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8 次 更新时间:2019-10-26 20: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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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光宇  
选其精者,印行为《铁云藏龟》一书。……余于刘、罗二君皆至稔(王氏虽有此说,但迄今尚未见刘鹗与王国维相见相识记录,值得继续探寻。——笔者注),然于其所藏,除《藏龟》、《书契》二书所载及罗氏选拓数十册外,固未能尽览焉。”[30]五年后的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殿堂所作著名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讲到《铁云藏龟》,其说法仍是:“文敏殉难,其所藏皆归丹徒刘铁云……光绪壬寅,刘氏选千余片影印传世,所谓《铁云藏龟》是也。”[31]王氏当年不可能没读罗氏关于甲骨文序跋中的“怂恿/编辑”等说,他在自己独立行文时选择没有附和,应可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

   关于墨拓,曾有人著文以罗振玉50岁后还曾亲手墨拓为据,来证明罗年轻时自然也可承担墨拓《铁云藏龟》。殊不知那时的碑帖收藏鉴赏家们大都会亲自墨拓,刘鹗早在1887年就开设过中国首批石印出版公司之一的“石仓书局”,墨拓、出版对他来讲都驾轻就熟。直接原始证据也有,如1902年9月5日刘鹗《壬寅日记》:“本日检旧造像拓之,一为北周武帝建德元年,一为隋开皇十七年也。”但刘、罗能够亲手墨拓,明显不等于承担了《藏龟》的墨拓。台湾专家严一萍在其《甲骨学》中对甲骨的早期传拓有专业的详尽考证,并对《藏龟》墨拓一事作出了明确断言:“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前编序》里说:‘余始于丹徒刘君许见墨本’。这是他看见了王瑞卿所拓的甲骨墨本。但他在下面又说‘于是尽墨刘氏所藏千余,为编印之。’就不是事实了。老友陈铁凡兄写《从龟板文字到甲骨学》一文时,以为《铁云藏龟》的‘精拓’之功,‘实出于罗振玉之手’,不免上了他的当。”[26]253

   当然罗振玉在此书出版之前,也可能做出过关于出版、编辑的建议,更可能因为其谨慎的处世之道,而对行事纵横捭阖的刘鹗有所提醒、敦促(当时已屡传官方欲捕刘鹗),但影响程度、起到的作用还不到刘鹗要写进自序的程度。如墨拓一事,刘鹗专门写明“故竭半载之力,精拓千片,付诸石印,以公同好。任是役者,直隶王瑞卿也”。假如罗一人独揽此事,应写为“任是役者上虞罗振玉也”;如罗氏帮了大忙,刘也应会再加上“罗叔耘相助之”。

   刘鹗是否可能故意隐去、埋没罗氏贡献?可能性虽小,也不能武断排除。但就至今发现的材料来看,刘的原始记录在前,且有吴昌绶、王国维文字旁证;罗的回忆晚得多,只是孤说;前说二人都在,后说一人已去;哪个可信度更高,不言自明。还可再加一佐证:假如刘鹗欺友致此(即将罗做的事故意记成他人),依罗氏之耿介至少也应因之疏远;但查刘鹗日记,到1905-1906年他们交往亲密依旧。1906年7月罗振玉已在刘鹗、张之洞分别运作后入京为官,刘鹗在《醉翁亭记跋》中尚记述:“罗叔耘学部得此北宋拓《丰乐亭记》出以夸耀,予出此本敌之,相与掀髯大笑,亦艺林一段佳话也。”[11]633刘四子、罗长婿刘大绅在罗振玉尚在世的1936年,回忆刘、罗交往晚期(1907年至1908年夏刘鹗被捕)时确有“几至避面”之说,但主因是在处世方式上“罗先生规先君最切亦最烈”[32]。罗振玉长孙罗继祖在《庭闻缀余——罗振玉与张之洞、刘铁云》等文中也多次提及刘罗的个性和晚期交往,也未见涉及二人与甲骨文相关的任何龃龉。

