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明:中国何以发生——《大国宪制》的问题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4 次 更新时间:2019-10-22 23: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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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明  

  

   内容提要:《大国宪制》对“宪制”的探索,突破了成文宪法研究的局限,回到了更久远也更宏大的宪制视野之中,并重新恢复了政治共同体构建问题在宪法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历史中国的发生,挑战了西方共同体理论的传统解释,在强化家族与村落的礼俗社会的同时,借助军事、度量衡、书同文、语同音、官僚政治等诸宪制,创造了较高程度的法理社会。《大国宪制》试图对中国何以发生这一理论难题给出自己的回答。较之之前的费孝通、瞿同祖等学者的研究,《大国宪制》继续推进了以社会科学视角来研究“整体中国”的学术进路,并在此基础上将作为前提的宪制重新“问题化”,以呈现其独特的制度功能与意义。

  

   关键词:宪制;共同体;历史中国

  

   《大国宪制》是期待了很久的书,读起来既熟悉又陌生。

  

   由于本书各章都曾作为论文发表过,所以多数的内容是熟悉的;但当看到这些篇章重新勾连而成的书后,感受又有很大不同。也因此,本文的讨论,不打算再纠缠于其中的历史细节,而是着眼于整体。虽然本书中的许多事实问题都值得推敲,但如果在这些问题上太较真,恐怕还是没读明白这本书。就像作者自己反复强调的,本书关注的不是历史,而是“挤干历史”后的理论,是事实背后的“道理”。因此,要真正理解本书,首先应当特别关注的,就是作者的问题意识——作者想要回应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又为什么回应这些问题?

  

一、被误解的“宪制”


   关心本书的问题意识,其实也是为了回应对本书的误解。

  

   算起来,苏力教授对中国历史宪制的研究已持续多年,但对于这项研究的误解却始终存在。这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宪制”这个词本身并不常用,亦容易引起误解。在许多人看来,宪制大体上就等同宪法,或是宪法制度的简称。因此,很多读者的第一反应是,中国古代怎么会有宪法呢?这恐怕是许多法律人在直觉和情感上都难以接受的事。因此,仅看标题,苏力似乎是在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任务,或是在幻想一种不曾有过的“本土资源”。

  

   因此,要真正理解本书,还是要首先放下意识形态的“前见”,真正理解所谓“宪制”究竟是要讲什么?“宪制”与今天我们一般理解的“宪法”,又有哪些同与不同?

  

   还是先从“宪制”一词的西语源头说起。宪制的英文是我们熟悉的constitution,中文多翻译为“宪法”。但苏力提醒我们,这个词的本意并不是宪法,而是“构成”“组织”“结构”。引申为政法术语,constitution的意义,首先并非作为法条的“宪法律”(constitutional law),而是指一国的基本政治法律制度的集合,“即便其中包含法条,法条也从来不是重点”。我们今天将constitution与“宪法律”等同,实际上是由于成文宪法普及所带来的constitution的语义流变,是一种来自于美国的“宪法律”传统的影响。正如苏力所列举的《雅典宪制》(亚里士多德)和《英国宪制》(白芝浩)等文献所表明的,在美国宪法传统兴起之前,constitution的本意就是一国的根本性、构成性的政治制度的总称。

  

   当然,苏力对词源的回溯只限于英文,如果我们将历史拉长,回到拉丁文的传统,答案也同样如此。从词源上说,英语constitution源于拉丁文constitutio,含义是“共同构成”。在西塞罗的时代,人们已经开始用constitutio一词来表达由多种政体因素构成的混合宪制,强调宪法中的王政、贵族和民主等因素的共同构成。而在拉丁语之前,更早被用于表达宪制的西语词汇是希腊文的πολιτεα;比如,亚里士多德《雅典宪制》使用的就是πολιτεα,其含义也是指一国的官职、机构与权力等基本政治制度的构成。

  

   回到英语词源中,constitution被用来指代“宪制”或“宪法”,是在17世纪之后。这一时期,该词的意义衍生主要有两条线索,即英国的“宪制”传统与美国的“宪法律”传统。最初,与拉丁文中的constitutio一样,英语的constitution主要用来指代灵魂与肉体的构成方式。但从17世纪开始,该词逐渐被用来描述“政治体”。依据政治“有机体”观念,“政治体”与人体之间存在结构类似——就像人体构成的和谐可以实现人的完美一样,政治体的完善也同样取决于内在构成的和谐。因此,在英国传统中,constitution的含义从来就是一国基本政治制度的构成,而非一部成文法。又由于中文“宪法”一词更多指向成文法,对英国意义上的constitution的翻译,更好的译法或许应为“宪制”,而非“宪法”。

  

   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有着不成文宪法的英国,真正保留了西方的古典“宪制”传统;而美国开创的成文宪法,恰恰是对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传统的背离。正因为与宗主国的激烈冲突,殖民地人民更希望通过成文法来保护自己的权利。独立战争后,康涅狄格改写了殖民地宪章,第一次将宪章(charter)改称宪法(constitution)。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Constitution of US)的制定,更是正式宣告了成文宪法新传统的诞生。此后,《权利法案》写入宪法,司法审查制度的形成亦将宪法塑造为可司法的“法律”,从而塑造出今天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以保护人权和限制政府为核心的“宪法”观念——以至于我们今天提到宪法,首先想到的是那部被称为“宪法”的成文法,而忘记了较之更古老的“宪制”观念。

