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9 次 更新时间:2019-10-26 20: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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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光宇  
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其次在身后的有力书证,来自罗振常《洹洛访古游记》、明义土《甲骨研究》记录的范姓古董商口述(另一参证《潍县志稿》的记载,据邓华前述论文系编纂于1931至1936年,且错讹较多难以为凭);再次来自史料记载中王懿荣自身的学识、专著、职位头衔和嗜古如命事迹与收藏实物的流传;最后还有他在庚子事变中高风亮节、以身殉国的人格感召力。

   但这些间接证据最多只支持王懿荣最早收藏甲骨文,而不涉及鉴定甲骨文。其子王崇焕(汉章)在《古董录》中“细为考订”等说法,一则属“利益相关”,二则是在刘孙罗王对甲骨文鉴定研究公布多年后的1933年才写出,不足以为确凭。故严格说来,王懿荣对甲骨文的鉴定诠释依然尚属推断,只能确立为“收藏发现人”。对此,徐坚在前述论文中认为:“以王懿荣作为甲骨研究的首倡者却并不妥当,甚至王懿荣是否辨识出甲骨都值得置疑。……如果《铁云藏龟》刘、吴、罗三家说法应当采信的话,则王懿荣即使有甲骨,亦无未来的金石考古之学和史学对甲骨的意识,《遗集序》称王懿荣为‘吾国研究殷墟甲骨文字开创之始’实缺乏任何直接证据。”[7]李济的说法是“尽管许多地方不清楚,但王懿荣仍一向被认为是第一个认识甲骨文学术价值的人”[8]6。

   虽然刘鹗自己在一开始就明白告诉世人,王懿荣是最早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的学者(暂不论其中包含了多少借重权威名头的成分),但据以罗琨研究员为代表的学者们推断[22]8,由于王氏的中国传统意识积习导致的“命秘其事”(王国维语)行为,加庚子之变时慈禧荒唐的文官顶武职之举,王氏很可能没有及时写下研究文字记录,更没能像引领西学风气之先的刘鹗那样,尽快记录研究、筹备出版、广泛传播。这些不幸和遗憾使得王懿荣难以成为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甲骨文发现人。但考虑到甲骨文发现时段恰巧处于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科学转型的背景、逝者为大为尊的传统伦理,加上前面提及的那些理由充足的旁证和推断,将历史、国情、情感因素综合迭加起来,“王懿荣发现说”至今能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传播,其来有自,情有可原。而联系到本文开头所述、即有确凿实物加正确诠释才能获得完整的发现人资格,可见最好的两全其美之法,是把王懿荣的“收藏发现人”与刘铁云的“鉴定传播发现人”合二为一,将二人一起定为“甲骨文联合发现人(Codiscoverer)”,将甲骨文发现事件确定为“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说”。

   如此裁决,应是既有足够现代学术规范支撑、又符合中国特殊历史国情的万全之策。它至少有四大好处:一在国际科学规范上更加严谨完备,华夏文化源头甲骨文之百年公案可得到稳妥的至少是阶段性解决;二可使甲骨文发现时间不致推迟,仍然维持1899年不变;三是王懿荣的历史贡献不被埋没;四则肯定褒扬了中国学术转型期学人间相惜—相继—相成的佳话。

   其实,此“王刘联合发现说”之说,正与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国近代第一个人类学博士李济(据岱峻《李济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在其生前最后一本专著《安阳》中对王懿荣和刘鹗的评价看法不谋而合、异曲同工:“如果王懿荣是中国古文字学新学派的查理·达尔文,刘铁云就像托马斯·赫胥黎一样与他并列,这已是被一致公认的事实。”[8]11遗憾的是这个评价已被学术界遗忘久矣。而“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大事,在世界学术史上也值得大书特书”[14]。衷心期待在一百多年的争论之后,我们无需再向世界同行费力解释,人类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甲骨文的发现人自身并没留下一字证据。