   讨论真相,自证、孤证不足为确凭本是常识,何况名利相关。而在两位当事人都作古之后,还应退而求其次诉诸其他辅证,包括看他们的后代怎么说。这一辅证事实上早已存在,只是迄今少为人知:前面已经提到的刘鹗孙、罗振玉外孙的刘蕙孙教授,早在80年代就专门写过《甲骨聚散琐忆》一文,就罗振玉是否亲历安阳小屯、罗如何收购甲骨、刘鹗如何从王懿荣处购买甲骨、谁先解释甲骨文字、辑录《铁云藏龟》有无罗振玉帮忙、铁云甲骨后来如何散失、《殷墟书契考释》作者是罗还是王等重要问题作出了回答,同时针对罗振玉与拓编《铁云藏龟》的关系等问题做出了明确澄清。刘蕙孙在开头交代了作文原委:“在书店中看到王信宇先生《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一书……研究生徐六符君研究先秦史……向我提出了几个问题。当据所知,予以解答,因为有的与上开著作有些出入,他劝我写出来发表……我想,也对。现在斯业一面虽然是方兴未艾,后来居上;另一方面确也老成凋谢,往事说不清楚。既然有所见闻,就写出来作为商讨也好。”然后明白写道:“《铁云藏龟》的类次和拓墨有无请罗振玉参与?是没有。其时罗正在湖北张之洞幕中办农校并到日本考察教育,并未在北京。铁云所藏的数千片甲骨,也是到1908年家难前才由北京南运,旋即散失。罗也未见过全藏,并无参与类似之事。拓墨则《藏龟》中说得很明白,是直隶王瑞卿,也就是北京琉璃厂的一位拓手。此外听说铁云先生的门客,我五叔涵九(大经)先生的业师淮安人汪剑农是参与过一点。”[19]

   罗振玉的自说之所以能被广泛相信,明显还有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这就是“以后度前”现象再次作祟。后人谈及甲骨文,都知道罗雪堂是一代宗师,而对刘鹗的印象,只知他从事过甲骨著录和另写过《老残游记》,再多也不过知道他还收藏过其它文物、治过黄河、办过煤矿铁路而已。但学术界不该忽略,刘鹗和罗振玉的学识都是渐进的,都有一个从“嗜古爱好者”到“鉴藏专家”和学者的积累过程。深入阅读了解可以得知,刘鹗在学术上虽未到达大师水平,严格讲甚至不算正规学者,但其过人之处在于“放旷不守绳墨而不废读书”(罗振玉语),独到之处在于他是文、史、哲、艺、音、医、工、商等多学科少见的高级别通才,加上具时代穿透力的超前眼光。通才的超常联想力、洞察力和行动力,正是史上发现发明大家所必须具备的才能(这一点在颇具解谜色彩的甲骨学领域更加突出,诸如刘鹗、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饶宗颐等都是博学的超级通才)。刘、罗各自的早期学识积累、嗜古程度至少是不相上下,但刘鹗毕竟比罗振玉大9岁(1903年刘46、罗37),更因为刘氏家境较好、交游较广、办矿后又有了来自英国福公司的高收入,故刘鹗的前期收藏、见识都要比罗氏高出一筹。刘、罗二人虽然早就在故乡被目为“二狂”,然罗氏于1917年对十年前的回忆,亦明言:“少好古器,贫不能致。三十(1896年——笔者注,下同)客春申江(上海)……亡友丹徒刘君铁云有同好,聚古器数十……每风日晴好,辄往就观,相与摩弄或手自拓墨,不知门外有红尘也。已而刘君以逋负故(因旧怨而死),质(变卖)所藏于人,则又相与叹息,伤聚之之难,而失之之易也。又十年(1906)予始备官中朝京师……遂如穷子之入宝山,尽倾俸钱不能偿。”[28]124直到1906年前后罗氏依然常随刘氏同访高人、共赏奇物,一条刘鹗1905年日记“去后为罗叔耘斟别宋、元册子”[11]715即是一个原始旁证。

   综合上述理由,可以较为肯定地说,由于当时见识、经验、财力等多方面的领先,加上通才的创见优势,刘鹗在甲骨文的发现、鉴定和《铁云藏龟》的出版上都比罗振玉先行一步,应是历史事实。学术界对“罗氏怂恿/拓墨/编辑《铁云藏龟》说”这样缺乏证据(且有反证)的自说孤说,不应认可为合理说法,至少不能当做定论而写入正史广为传播。假如日后还能发现新的原始相关记录,罗所说才有进一步讨论的依据。

   当然,罗振玉的学术地位、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和难以贬低的。在甲骨学界,无论贡献、水平、资历,罗氏都是难以置疑的“四堂”之首,不应因为政治或押韵因素而排列成“甲骨四堂,郭董罗王”。天下无完人,微瑕不掩瑜,罗振玉的历史功绩和学术地位无疑也不会因存在此类小疵而稍减。

  

   六、罗振玉“1901年初见甲骨说”应予更正

  

   另一件重要史实,是罗氏最早何时从刘鹗处见到甲骨。虽然罗振玉自己至少两次在序跋中说是1901辛丑年,但早已被一些学者包括罗琨研究员(在《罗振玉与甲骨学》一文中[33])判定不能成立。

