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忆50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68 次 更新时间:2019-10-18 20:58:14

进入专题: 毛泽东   合作化运动   土地改革  

杜润生 (进入专栏)  
并提出要摊派数字,要有计划。到1954 年春,全国初级社由1万多个发展到7万多个。各地方已出现有一点强迫命令的现象,这一年又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农村出现紧张。据统计,从1953年~ 1954年粮食年度,国家实际粮食收购392.5亿公斤,比上年多收89亿公斤,增长29.3%。老百姓对统购统销不习惯,对取消粮食市场不知是怎么回事,怨声四起。本来统购统销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是一种战时经济措施,现在把它做为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和合作化同步实施,强求农民接受,当然有困难。当时中央农工部为避免全面出击,建议合作化应稳一下步子,曾在54年春正式给中央写报告,叫各地方不要再单纯追求数字,努力先办好这7万个社,使之真正起示范作用,真正是自愿的组合。同年3月,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因此4月开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主要目标就是办好这7万个社,主张发展一批,办好一批,稳步前进。一直到1955年春,始终是这个态度。这和毛主席这个时期一连串促进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言论是不协调的。

  

   现在回顾一下,有几个观点,当时由于受它们的支配,成为后来人们所批评的保守倾向的内在因素。这就是:(1)尽管毛主席说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说明新民主主义就是“过桥”,二者是一致的。但按我们当时的学习和理解,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个很长的发展阶段,有多长呢?至少要有三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起码是15年。总路线就是这么说的,按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及以前的《新民主主义论》,都说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这个过程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不然就构不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也都要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所以人们脑筋里不存在很快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基础和思想准备;(2)土改之后,农民才由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他们很自然地要求自主经营发展家庭经济。对于贫农而言,他们是有困难的,但不能因为有困难,就把他的私有权拿走。搞互助组,农民是可以接受的,搞合作社,土地集体经营,多数农民就缺乏思想准备。因此,土改结束后,我自己从新区来到中央,头脑中依然带着当地农民的愿望:要有一段发展个体经济时期。认为这样对生产有好处,也能和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衔接上。合作化早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刚满足,马上又改变,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3)毛主席的合作化工作路线,是由点到面,循序而进,从低级到高级。互助组有了社会主义萌芽,然后萌芽长大,进而办合作社。但按这个程序去实践,需要有时间。中国这么大,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工业发展也要有个过程,没有工业的支持,农村生产力的大提升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心里认为,按15年时间,在其分配上应该是先慢后快。起步过快,由点到面、循序渐进就会落空。总之,我们的调子是防急、求稳,这终于引出后来毛主席的批评。在这以前据说毛主席曾召集刘少奇、彭德怀、邓子恢谈过一次话,批评对社会主义不热心,告诫不要重犯1953年错误。毛主席几次提到此事,彭德怀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中也有所检讨。子恢同志似乎未予重视。1953年初华北大名府、太行山整顿合作社,一批合作社又退回到初级社,陈伯达向主席反映说,农村工作部反冒进变成“冒退”。农村工作部讲防止急躁冒进是事实,但并未直接干预,整顿工作是由地方主持进行的。

  

  

   1955年3月中旬,毛主席又找我们几人去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和我参加。当时由我们简略地谈到:现在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搞到一块儿了(继上一年度之后,1954年~1955年度购粮445.5亿公斤,增加53亿公斤),有几个地方,如浙江等某些省区,粮食任务重,合作社办得急了一点,不但追求办社的数字,还追求全村居民入社的比例,弄得农民杀猪、宰羊、卖牲口、不上粪,春耕受了影响。但全国大多数地方还是好的,尤其是大量互助组办得不错,贫农对互助组是很欢迎的。互助组能解决劳力、牲口、农具缺乏问题,那些富裕户缺劳力,贫农缺牲口,他们自己协议好,互相等价交换,所以受欢迎。毛主席听过后就讲了那段最有名的话,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提出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如华北、东北),有些地主要收缩(如浙江、河北等),有些地方要发展(如新区),“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实际上类似的方针在1955年1月10日中央《关于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中就已提出,提法是“控制发展,着重巩固”。这次谈话以前,在3月8日,邓子恢还跟我说:毛主席嘱咐要重视党和农民关系,农民负担很重;五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1957年以前1/3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达到50%。毛主席还对谭震林说,到明年10月可停下来整顿一年。此时,我们以为主席和我们之间不存在重大分歧了。其实,这只是战术上暂时的一致,不是战略上的一致。他对于各方面报来的关于农村存在的紧张情况不能不予关注,因而对我们提出的某些缓解政策表示支持,但他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战略部署,并没有任何变化。并且他这几年已形成了一种印象:党内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讲什么确保私有财产,公私一律平等,靠小农经济吃饭,这种思想阻力,必须打破,为总路线开通道路。当他得到一些符合理性预期的信息时,就认为这才代表着事物的本质、主流,那种不符合理性予期的信息,就认定是表面现象,非本质的支流。他主张支流也要注意,但不能颠倒主次。为促进社会主义事业,不能不着重批判那些非本质的支流的宣扬者。了解了这一点,也许可能对毛主席这一年中态度近乎突然的变化作出合理的解释。后来,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有过按是否符合“大方向”来判断思想是非的做法。把这个问题简单化,曾使人们产生离开对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方法,陷入认识的误区。

  

