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帝国史中的辉格暗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4 次 更新时间:2019-10-22 00: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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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  

   让我们将时间向过往追溯一百年。

   1919年,就在牛津贝特讲席(Beit Chair of Colonial History)开设之后14年,剑桥维尔·哈莫史华慈帝国与海洋史讲席教授(Vere Harmsworth Professorship of Imperial and Naval History)以及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罗德帝国史讲席教授(Rhodes Professorship of Imperial History)也相继成立。这三个讲席共同构成了1950年代之前英国帝国史研究的“铁三角”,代表了帝国史研究的最高学术权威。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帝国史诞生于英帝国全球霸权秩序的顶峰。然而吊诡的是,在不足一代之内,这群英帝国史的权威们也目睹了英国乃至欧洲世界政治权威的衰落。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个以欧洲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叙事被残酷的战争现实打击地支离破碎。

   1929年,这批英国帝国史研究的主要学者们开始了一项将持续将近40年的庞大工作——为“大英帝国”著史。这部八卷本《剑桥英帝国史》的首卷主编便是十年前开始担任剑桥维尔·哈莫史华慈讲席教授的约翰·霍兰德·罗斯(John Holland Rose),以及首位罗德讲席教授阿瑟·帕西维尔·牛顿(Arthur Percival Newton)。

   就在开编之初,英国的全球秩序已经从“帝国”(empire)走向了“联邦共荣”(commonwealth)。随着《凡尔赛合约》的签订与威尔逊主义的广泛散布,“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原则更在广大已被19世纪末民族主义浸淫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政治与知识精英中获得了巨大的市场。如何在这些原本处于英国秩序下的地区推行“自治”,而又不损害“联邦共荣”世界秩序下英国即得的政治与商业利益,成为了一战之后英帝国政治与商业精英们所谋求的一个共同目标,“委任地”制度(mandate system)则是这一时期英国在“联邦共荣”框架下着力推动的核心方案。一系列地处全球贸易交通线核心地位,特别是那些在跨印度洋贸易争夺战中心的、原属于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北非、黎凡特(Levant,即今约旦、叙利亚地区)与阿拉伯半岛的广大土地上,出现了许多法律上半独立的“委任地”国家。

   而就在《剑桥英帝国史》第三卷“联邦共荣”1959年出版时,这个英国苦心维护的全球贸易霸权秩序也遭到了更为严峻的打击。“联邦共荣”作为一种世界秩序设想也正在极速落幕。在二战结束之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浪潮中,苏伊士运河——这一联通欧洲与亚洲跨印度洋贸易线的核心关隘——被纳赛尔于1956年宣布收归埃及国有。而英国不惜一战的决心也未得到新崛起的“西方”——美国的支持。原本那些半独立的“委任”国家也在这股浪潮中,相继在法律上成为独立国家。

   帝国史始终在追赶帝国政治兴衰的脚步。不过,“倒叙”仅仅表现了帝国史的一个侧面。在整个英国19世纪全球霸权秩序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于帝国发展顶峰时期的帝国史叙事,更展现了帝国全球秩序观及其道德叙事与帝国实力政治本身之间的密切关联。同时,它也从另一个侧面将一个知识、知识精英与帝国全球秩序扩张的政治历史关系展现在我们眼前。

   让我们重新回到《剑桥英帝国史》。在这部史著中,帝国史的学科发源被追溯至约翰·希里爵士(Sir John Seeley)1881至1882年间于就任剑桥现代史讲席教授期间讲述的《英格兰的扩张》之上。