   笔者认为还有必要建议并期待专家学者们认同,今后能在相关学术著作中做出如下的澄清和更正:长久以来广泛宣传的“王懿荣生病吃药发现甲骨文说”,其源头实际上只是报刊短文和民初流传于北京琉璃厂的坊间传闻[23],王家后人也没有认同,不宜用作信史写入甲骨学正史中,进而在各类媒体中传播。此说最多只可作为一种假说,包括刘鹗是王懿荣门生、先于王氏或在王宅同时发现甲骨文,也仅来自传闻和后辈的口耳相传(自刘蕙孙等),尚未见原始记录确证。而相比之下,最早实地查访甲骨出土和买卖情况(1911年春)的罗振常所记《洹洛访古游记》,远为更加切实可靠,“应视作第一手的数据”[4]。综合罗振常和明义士的早期原始记录、加上刘鹗自序(1903),参考王汉章(崇焕)在《古董录》(1933)及《清王文敏公懿荣年谱》(1924)中的相关说法,可得出更严谨可靠的甲骨文发现过程新表述如下:

   曾向王懿荣出售古董的山东古董商范维卿。(清),因王氏曾强调有字的古董都要,于是在河南“四处巡回村落”,“跑乡至小屯,索土中发掘物……曰有字者皆可”,“土人……因以骨示之,范虽不知其名,然观其刻画颇类古金文,遂悉购之”[10]21。范估于1899年秋、1900年春携带这些甲骨径回京师以示王氏,遂有刘鹗所述王文敏的“见之狂喜,厚值留之”。(而王襄和孟定生初见甲骨时间在范售与文敏之后,且无及时、正确鉴定甲骨文的能力证明。)甲骨文发现遂自1899年始,并于1902年转售至刘鹗收藏、记录、拓印,并同时开始研究鉴定、破译释读;于一年后的1903年末公开出版了六册《铁云藏龟》、加首篇甲骨文研究论文(自序);转年的1904年刘鹗再用《时报》公告多次将甲骨文的发现昭告天下,彻底完成了此一重大学术发现。

  

   三、尚未引起学界重视的1904年《时报》公告(期刊首发)

  

   根据《刘鹗集》主编刘德隆先生于21世纪初在上海图书馆的发现,1904年8月26日(农历七月十六日)上海《时报》第五版刊载了“抱残守缺斋刘铁云启”的《铁云藏龟》、《铁云藏陶》大型“告白”(当时报界对告示和广告的合称),而且相同公告在该段时期间隔一至二周即重复刊登,延续约半年时间。《时报》为1904年6月12日创办于上海的著名大报,由日本人宗方小太郎担任名义上发行人,实际总理为狄楚青,梁启超撰发刊词。《时报》总共发行了35年之久,经销商遍布全国及海外华侨聚居之大城市,重点布局于上海、江苏、浙江一带的大小城镇,在独立时评、文学副刊等方面有诸多创举,堪称与《申报》、《新闻报》两大报同列为近代上海最有影响的报纸。

   此篇广告经刘德隆先生抄录(当时未能拍照复印),全文收入于由其主编、2007年出版的《刘鹗集(上)》(第669页),但未能及时引起学界的关注。直至2016年8月19-20日,在烟台市福山区王懿荣纪念馆举行的“甲骨文字识读进展与研究展望研讨会/暨‘甲骨学发展史馆’开馆仪式”上,笔者才了解到参会的多位甲骨学权威学者尚未听闻刘鹗有此公告,但都认为此一事件颇具历史重要性。后在会议预先安排的20日发言中,笔者向包括王宇信、宋镇豪、王震中、李民、扬升南、王仲孚、蔡哲茂、吴振武、黄天树、朱凤瀚、蔡运章、沈建华、朱彦民、王蕴智、刘一曼、曹定云、胡振宇等与会专家,就这一重要发现加作了特别介绍。

   刘鹗这个450余字的告白,不仅预告了其两部新书出版的时间、价格,更简介了书的内容,以抢眼、明确、感性的自撰词语,借助这份当时颇具影响的新锐媒体,向世人连续多次宣告了甲骨文出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阐明了《铁云藏龟》出世的缘由和意义,并向公众发出了学术探讨邀请。现代“广告”(Advertise/Commercial)一词多强调商业促销功能,故笔者认为将其称为“公告”或“告白”(Announcement)应更加准确。刘鹗公告的全文如下:

   《铁云藏龟》、《铁云藏陶》出版广告

   士生三千年后而欲上窥三代文字难矣!虽山川往往出鼎彝,十之八九归诸内府,散在人间十之一二而已。而收藏家又每以保护古器物为辞,不肯轻易示人。人之所得见者,仅摹刻木版耳。摹刻之精者如“积古斋”、“两罍轩”之类,又复行世甚希,好古者憾焉。