   1955年春,正当准备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贯彻“三字”方针时,农村传来更多的信息,党与农民的关系存在某种紧张状况,南方以浙江问题最为严重。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即政法办)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分别派出工作组调查,回报说:该省在1954年春只有2000多个社,到1955年春增加到5万多个,占农户比例由0.6%增加到近30%,扩大了约50倍。在办社中严重违背自愿原则,强迫命令。提出“抓两头,带中间”,“向中农进攻”等口号,大反“小农经济”和“自发势力”。1954年浙江粮食征购共25.1亿公斤,占总产量的38%,农民留粮严重不足,并多给单干农民派任务,以统购统销来促合作化。全省耕牛减少5700多头,猪、羊减少1/3至1/2,卖家具,吃种粮、逃荒、要饭、卖儿女、老弱饿死等现象累有发生。1955年当年3月下旬,浙江省委书记江华来到北京,邓子恢和谭震林(当时任中央秘书长、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即地区办公室主任)等人,与江华一起开会研究怎样处理浙江问题,决定用中央农工部的名义,给浙江先发个电报。电报发出前,曾送给陈伯达,托他转呈毛主席,陈回电话说:“主席同意”。邓老随即出国访问匈牙利。

  

   电报发出后,浙江省委表示同意我们的建议。谭震林同志再次召集会议,决定由江华同志给省委去电话,请省委下决心处理农村问题,同时请农工部和中央二办派人就地商量执行办法。于是把我和中央二办负责华东组的袁成隆同志派去。4月上旬到浙江后,在省委会议上取得共同认识:关于合作社问题,能巩固的全力巩固;群众意见很大的、人心散了的、强迫命令的、维持不住的,“坚决收缩”。原不准备开大会,省委提出开会才能统一思想,于是开了个干部大会,由我讲了话,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霍士廉同志做总结。后来毛主席批评说坚决收缩的决定是在“惊慌失措”下做出的。当然,我在用语上有毛病,如说到“下马”,但这只针对浙江地区的那种无法巩固只能收缩的社讲的,并没有让整个合作化工作下马,更不是让全国合作化下马。实际上有一批办不下去的社,硬撑下去,必将影响当前生产。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浙江的农业社由5万多减少到3万多个,共减少1.5万多个。当时估计河北省也应收缩,河北表示已经搞过了,不再动了,我们去看了看,就没有再搞。这样加上河北和山东自己收缩的,全国一共减少了2万多个合作社(以后,曾被误传为上20万个社,在“文化革命”以前就这样传开了),社的总数也由67万个变为65万个(在1954年中仅仅是10万个)。1956年浙江把原来收缩的社又都恢复了,但在1957年这里又出现退社潮和自发包产到户现象。

  

   4月2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少奇、小平同志等出席,由我汇报农村的情况,谭震林同志做了补充,主要讲浙江的问题。会议上有几位同志发言,都主张把重点放在已经办起来的社,尽量巩固。最后少奇同志讲了一段话,大意说;问题的核心是个如何对待中农的问题,所谓强迫不强迫,自愿不自愿,就是对待中农的问题,强迫也是强迫中农,自愿也是叫中农自愿。为了保证中农的自愿,可以把速度放慢一下,明年春天停止发展,做好巩固工作。中农看见社办好了,就会自动来敲门,那时候我们把门开开。他们自愿,我们欢迎,这可以保证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会议提出,当前合作化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

  

   4月底,毛主席从外地回来,带回他对农村情势的新判断。5月1日他到天安门观礼,对谭震林说,合作化还可以快一点。大意是:前一段出去看到沿途的庄稼都长得很好,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很高。麦子长得半人高,谁说生产消极?办合作社的积极性也高。但给合作社说好话人不多,柯庆施说下边有1/3的干部对待合作化存在右倾消极情绪,这和上边有关部门领导不无关系。从此主席就认定所谓农村存在紧张,农民不满统购,合作化有强迫现象等等说法,一概是“发谣风”,因而进一步强调要反对保守倾向。

  

   5月17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这次会上,毛主席强调合作化出点乱子,但主流是好的,不讲这一点是右倾表现。谈到“停、缩、发”的三字方针,主要方面是“发”,尤其在后解放区“基本是发”,3月份所提“三字经”内涵,已有所改变。这次会后向到会各省分派了发展合作社数字,并决定到明春搞100万个社。在这次会议上,各省(市)负责同志反映中央农工部不放手的毛病,引起毛主席的高度重视。

  

   6月1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少奇同志主持,批准了100万个社的计划。响应杭州会议精神,对保守倾向也有所批评。

  

1955年7月31日至8月1日,中央召开了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毛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迎接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反对右倾保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讲话的基调,就是这个会上定的。毛主席在会后找邓子恢,提出100万个可以再添30万个,搞130万个,看怎么样?邓老说回去考虑考虑。邓老回去以后,找了部里合作处负责同志商量,看法一致,认为还是坚持100万个的原计划。第二天邓老就去找毛主席,道理讲了很多,其中包括发展合作社的计划要照顾群众觉悟水平和干部领导水平,培养会计就需要时间等等道理。主席听了很不高兴,不以为然地说,100万就行,多30万就不行?我看不见得。7月18日,毛主席给我批了一个条子,说:“请将上次农村工作会(四五月间)的各项材料,如报告、各人发言和结论,送我一阅为盼。”我就送去一些东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杜润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毛泽东   合作化运动   土地改革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8617.html
文章来源:村庄与城市 公众号

19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