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天下: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8 次 更新时间:2019-10-22 23: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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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进入专栏)  
而是政治的返祖现象,无政府的国际政治实际上重演了政治的初始状态,因此,政治问题最终只能由国家政治升级为世界政治,而世界政治是政治初始问题的最大尺度放大版——问题性质没有改变,但难度却达到了最高级。以理想的现实主义来看,世界政治问题必须有一个解决 ;但以现实的理想主义来看,世界政治问题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解决,就是说,我们无法指望构建出一个人人满意的世界制度,只能期望一个人人愿意合作的世界制度,即一个能够达到使合作的诱惑大于冲突的诱惑的制度。这是世界政治的最大期望值,也是天下体系的期望值。

  

   政治实际上是生活中的全部问题的集中表现,不可能还原为某个简单解释。把政治理解为“权力斗争”(或利益斗争)就是一个长期以来的简单化解释,很可能是在一神论被固化为思维模式以来的一个错误理解,包括宗教的异教徒或异端概念、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以及霍布斯、黑格尔、马克思、克劳塞维茨、施米特、摩根索、亨廷顿等多种类型的斗争理论。斗争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试图以斗争去解决斗争问题,于是所有斗争策略都局限于零和博弈或非合作博弈。无论斗争取得一时的胜利还是陷于僵局,都没有解决冲突问题,反而加深了矛盾。从理论上说,斗争的最优结果不可能打破非合作博弈的僵局,比如囚徒困境。政治必须能够解决矛盾才是有价值的,否则就会成为不断重复权力或利益斗争的自然状态。尽管政治越来越复杂,但在实质上一直没有超越斗争的基因,所以一旦出现任何危机,就会形成政治的返祖现象,即回到肆无忌惮的自然状态。

  

   在这里建议再次考虑“模仿测试”的博弈证明(已经讨论多次)。简单地说,任何人都会模仿他人更成功的获利策略,而策略创新的速度远远慢于模仿的速度,不断互相模仿的结果是集体黔驴技穷。因此,互相伤害的策略不可能成为稳定的普遍策略,只有共同获利的策略才可能成为稳定的普遍策略,于是获得一条模仿定理 :凡是被模仿而导致自我挫败的策略,都不是普遍有效的策略,或者说,只有经得起普遍模仿的策略才能够成为普遍有效的策略。这个博弈结论在理论上证明了孔子原则(立己立人、达己达人)或金规则(golden rule)不仅是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原则,同时也是效率上可信的政治原则和经济原则。值得一提的是,艾克斯罗德已经证明,如果是时间足够长的多轮博弈,最优的不败策略将是合作为先的“一报还一报”策略(TFT)——这个策略的更早定义是毛泽东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艾克斯罗德的 TFT 的博弈条件过于理想化(每个人拥有相等的能力,而且杀不死),因此规避了最坏可能世界,即等价于霍布斯条件或无政府状态的博弈。于是,TFT 只是局限于实力相当条件下的权力游戏的最优策略,并没有能力去改变敌对状态,所以并非政治的普遍最优策略。

  

   天下体系试图发现政治的最优可能策略,让政治成为一种“化敌为友”的艺术。显然,只有达到化敌为友,才有可能把敌对的政治(politics of hostility)转变为友善的政治(politics of hospitality),也就是把非合作博弈转变为合作博弈。关于合作博弈的研究通常倾向于在竞争游戏中谋求双赢模式,但实际上大多数情况都难以达到双赢。只要保留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条件,就只有赢或双输,没有双赢。只要坚持竞争利益最大化的游戏,就不可能形成合作博弈。所以,问题在于改变游戏本身,而不在于寻找并不存在的双赢策略。在严格意义上,只有能够化敌为友的艺术才是政治,而权力斗争的本质是战争。化敌为友的政治仅仅是试图使共在的诱惑大于斗争的诱惑。这个设想是基于一个历史事实 :长期可持续的稳定秩序总是基于制度的威信和吸引力,只有在缺乏制度威信和吸引力的情况下,才试图通过武力去建立或维持秩序。同时还基于另一个历史事实 :人类诸种文明在其充满活力的发展时期都处于跨文化状态,即尚未建立文化边界的互通状态。由此可以推想,文明的活力与跨文化状态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因此,天下体系一方面探索化敌为友的政治艺术,另一方面期望文明能够复活跨文化状态,使文明获得生长的新能量,其可期望的最优结果是使政治具有道德性而成为一种新政治——政治定义了权力和权利,而道德定义了责任,两者合一将是一种既定义了权力也定义了责任的新政治。

  

三个宪法性原则


   既然全球化使世界成为多文明的共同事务,就需要一种世界制度来保证世界的共享利益和兼容利益,否则不可能形成世界性的集体理性,就是说,世界需要一个能够形成集体理性的制度。现代制度强调自由竞争规则,虽有利于经济发展,却难以解决和平、安全、合作的共在问题。历史表明,专制、民主、市场都不足以实现集体理性,所以这里的问题是 :如何才能把普遍理性落实为游戏规则?或者说,理性如何化为制度?