   但是近年仍有很多文章、书籍沿用罗氏此说,甚至还有文称发现了新的佐证。旅顺博物馆的王若等在2011-2013年间曾屡次发文称“发现了数条罗振玉写于1901年的有关甲骨文研究的札记”[34],尚未见到学术界的回应反驳。笔者分析,发现的那本《置杖录》手稿,仅是罗氏1900年开始启用;而里面手录的“丹徒刘铁云亲家于庚子秋都城乱后,于王文敏公懿荣得古龟甲……其上刻卜词文字精绝,出吉金之上。考《史记·龟策传》……”等条,应是他在1903-1910年间见到龟甲拓片后所记,因其中一些内容,后来都出现在了他为《铁云藏龟》所作“囊序”(罗氏自语)之中。清代学人有随手记录读书思考心得的风气,甚至不少大学者的名著就直接来自札记。罗氏于《置杖录》内小序中云“今年春索居无俚,复涉猎往籍以遣离忧,偶得短义,信笔记之”也是此意。这种非日记、非定时的笔记本一用多年,或有中断后来再接着记,都很有可能。几条札记手稿上并没留下时间,但该文作者为什么不把札记定在早一年的1900,或晚两年后的1903,而定在1901?理由未见明说,可推断只能是因为见到了罗振玉如此说过。

   刘鹗恰留有1901辛丑和1902壬寅两年的原始日记,加上《铁云藏龟·自序》内容形成的前述互相印证的证据链,表明刘鹗得到王懿荣的甲骨不会早于1902下半年。笔者再查刘鹗年谱和《辛丑日记》,刘氏这一年还在北京忙于慈善会的赈济、买太仓米、办慈善医院、赞助北京东文学社、尽力买人战后价格大跌的古董字画、跟日本朋友交往、为福公司筹备开矿事、向户部上书建议开办国家银行,等等,忙得不亦乐乎,其间还与在上海办《教育世界》的罗振玉有信数通,唯一离京一次是赴天津去接受国际红十字会的奖章,全年没有去过上海。所以罗振玉说在1901年的刘家初见甲骨拓片,诸如流传甚广的“又翌年始传至江南、予一见诧为奇宝”等,可基本肯定为罗氏记忆错误。

   再查1902年《壬寅日记》,可见刘鹗更忙于福公司办矿及股票事务和搜集、交流、研究古董,包括买入王懿荣遗留的古董和甲骨。年中确在5月底经天津乘船去过一次上海,28日到达当晚即“至罗叔耘处,读其东洋所得唐人写经及仿宋各种医书。出金石拓本,使伯斧纵观之”。后几天一边忙于公务,一边忙于“太谷学派”同仁的“愚园雅集”。6月8日再次与罗氏相聚畅谈,转天罗即送刘上船离沪回京。这次倒是有机会给罗振玉看甲骨拓片,但可能性较小,一来因为此时刘自己尚未买到王氏甲骨,二来上述日记提及“出金石拓本”时语气并无特别之处。较小的可能,是刘鹗此时已经另从古董商手中购藏了甲骨,但没有见到相关确凿的文字证据。当年11月5日的刘氏日记方出现“龟文”,到下一年的1903年春,刘鹗才再次回沪,且与罗氏比邻而居。所以罗振玉最早见到甲骨文的时间,应是在1903年春季,或至少不会早于1902年5月。

   罗氏自然看过刘鹗《铁云藏龟》自序,自序把得到王懿荣甲骨的年代、过程写得明明白白:“未几义和拳乱起,文敏遂殉难。壬寅年,其哲嗣翰甫观察售所臧清公夙责,龟板最后出。”罗氏多年后著文时,再查看一下年月不会太难,但还是凭印象下了笔。而大师既有其言,就有学者奉为圭臬,至今仍将其当作信史或列为一说。

今日学人应注意、也应理解的是,罗振玉、王襄、王国维等前辈毕竟是旧时代培育的学者,缺陷之一就是没有现代科学研究所极其注重的时间观念。也因为老一代在相关文字记录上常常没有记下确切时间的习惯,他们在其后相关题跋、记叙、回忆时,就常常难免、或有意无意记错年月(旧时著述喜用“纪略”、“述略”、“史略”也是一种反映)。现代的研究者只要认真、独立,对此并不难明察,如台湾的莫荣宗在编过《罗雪堂先生著述年表》后即直言不讳:“先生记事,颇缺乏时间观念,是编所述诸事,间有先后倒置三数年者。必须与先生所撰之序跋及……互相对比,始能得其真相。”[27]218王国维这方面稍好一些,他在1925年清华讲坛上纵论《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时,没有照搬罗氏1901年初见甲骨之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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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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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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