   近来新学日明,旧学将坠,愿与二、三同志抱残守缺,以待将来。故出敝藏古文,拓付石印。兹先成二种:一曰《藏龟》,乃己亥年河南汤阴县出土。皆殷、商纪卜之文,以刀笔□于龟骨,即殷人亲笔书也。凡一千余品,装订六本,售价六元。二曰《藏陶》,系十年前山东临淄等处出土亦属商、周文字。计五百余品,附以汉代泥封。泥封者,苞苴之泥也,官名多史册所遗。共装四本,售价四元。又印明拓《石鼓文》,每份一元。三曰《藏货》,四曰《藏玺》,明年续出。此皆本斋所藏之器物也。

   至海内各家收藏钟鼎彝器,敝处搜辑拓本已得二千余品,拟参合诸家之说,彝撰释文,次第付印,以公同好。四方君子,或有秘藏古器以拓本寄示,或有心得释文,以说稿惠教,皆祷祀以求,不胜感激者也。

   寄售处:北京、上海有正书局及本馆账房

   抱残守缺斋刘铁云启[11]669

   这篇刘鹗撰写刊登的大型综合公告加广告,足以成为一篇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因为在这篇文字中除一般广告信息之外,其可贵之处和包含的特殊意义,值得再次总结强调如下:

   1.在《铁云藏龟·自序》之后,再次以明确文字持续六个月向天下宣告“发现殷商甲骨文”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士生三千年后而欲上窥三代文字难矣!……《藏龟》,乃己亥年河南汤阴县出土。皆殷、商纪卜之文,以刀笔□于龟骨,即殷人亲笔书也”。

   2.特意写明了该出版图书的历史背景、意图、意义和目的,并明确将其重要意义由《藏龟》、《藏陶》扩展至考古界乃至学术界:“虽山川往往出鼎彝,十之八九归诸内府,散在人间十之一二而已。而收藏家又每以保护古器物为辞,不肯轻易示人……好古者憾焉。”“近来新学日明,旧学将坠,愿与二、三同志抱残守缺,以待将来。故出敝藏古文,拓付石印。”

   3.进一步倡导、实践了学术公器化,在结尾昭告天下:“四方君子,或有秘藏古器以拓本寄示,或有心得释文,以说稿惠教,皆祷祀以求,不胜感激者也。”

   这三点要素使得这篇文字将新闻公告、意义宣示、研讨邀请等多种内容与商业促销功能融于一体,一举数得;同时将此一新发现的考古学术活动,从个人和少数同好的私下玩味切磋,扩展为公开平等邀约天下学人乃至所有社会大众。这不仅是量的升级,而且是质的飞跃,其意义之深远非一篇普通近代广告可以同日而语。它应可能成为中国早期(如果不是最早的话)倡导和实践将传统学术化为现代公器的典范,在“旧学将坠”、“新学日明”的中国近代学术转型历史上,写下了有代表性、具里程碑意义的一页。

   尚有一点值得注意,这篇告白的实际传播效应当比《铁云藏龟》自身大得多,但尚未见到相关记录或考证来证明。笔者推测孙诒让很可能就是由此途径,在1904年及时得知了《藏龟》的出世;日本学者林泰辅也在一两年前后得见《藏龟》并开始研究甲骨文,同样可能是得益于报刊公告的威力。

   四、对《铁云藏龟》仅被定位为“著录”的质疑

《铁云藏龟》自1903年问世以来,其意义和贡献正日益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和重视。然而几乎所有学术著作和一般性读物在谈及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这两大领域时,都仅把刘鹗和其《铁云藏龟》归入前者,即仅是发现与“著录”的范围。安阳“殷墟博物馆”、烟台福山“甲骨学发展史馆”等权威性展览的固定解说词,也只标明刘鹗为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出版人。王宇信著《甲骨学通论》在专门讨论甲骨文的初期考释研究章节中没有提及刘鹗,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的《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四章“甲骨文的考释及其理论化”亦从《契文举例》开讲。李学勤在其甲骨百年总结文章中也说:“甲骨文字的考释,是古文字学最明显的一项成果。自1904年孙诒让著《契文举例》发端……”[2]继续给出刘鹗和《铁云藏龟》与考释无缘的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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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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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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