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顺庆:建构比较文学的中国话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9 次 更新时间:2019-10-23 07: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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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顺庆  
文中援引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取得的成就,为中国学派辩护,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成绩和特色显著,尤其在研究方法上足以与比较文学研究历史上的其他学派相提并论,建立中国学派只会是一个有益的举动。⑩1991年,孙景尧先生在《文学评论》第2期上发表《为“中国学派”一辩》,孙先生认为佛克马所谓的国际主义观点实质上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而“中国学派”的提出,正是为了清除东西方文学与比较文学学科史中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11)在1993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举行的全美比较文学会议上,李达三仍然坚定地认为建立中国学派是有益的。

   围绕“中国学派”的持续论争,促使中国学者在长期不懈的研究中慢慢成长,进而较为清晰地呈现出自身的理论特征和方法论体系,这正是一个学派成长的标志。二十年之后,佛克马教授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在2007年4月的“跨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成都)”上,佛克马教授公开表示欣赏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想法。(12)

   (三)关于“异质性”的论争

   在建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前,首先亟需解决的问题在于是否承认“异质性”,即跨文明文学间的可比性是否能够成立。1995年,笔者在《中国比较文学》第1期上发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一文,对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十余年来的发展成果作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国学派的理论特征和方法论体系,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作了全方位的阐述。在该文中笔者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个基本特色概括为”跨文化研究”,包括跨文化阐发法、中西互补的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寻根的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的对话法、旨在追求理论重构的整合与建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

   如果说法美学派在跨国和跨学科上跨越了两堵墙的话,中国学派就跨越了第三堵墙,那就是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墙。笔者认为,跨文化研究将法美学派求同的研究思维模式转向了求异,这样才能穿透中西文化之间厚厚的壁障,与跨文化研究相配套的五种研究方法更成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方法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对理论架构法、附录法、归类法、融汇法等中国学派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方法进行了阐述和分析,认为这些方法对东方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和其他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也同样适用。

   然而,西方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在于相同性,差异是不可以被比较的。因此,中国学派的异质性研究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巴登斯贝格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点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13)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也认为:“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在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瓦尔特司各特与维尼之间,在属于一种以上文学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构思以至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间所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14)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说:“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却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而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则较难言之成理。”(15)

   在西方话语体系建构下的比较文学理论,一直是西方求同式比较为框架,东西方不同文明之间文学比较的合法性是受到怀疑的。西方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同源性”和“类同性”,那就不构成可比性。显然,在西方原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东西方文学是没有可比性的。多年来,中西比较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产生了王国维、钱钟书、季羡林等等大家,但这种成就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看来是没有理论合法性的乱比。出现这种论断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缺乏自己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始终被束缚在西方的“求同”研究之中,导致中西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栋,但却不被西方学界所认可。

   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如果不承认不同文明间的可比性,比较文学就不可能是真正全球性的理论学科。因此,西方学者仅仅强调“同”是远远不够的,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可通约性,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绝不是为了简单的求同,而是在相互尊重差异性、保持各自文化个性与特质的前提下进行平等对话。在进行跨文明比较学的研究时,如果只求“同”,不辨析”异”,势必会忽略不同文化的独特个性,忽略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最终使研究流于肤浅。这恰恰是西方比较文学理论所忽略的重要问题。实际上,文学的跨国、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文化的流传影响过程中,更多的是变异性;文学的影响关系应当是追寻同源与探索变异的一个复杂的历程。

   比较文学不比较的泛滥与忽略异质性的缺憾,构成了当前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成因,根本原因当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若不建设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话语,不以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刷新西方现有的比较文学理论,就难以避免陷入西方面临的危机中去。而西方比较文学面临的危机,恰好成为比较文学中国话语的建构的转机。

  

   三、变异学:比较文学中国话语的成功构建

  

   所谓“中国话语”,从根本上是指中国所特有的术语、概念和言说体系,是中国特有的言说方式或表达方式。(16)对于比较文学学科而言,既要提出能够体现中国文化传统的概念和观点,还要用以解决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研究问题。变异学的提出打破了比较文学界X+Y式的浅层比附,使研究视角转向前人所忽略的异质性和变异性,重新奠定了东西文学的合法性,为东西不同文明的比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变异学的提出

   从哲学层面而言,异质性的探讨其实是当代学术界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现当代西方的解构主义和跨文明研究两大思潮都是关注和强调差异性的,没有对异质性的关注,就不可能产生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可能产生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也不可能出现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在解构主义和跨文明研究两大思潮的影响下,差异性问题已经成为当今全世界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全球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中国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直面异质文明间的冲突与对话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中国学者提出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理论。

