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7 次 更新时间:2019-10-26 20: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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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光宇  
再如徐坚的近年前述论文依然在说“《铁云藏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甲骨图录……每片甲骨上文字多寡不一,均未作任何释读”[7]。

   另一方面,包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所收《铁云藏龟》等版本,只采用了无序版本,也造成了《藏龟》仅为“著录”的误导。而1903年末的初版石印《铁云藏龟》无疑至少刊有刘鹗自序,确据是1904年写就的孙诒让《契文举例》,已有多处提及了刘鹗在《铁云藏龟·自序》中对甲骨文的鉴定和考释。据陈梦家说:“《铁云藏龟》印行之初,卷首本有罗振玉、吴昌绶和刘鹗三篇序文。但附有序文的流行本很少。通常所见者,或删去罗序,或删去罗、吴两序,或无序。”[13]650可见,《铁云藏龟》实际印刷过多次,故所能见到的《铁云藏龟》不尽相同,所见的《铁云藏龟》除拓印品质不一外,所收序文亦不尽相同,或有吴昌绶、刘鹗、罗振玉三序本,或有吴昌绶、刘鹗二序本,以最早的印本为最好。

   然而只要翻开刘鹗的《铁云藏龟·自序》,就明明可见大量的考释文字——估计有很多学者从未见过该序全文,或从未仔细通读。自序中诸如“龟板虽皆残破,幸其卜之繇词文本甚简,往往可得其概”、“龟板可识者,干支而已。如甲、申(四三·四,此识别言四十三页第四片也,下仿)”、“□,雨字象形;□,角字象形……‘乙亥卜祖丁十五牢’(三三·一)、‘辛丑卜厌问兄于母庚’(一二七·一)”等等[16]20,再明确不过地表述了,刘鹗已将所附内册中某页、某片龟甲拓印上的甲骨文字,断识为当代的某字、某句。纵观刘鹗自序全文,凡1467字(根据电脑计数,空格转行不计,下同),此类探讨具体辨识的考释文字至少有777字,占全文的53%,即一半还多。如此还不算释读,难道只有那种把释文列在拓片旁边的式样才算释读?在发现之初所得甲骨十分零碎、破译有限的状况下,明显没有必要将很小部分的考释结果与原文并列。据类似上述从序文所引的多处相关考释原文,还可看出刘鹗不仅为6册整书设置了页码,也为每页拓片原图指定了顺序,使其可与序中的考释文字内容前后对应、相互参照,可见这篇序文已初步具备了学术论文的严谨性。孙诒让在《契文举例》的考释中多次探讨“刘说”、“刘云”,或肯定或否定,无疑也都是在进行相同性质的甲骨文考释研究。

   赵诚《二十世纪甲骨文研究述要(上)》一书的第二章对刘鹗的具体考释方法、内容和结果有较详细的叙述和分析。其中说到:“刘鹗考释甲骨文字的方法,其可推知者,大体有上述的三种(根据词例释字、根据象形释字、根据《说文》及其他古文字材料如《大盂鼎》等金文考释。——笔者注)。此外,他还有一些考释,但不太明白用的是什么方法。”此书还专门提到:“这里有一个相当有典型意义的事实,可以作为例证。甲骨文有一个◇(手写,下同——笔者注)字(《铁云藏龟》122.3),刘氏当时看到的古金文也有一个◇字,被隶定作帚……很自然的,刘氏就将这个甲骨文字释为归,把‘帚好’读成‘归好’(见《铁云藏龟·自序》)。……但是,释甲骨文的帚为归,今天看来实在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误释,一直延续了30年……孙诒让《契文举例》将此字隶定作帚,谓当‘假为归字’。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亦认为‘凡卜辞中帚字,皆假为归’。罗氏的《殷墟书契考释》是王国维手写付印的,在王氏手写的过程中曾提出过一些自己的看法,但于释帚为归未见有任何表示,可见王氏也并不反对。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吴其昌,在他的《殷墟书契解诂》里肯定释帚为归‘是也’。……董作宾《帚方说》在肯定释帚为归的基础上又申论当读馈赠之馈。上述孙、罗等皆可以说是甲骨文字研究的佼佼者,均认为释帚为归是正确的,可证刘氏之释并非妄说,所以延续了那么多年。直到1933年,郭沫若在《卜辞通纂考释》中才第一次指出:‘帚字……实当读为妇’……1934年,唐兰进一步加以申论……释帚为妇才成为定论。”但该书在本节后面却又说道:“刘鹗的《铁云藏龟·自序》只能表明他是甲骨文字释读的第一人,而不是第一个考释者,这其中有一定的贡献……”[24]这种前后矛盾的表述,其逻辑不知何在?刘、孙、罗、王、董在研究方法上一脉相承,研究结果同为“释帚为归”,不论以方法、还是对错来裁判,试问为何后者几位都是“考释”,唯独刘鹗不是“考释”?他的研究论文公开出版在先,后人都有借鉴,他为何不能是“第一个考释者”?这个界定根据什么、如何度量、是否合理,其中堂奥还期待专家解释、明断。

