见外国客人,但是,为了帮助中美关系摆脱危机,邓小平还是决定第二天会见斯考克罗夫特。邓小平指出:“中美关系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还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 邓小平和斯考克罗夫特的特殊会见是他最后一次会见美国客人,他发表的《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的谈话,对中美关系摆脱危机、得到改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989年后,“人权”问题一度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阻碍。1993年1月20日,克林顿总统入主白宫。5月28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一项总统行政命令,坚持“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应邀参加在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首次会晤。江泽民主席提出,应以“认真、积极、向前看”的态度对待中美关系。中美首脑西雅图会晤取得了重大成果,基本结束了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中美关系的紧张和恶化,并打破了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僵局。先是从“不可谈判”变成“可谈判”,后又从“挂钩”变成“脱钩”。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总统又签署一项总统行政命令,宣布“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至此,经历了近五年折腾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问题终于画上了句号。

  

   上述“人权”危机周期刚刚过去,台湾问题又突显出来,美国的亲台势力和台湾的“台独”势力策划了李登辉访问美国。继1994年9月美国政府提升对台关系之后,美国政府出尔反尔,从最初反对到后来同意给李登辉访美签证。李登辉于1995年6月上旬以所谓“私人身份”访问了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说,宣扬“中华民国在台湾”“主权在民”“突破外交困境”云云。美国政府同意李登辉访美,严重违背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助长了“台独”势力,恶化了业已改善的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

  

   10月24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的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举行了正式会晤。由于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出现“大落”,这次会晤格外引起世界舆论的注目。江泽民重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仍是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政策。他还强调指出,影响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是台湾问题。中国不希望看到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受到干扰的事件再次发生。克林顿总统表示,美国重申根据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做出的“三个承诺”:一是不支持台湾“独立”;二是不支持任何“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意图;三是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此外,他还确定了台湾“领导人”今后访美应遵循私人的、非官方的、很少的、个案处理的“四点原则”。

  

   1996年,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积极的恢复迹象。11月份,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马尼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了第四次会晤。会晤的氛围是积极的、友好的和建设性的。两国首脑商定,将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进行互访。

  

   中美两国元首的成功互访,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小高潮。然而,好景不长,1999年上半年,中美关系又遭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随着科索沃危机的升级和南斯拉夫战争爆发,5月8日我国驻南使馆被美国导弹击中,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就炸馆事件对美国表示极大愤慨和严厉谴责,并提出最强烈的抗议。5月8日和9日,中国爆发全国性声讨美国炸馆暴行的示威游行。

  

   面临中美关系的这场突发危机,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沉着冷静、积极稳妥地处理了危机。当时,江泽民果断地提出“斗而不破”四字方针,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结合,在此方针指导下,紧张的中美关系逐步走出“炸馆事件”的阴影,终于再次逢凶化吉、化险为夷。1989年至1999年这十年间,中美关系可谓危机不断、多灾多难。但中美关系在克服困难、度过危机后又继续向前推进,以重新稳定的姿态进入21世纪。

  

   第三阶段:平稳发展(2000–2009年)。这一阶段尽管发生过2001年的“4·1”撞机事件、“9·11”事件以及台湾和西藏问题的干扰,但总的来说,中美关系发展比较平稳,没有出现过上世纪90年代那样大起大落的现象。新世纪开局的十年,中美关系发展良好。

  

   2000年美国大选,小布什赢得大选并于第二年入主白宫。最初,中美关系在战略定位和台湾问题上一度出现紧张态势。然而,2001年的“9·11”事件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合作的新机遇,这就是中美面临新的共同威胁——国际恐怖主义。反恐合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催生中美关系的新调整。10月19日,在上海APEC会议前夕,江泽民主席和小布什总统正式会晤。江泽民表示中国重视与美国的关系,愿与美方共同努力,发展建设性伙伴关系。小布什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愿意同中国一起发展建设性伙伴关系。“建设性伙伴关系”这七个字说明两国都对中美关系作了新的定位和调整,同时也说明双方愿意在反恐斗争的新形势下把中美关系朝着建设性伙伴关系的目标向前推进。

  