   在比较文学上百年的实践中,变异现象其实早就存在,遗憾的是,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直没有把它总结出来,这无疑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史的一大缺憾。比较文学变异学有利于促进异质文明的相互对话,建构“和而不同”的世界,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变异学并非无中生有的理论、更不是突如其来的拍脑袋想出来的理论,而是渊源有自的。早在变异学正式提出之前,国内外若干著名学者对东西文学的异质性与变异性就有所认识、探讨和论述。1975年,中国台湾学者叶维廉在《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一文中,认识到东西文学各有自己的一套不同“模子”,不同“模子”之间存在差异,如果局限于各自的文化“模子”,不可避免会对异质文化产生歪曲。赛义德1982年在《理论旅行》一文中提出了“理论旅行”说,时隔多年后又发表论文《理论旅行再思考》,形成了“理论旅行与越界”说。这一学说强调批评意识的重要性和理论变异与时空变动之间的关系。盛宁指出,赛义德撰写《理论旅行》一文的“本意是以卢卡契为例来说明任何一种理论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变异这样一个道理”(17)。

   2005年,笔者正式在《比较文学学》一书中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18),提出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从“求同”思维中走出来,从“变异”的角度出发,拓宽比较文学的研究。2006年,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一文中为变异学下了个明确的定义(19),并在《比较文学教程》中对此定义作了进一步的补充(20)。

   (二)变异学的基本原理

   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将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研究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的异质性和变异性,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的一门学科。(21)通过研究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以及相互阐发中呈现的变异,探究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规律,将文学研究的重点由“同”转向“异”。

   变异学理论主张的“异质性”与“变异性”,在承认中西方异质文化差异的基础之上,进行跨文明的交流与对话,研究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的变异。从研究范围来看,变异学理论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是跨国变异研究,典型代表是关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形象学研究的对象是在一国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他国形象,而这种他国形象就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22),正因为它是一种想象,必然会产生变异现象,而变异学研究的关注点即在于他国形象变化的原因。第二是跨语际变异研究,典型代表是译介学。文学作品在翻译的过程中,将跨越语言的藩篱,在接受国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被改造,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变化即是变异学研究的焦点。第三是文学文本变异,典型代表是文学接受学研究。在文学的接受过程中,渗入着美学和心理学等因素,因而是无法进行实证性考察的,属于文学变异学的研究范围。第四是文化变异学研究,典型代表是文化过滤。文学从传播方转向接受方的过程中,接受方基于自身文化背景而对传播方文学作出的选择、修改、创新等行为,这就构成了变异学的研究对象。第五是跨文明研究,典型理论是跨文明研究中的话语变异。由于中西方文论产生的文化背景迥异,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异质性差异。西方文论在与中国文学的阐发和碰撞中,双方都会产生变异现象,因此中国学者提出了“双向阐发”的理论,主张在用西方文论阐释中国文学作品的同时,用后者来反观前者,这是变异学从差异性角度出发对跨文明研究所作出的有益突破。

   (三)变异学的主要贡献

   第一,“变异性”与“异质性”首次成为比较文学可比性基础。法国著名学者佛朗索瓦·于连对求同模式的批判时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中国学者习惯套用西方理论,并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失去了自己的理论话语。我们在引进西方理论的时候,应该注意它的异质性和差异性,注意到文化与文学在传播影响中的变异和阐发中的变异性。

   第二,明确指出了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是由共同性与差异性构成的。影响研究,是由影响的同源性与文学与文化传播中的变异性共同构成的,缺一不可。平行研究,是由文学的类同、相似的对比,以及对比中的相互阐释与误读、变异共同构成的,缺一不可。可以说只有包含变异性的研究,比较文学可比性才是完整的。

   第三,从学科理论建构方面来看,比较文学变异学是一个观念上的变革。变异学的提出,让我们看到了比较文学学科从最初求“同源性”走向现在求“变异性”的转变。也就是说,它使得比较文学研究不仅关注同源性、共通性,也关注差异性、变异性,如此比较文学的学科大厦才会完满。我们中国学者提出异质性是比较文学的可比性,也就是说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基础之一是异质性,这无疑就从正面回答了韦斯坦因的疑问,为东西方文学比较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建立起了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

   第四,变异是文化创新的重要路径。人们讲文化创新,常常强调文化的杂交,提倡文学的比较、对话、互补,同样是希望实现跨文化对话中的创新。但是,对于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究竟是怎样实现创新的我们还缺乏学理上的清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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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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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坛》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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