   刘鹗破天荒的探索,认出、认对的字不很多,正是此事不易的佐证。110多年过去至今,殷墟总共出土了甲骨约10至16万片,发现了单字约4000个,但已被公认辨识的仅有不到三分之一[14];就算以1300个计,这相当于所有学者的努力成果加在一起,平均每年才辨识不到13个字。然刘鹗以一己多重身份的活动家之身,在一年时间内偷闲潜心研究(参见刘鹗《抱残守缺斋日记》所记当年活动之繁忙),正确识得34字,实在可算是不小的成就。创始者当然会先识那些最容易认的字,但设身处地,刘鹗作为领先的孤行者,茫然面对的是支离破碎的天书神符,单骑闯入的是前无古人的洪荒之境。

   看待和研究历史,最常见的错误应属“以今视古”、“以后度前”和“政治挂帅”。曾任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的屈万里教授曾在1970年为李孝定编《甲骨文字集释》所作序言中说:“就识字一端言之:刘鹗之印《铁云藏龟》也,自谓能识四十余字。然今日观之,彼所释而不误者,实仅三十四字……皆最易认者也。……孙罗两家所释,今已证知其误者颇多。然启之辟之,以导先路,其功实不可没也。”[25]董作宾看重的台湾甲骨学大家严一萍更有明确论断,在其力作《甲骨学》中,不但在“传拓与著录”一章中明言“甲骨的传拓可说是由刘铁云才开始的”,而且还在“释字与识字”一章中明确指出:“研究甲骨,首重文字。……识甲骨文字,当以刘铁云为第一人。……刘氏不以甲骨文为业,只是举例而已”[26]767。大陆学者方面,陈梦家在其名著《殷虚卜辞综述》的第二章“文字”的第一节“甲骨文字的初期审释”中,开篇明言:“1903年刘铁云在《铁云藏龟》自序上,曾尝试读了几条卜辞。他所认的40多字中,有34字是对的……”[13]55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甲骨文专家罗琨研究员在《甲骨文解谜》一书中也以专业眼光公平指出:“他(刘鹗)释读了几条卜辞,释文涉及40个甲骨文字中,34个是正确的……实际上,他认出的字还不仅此……刘铁云根据文献记载和当时金文研究成果,判定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有理有据,可见他不仅仅是收藏者,还是最早研究、考释甲骨文的学者之一”[22]13。

   刘蕙孙先生在《铁云先生年谱长编》中认为:“一般谈甲骨发现史,均说始释契文的是罗雪堂,同时有孙贻让的《名原》及《契文举例》开其端,看日记则是铁云先生得龟后已释了一些,可惜稿已不存。”[21]刘德隆先生在《试论刘鹗对甲骨学的贡献》一文中认为,“‘说龟’,或解释为对甲骨学历史的记述,或解释为对甲骨文字的考释……遗憾的是刘鹗的这数则‘说龟’至今并没有人能见到”[20]。(笔者个人推测,刘鹗日记中提到的“说龟数则”确是研究考释记录,但很可能因积累不很多故没有独立成书,其相关文字后来都已誊写纳入了《铁云藏龟·自序》中的考释内容。)刘德隆该文除详细论述刘鹗对甲骨的发现鉴定、甲骨文的研究考释、甲骨学的公示传播三个方面的重大贡献,还特别举出多项例证,强调了在甲骨文考释上刘鹗为最早,并逐个列出了他在“自序”中认出的47个字。但这些提法都未得到学界专家的足够关注和赞同。

   甲骨文之所以成为重大学术发现,其核心价值无疑在于古文字的解读。刘鹗率先考释文字,历历在目印在112年前出版的原始书页上,而且他还是1903年初见甲骨的三个学人(刘鹗、罗振玉、吴昌绶)中唯一一位在《铁云藏龟》序文中留下文字考释成果的人;其“卜之繇辞”、“殷人刀笔文字”的鉴定也是最早的创见,比罗振玉同时“夏殷之龟”的断代更加准确。故笔者认为,谈甲骨文考释研究,言罗不能弃孙,说孙不可忘刘。刘鹗的《铁云藏龟·自序》应被确立为迄今世界上最早考释并成功破译断识甲骨文的论文,并凭借此一开创性工作,刘鹗领衔罗振玉和吴昌绶,一同率先拉开了甲骨学史中“考释研究甲骨文”的序幕。