   然而,与希里不同,《剑桥英国史》的编者们并未将战争与军事扩张视为英帝国得以形成的基础。20世纪初的帝国史研究者们更认同将英帝国视为“自然”(organic)生长而非人为“计划”(plan)的产物。换句话说,在这批帝国史研究者们看来,与其将帝国视为一种人为设计的结果,不如视之为类似于斯宾塞式的社会有机生长的体现。他们认为,虽然早期英国海外殖民基本都采用皇家特许公司(licensed company)的形式,但是这些公司的出现也是在“独立个体”(private man)的推动下,自主而非有计划地出现的。这种对贸易利润的渴望及其由贸易带来的繁荣成为了这种帝国叙事的重心。我们更容易从赫尔曼·梅里维尔(Herman Merivale)1839年从亚当·斯密的框架出发,对殖民主义与殖民地进行的分析中找到这种观点的影子。

   在这本题为《殖民与殖民地》(Colonization and Colonies)的讲演集中,梅里维尔认为,“贸易”才是理解殖民与殖民秩序的核心。支撑这一核心的基础则是斯宾塞式社会进化论观点。这一观点体现了维多利亚时期将物质发展等同于道德正义的基本态度。在基本承认了西班牙美洲殖民者的“恶习”(vice)之后,梅里维尔话锋一转,指出西班牙殖民者们的冒险与奉献精神,为后来的“和平殖民者”(peaceful colonists)们铺平了道路。毋庸置疑,这些“和平殖民者”主要指的便是后来的英国白人们。贯穿梅里维尔演讲的是一个商业带来繁荣与进步的历史主题。他描绘了从北美洲到西印度群岛再到亚洲菲律宾群岛“繁荣与富强”的殖民地景象。在他看来,这些由欧洲强国(power)所持有(possess)殖民地之所以能够由此发展,全在于几个重要原因。首当其冲的便是“开放的商业”,富饶的自然资源,以及由英国殖民者所“带来”的废除奴隶制度。

   与梅里维尔一样,在《剑桥英帝国史》的叙述中,帝国的历史学家们也希望强调帝国的“德性”(virtue)。但与梅里维尔那种发展即正义的视角不同,早期的帝国史研究者们对“德性”的追求层次更加丰富,并呈现出了一种与辉格史观类似的暧昧关系。在他们看来,英格兰的帝国实力(imperial power)基础有四,即英伦三岛的密切统一(unity)、法律(law)、社会制度与机构(institutions)、以及她驾驭海洋的“天性”(sea instinct)。除去最后一点外,对于“统一”、“法律”以及“制度”在帝国史中核心地位的认定,几乎是将一批19世纪初期,受大卫·休谟(David Hume)影响至深的辉格史学家(the new Whig historians)们对英国史的叙述扩展到了对整个英帝国史的阐释中。《剑桥英帝国史》开篇序言的第一句话便直接引用了重要辉格史学家麦考利男爵(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

   “在英国的早期历史中,没有任何迹象能显出英国日后注定所获得的伟大。” 麦考利男爵的这句话表明了辉格史学的一个基本态度,即英国真正的历史及其伟大的根源开始于光荣革命之后建立起的君主立宪制传统。许多具有代表意义的辉格史(whig history)著作都将光荣革命作为书写英国历史的枢纽。绝大多数的辉格史学家们是19世纪英国议会、政府或者是内阁的成员。作为从19世纪末期便开始遭到历史学家们不断地抨击,并被认为是一种“年代误植”(Anachronism)的历史叙述,辉格史的出发点无疑是希望通过重新编写英国历史的方法,来为当下英国制度以及政治理想做背书。这种有强烈目的论色彩的历史观也被称作为“当下中心主义”(present-centred)的“非历史”书写,并深为不少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所忌讳。

   从方法论上,辉格历史学家们轻视一手资料、重视道德与政治说教、借古论今式的叙史法广受诟病,后来的诸多英国帝国史学者更是积极参与批判英国史书写中的辉格史观倾向。那么,我们是否能够简单地相信,在19世纪末期开始的英国帝国史叙事便是对这种辉格史观的反动呢?