  

   回溯这段学术史,并非要以西方传统来论证本书对“宪制”理解的准确;相反,就像苏力一再强调的,要多想“事”,少想“词”,只要“宪制”讲的问题是真问题,是不是符合西方的定义并不重要。可由于在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分歧较多,适当的澄清还是必要的——以上的讨论希望提醒读者,在阅读本书前,有必要放下一些意识形态的前见,不要轻易将“宪制”与“宪法律”相混淆,更不要因为这一传统“宪制”不符合现代的宪法观念,就对其中的真实问题视而不见。毕竟,今天流行的以分权制衡为核心的成文“宪法”观念,只是一种自美国宪法以来的新传统,而对于“宪制”的研究传统倒是有着更久远的历史。

  

   当然,误解的存在,也进一步凸显了《大国宪制》的意义:本书对于“宪制”的关注,恰恰是在挑战那种将宪法仅仅等同于宪法律,或是将宪法仅仅定位于权利保护或权力制衡的狭隘观念,并重新激活一个被遮蔽的重大宪法问题——政治共同体的构建问题,一个“宪法律”得以产生的前问题。而任何一种严肃的宪法学,都不应仅仅关注公民权利或分权制衡问题,而应认真对待共同体的构建与国家制度的构成。

  

二、中国——“奇怪”的共同体


   宪制问题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重要问题,但这还并非写作本书的全部理由。

  

   真正触动作者的问题是,中国在共同体的构建上是如此特殊,甚至“奇怪”,但至今却没有学者从宪制的角度去系统思考过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历史中国的国家构成的宪制解读,就有可能成为中国学者所能作出的最具世界意义的学术创造。

  

   但要理解中国的这种特殊性,并不容易。中国存在已有数千年,今天的中国人更是早已熟悉“自古以来”的感觉,很难感受到中国诞生的艰难,因此,这需要一些想象力,也需要重新回到有关共同体的理论脉络之中,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并真正理解中国宪制问题的研究意义。尽管苏力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但仍然可以做一些补充和展开。

  

   讲到“共同体”,又是一个麻烦的概念。从理论谱系来看,今天我们在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中所说的“共同体”,主要源自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haft und Gesellschaft,英译为Community and Society)。滕尼斯所使用的Gemeinshaft和Gesellschaft,中译为“共同体”与“社会”,或“社群”与“社团”。所谓“共同体”,指的是一种结合紧密的社会组织,其社会交往发生在彼此熟悉的个体之间,主要依靠道德与习俗来维系合作;而所谓“社会”,是指更大的、非人格化的人类组织形态,交往主要发生在相对陌生的非人格性市场之中,社会关系的调整主要依靠法律而非道德。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对之有一个或许是更准确的翻译——“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

  

   当然,这并非《大国宪制》的“共同体”概念。苏力在讲到“共同体”时,显然与这些理论有关,但没有直接对应关系。在苏力的语境中,“共同体”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联合与身份认同的社会组织。只不过,这种“联合”与“认同”,可能是熟悉、紧密的,类似于滕尼斯意义上的Gemeinshaft(共同体/社群);也可能是陌生、疏远的,类似于Gesellschaft(社会/社团)。换言之,苏力对“共同体”的使用是宽泛的,它包括从紧密到疏远的各种程度上的社会联合,但前提是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我身份认同。如果模仿费孝通对“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划分,苏力笔下的共同体,也可以囊括“礼俗共同体”与“法理共同体”,“村落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等各种类型。

  

   以上回溯或较真“共同体”的概念和理论,并非指出苏力在概念使用上的不严谨;相反,这里呈现的恰恰是《大国宪制》一书可能最具理论挑战与创造的地方。

  

   因为,正是在上述“共同体”理论中,古代中国的出现,才显得那么“另类”,甚至“奇怪”。一方面,“乡土中国”无疑是典型的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Gemeinshaft)。在那里,家族与村落是共同体的主要形态,成员之间彼此熟悉,并存在各种血缘上的纽带与严格的身份关系;社会关系的调整主要依据伦理与“礼治”,很少依赖国家成文法。但另一方面,历史中国又早在秦代就形成了“现代国家”的雏形,在这个地域共同体内,成员之间彼此陌生,却又被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宪制”拢在一起,国家层面的整合高度依赖成文法,呈现出清晰的“法理社会”的面貌,类似于滕尼斯意义上的“社会”(Gesellschaft)。

  

换言之,历史中国可以被视作一种“共同体”与“社会”的混合,是“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叠加;它同时具备这两种共同体的典型形态,但作为一个整体却又难以被现有的理论解说。在经典的共同体理论中,人类共同体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一个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不断进化的历史。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农业社会的基本形态,人们大多生活在地域不大、彼此熟悉、关系紧密的小共同体之中;这种共同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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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治现代化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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