   综合前文所述,在此有必要向学术界总结提出,对于刘鹗《铁云藏龟》加《时报》公告的意义和贡献,有如下三个方面需要进一步明确、强调和调整:

   1.李济曾言:“《铁云藏龟》的出版成功地唤醒了古典人文学者,这对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对中国的古文字学,都应说是一件幸事。”[8]12在西风东渐的大变局背景下,刘鹗的《铁云藏龟》及时引领一代风气之先,在获得甲骨后仅用半年时间研究、半年墨拓出版,并运用当年最先进传媒广而告之,迅速将私藏化为公器,扭转了中国历代文人千百年来密藏自娱的陋习。此书的出版及随后多功能公告的反复刊登,在包括甲骨学在内的人文科学领域乃至中国近代学术转型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级意义。

   2.《铁云藏龟》和《时报》公告的及时出版发布,使甲骨学有别于“北京人”、新石器文化发掘、敦煌学等发现研究学术领域,成为中国近代唯一一项在早期发现、后续研究、直至领先都没有依赖外国人的重大学术发现,形成了前有先驱王懿荣、刘鹗、孙诒让,中有甲骨四堂,后有现当代科学考古学者为代表的中国甲骨文发现和研究学术传承大军,在中国学术进入当代世界学术之林的进程中,独领风骚。

   3.刘鹗以其通识才能和超前眼光,在东西留洋学生学成回国效力之前出版了《铁云藏龟》和自序,使他成为本土传统学人自觉向西方现代学术取长补短的开路先锋。他不但及时向世界宣告了发现甲骨文,还以开创性研究,在晚清危亡环境里亲手推开了甲骨文考释的学术大门,同时在发现和研究两个领域,为将中华民族信史向前推进一千多年做出了贡献。

  

   五、对罗振玉“怂恿/墨拓/编辑说”的质疑

  

   长久以来,“罗振玉怂恿/墨拓/编辑《铁云藏龟》”之说在学术与非学术界流传极广,“怂恿说”更几乎随处可见。包括文献学大家张舜徽在内的很多德高望重的学者,也都相信此说(见1986年版《雪堂学术论著集》张氏序)。而究此说法来源,却都是来自罗振玉一人在刘鹗去世后的自说、孤说,未见任何他证。具体来说,它们最初都来自罗氏自己在1910年之后出版的几部著作,如1910年的《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中称:“文敏殉国难,所藏悉归丹徒刘氏。又翌年,始传至江南。予一见,诧为奇宝,怂恿刘君亟拓墨,为选千纸付影印,并为制序。”[27]1601915年为《铁云藏龟之余》所作自序中(并收入1931年蟫隐庐版《铁云藏龟》),又言“予之知有贞卜文字也,因亡友刘君铁云。刘君所藏,予既为之编辑为《铁云藏龟》”[28]32。到1931年的《集蓼编》,再言“亡友刘铁云观察得文敏所藏,复有增益。予在申江编为《铁云藏龟》”[27]42。另在前述1903年的罗氏《铁云藏龟》序中,结尾一句“拓墨付景印既讫功”没有明确主语,拓墨的虽可以是他人,但根据前后文更像是罗振玉自己。

笔者可列出“怂恿/墨拓/编辑”说不应成立的不少旁证辅证。吴昌绶④最晚为《铁云藏龟》写序(1903年十月),那时墨拓、编辑都应已完工,试印或初印的“印本”已出:“铁云先生获古龟甲刻文五千余片,精择千品纂为一编,以印本见饷”[11]19,没有提到罗氏。笔者注意到另一记录,即罗振玉自己虽在1910-1931年多次提及“怂恿/编辑说”,但在1917年为王国维《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所作序中却未持此说,而只是说“刘氏曾选拓千余片影印传世,所谓《铁云藏龟》是也”[29],不知是否特意为之。再者,得罗氏引导成就“罗王之学”的王国维,他如果认同恩师罗振玉参与了此书之辑录,当不无附和之理,但王氏早在1920年《随庵所藏甲骨文字·序》中即说道:“铁云又续有所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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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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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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