   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将眼光投射到被“追授”帝国史鼻祖地位的《英格兰的扩张》。1883年,希里将他1881至1882年间就认剑桥现代史讲席教授的系列讲座结集出版,定题为《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书的开篇,希里便追问历史书写的意义何在。他提出,那种帝王将相起居注式的细碎历史毫无切实目的。这一点的确直接指向辉格史学家们只关心历史中的“行动者”(agency)而忽视历史作为一个动态历程的缺点。希里不满足于辉格史家笔下对英国历史那种溯源式的探究,他强调,如今的英格兰“已经不再是斯图亚特或是都铎时代的英格兰了”。如今的历史必须向前看,必须直面进步与发展的观念,用科学的态度去解释那些更具普遍性、更加实用、“更为伟大的真理”。

   希里并不否认辉格历史学家们所描述的英格兰历史中的进步潮流,也未曾像后来的批判者们那样,将矛头对准辉格史中体现出来的进步史观与目的论态度。相反,希里的目的论指向更为宏大,他将眼光对准了未来而非辉格史家们所关心的“当下”。希里更关心人类“文明”的“普遍趋势”(general drift)与“目标”(goal)。同时,更重要的是,希里对“未来”的兴趣成为他连接帝国现实政治发展与“西方文明”历史演变的重要线索。并且,希里对整体历史的关心并未使其淡化民族国家这一认识框架的重要性。相反,他是希望从英格兰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历史经验中,发掘其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希里不满足于辉格史学家们仅将历史局限于“英格兰”这一地理空间之中。他一方面承认,辉格历史学家们关心的自由(liberty)与民主制度(democracy)的确是“英国国家”(the English State)的核心价值与前进方向。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任何对英格兰历史进程及其核心价值观的探求,如果离开了“英格兰向地球上其他国家的扩张”这一基本动力与历史背景的话便一无是处。在希里看来,英国如今的伟大成就是一种历史发展的结果,更是未来文明进步的核心。他直言,“我们种族的(全球)扩散”(the diffusion of our race)与“我们国家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our state)是解释英国之所以能为伟大的“大不列颠”这一现实的根本基础。而在传统的辉格史叙事中,这两个现象却无从寻迹。

   希里强调要跳出对个人事迹的堆砌,从科学的发展动态中去描绘历史的脉络。这里他回应的也是辉格史学家们在叙述英国史时所呈现出的狭隘立场。希里认为,仅仅在英格兰国史的框架内讨论“律法和统治者”的更迭与互动是“机械的”(mechanically)。这种叙史手段根本无法真正呈现出各个历史时段之间的“统一性”(unity)。而事实上,对辉格史学家们来说,通过光荣革命这一关键点来描写英国史、以古论今的手法,其重要任务之一便是强调英国历史中“古今”之间的密切关联。这种对“统一性”的强调构成了辉格历史叙述中的核心目的论导向。辉格史家们格外强调“光荣革命”之前的英国王权与之后的议会权力,以及英格兰国教会,通过光荣革命这一关键事件,完成了“统一”,并造就了之后英国保守主义者眼中的英格兰核心价值观:地方自治与议会民主。辉格史学家们通过他们对光荣革命史的讨论,建立了英国历史中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体性地位。

   《英格兰的扩张》面世于1883年,距离麦考利男爵《英格兰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出版才35年。此时的英国刚刚结束了祖鲁战争,正式建立起了对南非的殖民统治。一个由加拿大、南非和印度构成的不列颠殖民世界帝国就此形成。

在这个帝国政治的鼎盛时期,希里批判的是辉格史学在一个大时代中的小格局。在希里的叙述里,个体在历史中的意义不仅仅是个人德行的集中表现,更需要被放在一个与国家(State)的关系中去理解。而国家的地位则更被放在一个长时段的西方文明的延续脉络中来体现。相比辉格史家们关心的帝王将相,希里更乐意从(西方)文明的尺度出发,关心诸如牛顿、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这些个体。并从中探求一个与“人类普遍福祉”相关的历史叙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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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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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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