  

   在未来世界里,新技术的运用非常可能导致世界出现“存在论级别”的升级,即技术将重新定义人类的存在方式。据说目前处于“人类世”,那么当技术重塑人类就将进入“新人世”,这也预示未来的政治形势和条件。权力是建立秩序的能力,对权力的有效运用就是政治。人类社会的权力类型有其演变过程,在前政治状态下,人类最初通过武力(征服力)形成权力,在发明了政治制度之后就进而建立权威(支配力),又进而发展了话语(观念和叙事的影响力),当市场无处不在,系统化的服务能力又成为一种新权力(服务决定生活的可能性),下一步很可能会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基因技术等多种技术共同助力下,形成几乎“全知全能”(在比喻的意义上借用 omniscient and omnipotent)的综合技术系统,从信息、知识到实践实现技术一体化,那将是一种以技术所定义的“神级”全方位权力,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权力,也包括生活、经济和文化的权力,几乎涉及人类文明整体。由权力的演化史可以看出,权力从最初控制身体到控制心灵,进而以话语或意识形态塑造体制化的心灵,最终将达到全面控制每个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能力,很可能因此产生一种强于政教合一的“政治-技术合一”新政治,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危险。

  

   无论如何,新技术将全面重新定义生活和世界,我们无力拒绝这个前景,因此对技术统治的批判只不过是无济于事也于事无补的怨言。人类是否有机会将计就计地利用新技术的能力来建构一种有利于人类的新政治?这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的。新技术的特点在于建立并且控制一切可能关系,从而把一切事物和人都变成网络化的存在。于是,存在的基本单位不再是实体,而是关系,那么,权力的落点也必定由实体向关系发生位移。这意味着未来世界的存在结构必定是关系性的,将是一个由关系来定义的世界,因此也要求一种关系权力高于实体主权的政治。天下体系正是一个最大的关系结构,其普遍兼容性质与未来技术最能够形成一致性,因为天下也是一个开放的网络系统,非常利于技术的普遍运用,同时也能够以系统的制度能力对技术风险进行普遍控制,因此可以期望是一个安全系数比较高的世界体系。

  

   关系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在于共享性,不能共享的关系就会破裂。在共享关系定义的世界里,权力只能在共享关系上才能有效运行,所以未来世界的政治必须与未来世界的技术是一致的,否则难以运行。另一方面,未来政治又必须防止技术统治,即技术系统直接控制政治权力。系统化的技术蕴含的技术统治非常可能是一种新型专制,虽然不是暴力的硬压迫,却是每个人无力以抗的软控制,这是大多数人不愿意接受的结果。但技术能够创造惠及整个世界乃至所有人的巨大福利,这一点又是大多数人乐见的结果。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一种坏事有可能绝对坏,但一种好事却不可能绝对好,好事也往往有其坏的一面,即好事总有一个好坏搭配的结构。技术发展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人们希望享用技术的好处,同时希望能够避免技术专制。要解决这个矛盾,首先需要一种能够避免技术与帝国主义形成共谋的政治制度,所以必须建立一个高于国家的世界制度。

  

   天下体系试图通过增加共同利益以及共轭利益的比例而强化互相依存的共在关系,从而消除专制的可能性,也尽量消除敌对的积极性,也就是设想一种以共在关系为本的普遍秩序,使得共在关系能够表达集体理性,从而达到对于每个人(或每个国家)来说,承认并加入天下体系所能够获得的好处总是大于拒绝或背叛天下体系的好处。如果天下体系的制度能力达到这一点,可以想象,和平的诱惑就会大于战争的诱惑,合作的诱惑就会大于敌对的诱惑。但需要提醒,即便如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世界的不良因素。如前所言,好坏搭配几乎是生活的一个必然结构,制度所能够做的只是以一种普遍秩序来限制不良因素。

  

   据此可以明确,天下体系至少需要以下三个宪法性的概念。

  

   (1)世界内部化。以世界普遍秩序去建立一个“无外”的世界,把互相冲突的国家、宗教或文明都变成世界的内部关系,从而消除不可兼容的异己外部性。外部矛盾总是建构异己性,所以难以调和而形成致命的冲突,而内部化的矛盾尽管仍然是矛盾,却转化为在共同秩序下的可控矛盾。世界内部化的关键条件是 :第一,天下体系必须能够建立大于排他利益的共同利益,从而使得万民或万国乐意加入并且维护天下体系 ;第二,天下体系必须有足够强大的自卫能力来挫败帝国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等一切拒绝兼容性的单边主义,从而保卫体系的安全和共同利益。显然,天下体系需要以关系理性来建构制度。

  

   (2)关系理性。与追求自私利益最大化的现代个体理性有着不同的优先排序,关系理性要求互相敌对最小化优先于自私利益最大化,或者说,共同安全的最大化优先于排他策略的最大化,并且,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优先于排他利益的最大化。关系理性的理论根据正是前面所论的博弈模仿测试结果,即与人为敌的策略经过他者的模仿就必定变成自我挫败的策略,因此违反了风险规避的理性原则,也因此不可持续也无望获得最优结果,其最乐观的结果不可能好过囚徒困境。孟子所谓“仁者无敌”是这个定理的最早直观表述。关系理性所期望达到的社会结果是孔子改善。

  

   (3)孔子改善。社会福利的合理增长通常表达为帕累托改善,即社会总福利获得增长而没有一个人的利益因此减少。这是一个良好状态,但仍然不足以化解社会冲突,无法缩小贫富分化。孔子改善要求所有人的利益共轭增长,即要求一种制度能够如此安排,以至于任何人的利益增长必然导致其他人的利益增长,或者说,每个人的利益增长与任何人的利益增长之间存在着必然连锁关系,在逻辑上相当于每个人的利益增长与他人的利益增长存在着互相蕴含的关系。可以看出,孔子改善等价于每个人同时都获得帕累托改善,因此,孔子改善显著地优于帕累托改善。从理论上说,孔子改善是消除冲突的最可信方案。孔子的“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原则是孔子改善的最早直观表述。

  

概括地说,天下体系的基本原则就是 :世界政治优先于国家政治 ;关系理性优先于个人理性 ;孔子改善取代帕累托改善。这三个目标大概相当于期望一个最大限度接近普遍理性原则的世界制度,即一种自带理性智慧的“聪明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符合道德-美学原则的“美的制度”。西周礼乐制度是关于制度的最早美学自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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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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