   2002年2月21日至23日,小布什总统对中国进行了一次重要访问,而且亲自选定了2月21日出访,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的“破冰之旅”形成历史性的巧合。两国元首在充实中美建设性伙伴关系方面达成重要共识。

  

   10月22日到25日,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了他作为国家主席的最后一次访问。这次,他去了小布什总统的克劳福德农场。江泽民主席与小布什总统就台湾问题、朝核问题、经贸问题和其他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坦率、友好地交流了意见。江泽民主席回到北京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新世纪 新形势 新行动》的重要社论。正如这篇社论指出的:“中美关系的发展应该登高望远,面向未来。在承认世界多样化的基础上,相互尊重,扩大共识,和平竞争,取长补短,努力实现共同进步。” a2002年之后,中美两国关系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

  

   一是高层接触频繁。2005年,胡锦涛主席与小布什总统在不同场合会晤了五次,还多次通了热线电话,及时就双方关心的迫切问题达成广泛而重要的共识,并提出了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目标和任务。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他指出中美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还是“建设性合作者”。2007年到2008年,中美高层接触势头不减,重头戏是几次中美元首会晤:2007年6月在德国海利根达的会谈,提出继续培育战略互信和拓展能源、环保与气候变化等新领域合作的任务;同年9月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会晤,胡锦涛称气氛“坦诚和友好”,小布什总统称他与胡锦涛主席的关系“温暖而诚挚”;2008年7月在日本札幌的会谈,双方重申要牢牢把握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大方向;同年8月在北京的“奥运会晤”,继G20会议后他们再次表示中美携手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这些高层密切接触对推动中美关系良性互动和稳定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二是战略对话增多。中美战略对话是中美建交以来首次举行的此类最高层的定期对话,于2005年8月1日在北京正式启动,先后已进行了六次。双方就中美关系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进一步增进了相互了解和认识。在国际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这一对话机制对两国发展健康稳定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意义重大。

  

   除了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之外,两国领导人还正式提出举行战略经济对话(SED)的建议。自2006年12月14日启动以来,SED先后举行了五次。第五次SED于2008年12月5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对话在宏观经济与金融服务、能源和环保合作、贸易与投资、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国际经济合作等五个方面达成了40项成果。这再次表明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富有远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

  

   三是合作势头不减。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合作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自2004年以来的五六年时间,是中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的重要阶段。2004年1月7日,胡锦涛主席在接见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博士时强调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接着,他提出了对美关系的新“十六字方针”:“加强沟通、增进了解、扩大共识、深化合作”。

  

   从经贸到反恐、从军事关系到防止扩散、从能源到司法、从科技到教育、从文艺体育到疾病防治、从政府到民间,中美之间的合作由点到面,不断扩大和深化,两国合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经贸关系基本实现了合作双赢,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24.5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3020亿美元,彼此互为第二大贸易国。

  

   回顾中美关系30年来的发展,我们不应忽视中美关系经历的曲折和面临的难题,而应正视两国关系日趋复杂的变化。成熟与复杂并存,这是中美关系的基本特点;总体稳定、局部困难,是中美关系的真实写照。中美两国应积极地妥善地处理在人权、经贸、台湾、西藏以及一些地区与全球问题(如朝核、伊核、南海、能源、环境等)上的分歧和摩擦。

  

   第四阶段:波折起伏(2010年至今)。这十年基本上是奥巴马政府八年和特朗普政府二年。在经历了十年平稳阶段之后,中美关系进入了十年的不平稳阶段。虽然没有发生类似上世纪90年代那样的重大事件,但这十年的中美关系波折起伏,有时颠簸动荡。

  

奥巴马政府对华姿态是“高开低走”,到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后期,除了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之外,美方还向中国打起了三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贸易战、金融战和信息战。到特朗普政府后,中美关系呈现“低开高走下跌”的发展轨迹。一开始,两国关系比较紧张,特朗普甚至在候任总统时就与蔡英文通电话,触及“一中”底线,预示着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不会有一个好的开端。然而,进入2017年后,特别是从4月份习特海湖庄园会晤到11月特朗普访华,两国关系出现积极缓解的趋势。期间,习特先后通了七次电话,实属少见。正当人们希望看到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发展时,一股逆流突然在美国出现,掀起新一轮对中国的指责和攻击浪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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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19年第5期《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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