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韦伯故乡读韦伯“断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2 次 更新时间:2019-10-18 20: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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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光 (进入专栏)  
在家产制支配形态下的财富累积,不是一种“理性的、经济的利得,而特别是一种政治性的掠夺资本主义。”(p. 139)。这种政治性财产集聚所发展出的不是历史上的带有封建或市民色彩的阶层,而是一个“而是处处伺机于纯粹政治性的官职剥削。”换言之,传统的官商结合制度与理性经济活动制度(即近代资本主义)的走向是背道而驰的。

  

   最后,这一政治资本主义与韦伯意义上的近代资本主义格格不入。政治资本主义抑制了理性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因为,在家产制国家的法律结构中,传统关系在经济活动中占重要地位,而且国家有着任意专断权。近代资本主义对于这些政治因素、“这种非理性的统治形式”尤为难以适应,无法在这种治理模式下生存。与此相关的是,韦伯认为在传统中国经济中,没有(近代)资本主义经营的法律和社会基础,而且缺乏用以制约、抵制官僚权力的其他相对独立力量。

  

   中国民族资本在历史上的艰难历程,大致符合韦伯的这个基本观察。余英时在他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的结语中,提出了“政治结构有时也可以对经济形态发生决定性的作用”的看法,与韦伯的这个思路颇为吻合。这个观点在今天也不无道理。几年前,一位朋友向我指出了温州近年来经济上全面衰退的状况,与当年温州一枝独秀发展市场经济的先声相比,尤为令人深思。也许这是一个值得投入的研究课题?

  

   联想到90年代美国社会学界关于Victor Nee的市场转型理论的那场争论。把韦伯上述看法引入那场争论中就不难看出,Nee没有意识到、也没有区分一般市场活动与资本主义市场活动,更没有考虑到这些市场活动与传统主义权力之间自然而然的结合。把韦伯的思想放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大背景下,放在(传统主义)权力结构与市场经济大潮结合和互动的过程中,竟然是如此对应契合,几无必要做太多的更新修订。我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AJS)提出的“政治与市场协同演变”的理论模式,抑或可看做是借用当代社会科学角度对韦伯这段话的诠释和展开,尽管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韦伯这一洞见。(如果放在中国经学传统中,这大概类似于对经典思想进行诠释的一个长长脚注。)

  

   这里的基本命题是:一般性市场活动不等于韦伯意义上的近代资本主义,即“理性的经济活动”。在韦伯看来,中国没有出现近代资本主义,一方面源于上述的理性主义的法律、行政和司法体制的缺乏,另一方面,“而根本上,是缺乏一种特殊的心态。特别是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里,而为官僚阶层与管制候补者所特别抱持的那种态度,最是阻碍的因素。” 在这里(在下面),韦伯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政治法律制度转向了文化精神。

  

   在追溯韦伯的进一步讨论前,不妨提出一些有待思考的问题。第一,中外史学界和社会科学理论界对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活动,有着很长时间的争议,至今未有定论。也许,韦伯有关传统主义的市场经济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对比,特别是资本主义精神的视角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这场争论?我对这个文献不熟悉,或许已有人如此关注?

  

   第二,中国社会在过去30多年里发生的经济起飞,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领域中发生了韦伯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又在哪些意义上体现了传统主义的市场经济活动?抑或新兴形式的市场经济,如XX资本主义,或者中特色XX主义?在今天,韦伯的视角仍可以帮助我们回到一些基本问题上,识别和区分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活动,寻找它们背后的文化精神的线索。

  

韦伯故乡读韦伯“断想” (3)

《中国的宗教》

  

   作为“身份团体”的官僚阶层

  

   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出现近代资本主义?在区分了一般市场经济与“理性的经济活动”之后,韦伯把注意力转向了中国社会中的主流文化精神—儒教。儒教文化的承担者是中国官僚阶层(士大夫)。韦伯注意到“帝国的统一”主要是在“文化的统一性上实际地展现出来,”特别是宗教、礼仪、士绅阶层的统一性是其基础。官僚阶层正是这些环节的核心所在。

  

   历史上的中国官僚阶层是帝国家产制支配方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向上联接皇权中心,向下与士绅阶层连为一体,是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枢纽,同时又是中国儒教的承担者、礼仪的司仪角色。所以,官僚阶层是韦伯分析中国儒教和文化精神的切入点。

  

   韦伯在书中多处谈到了官僚体制与皇权的关系,以及由此塑造的官僚体制特点。这一关系不是他关注的重点,不能看做他的系统观点,但是这些偶尔涉及的看法可以给我们一些思考的线索。在韦伯眼里,中国的帝国是一个疏放性的治理体制,“中国行政里中央集权的程度非常有限”。“下属的官府通常都将中央政府的令谕看做是伦理性的、权威性的建议或期望,而不是命令。这是符合皇权之最高祭司与卡理斯玛性格的”。“皇帝所颁布的行政令谕,大抵上和西方中世纪的教皇敕令中所特有的训诲相吻合,只是没有类似的、严密的法律内容。最为知名的诸令谕,并不是法律的规范,而毋宁是法典化的伦理规范。”大概这是韦伯从一些皇帝御批与他所熟悉的理性化官僚机构对比而得到的印象。韦伯显然将中国官僚体制与他笔下等级严密、正式有序的韦伯式官僚制度区别开来。

  

   换言之,在韦伯看来,中华帝国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伦理文化认同,而不是严密组织,建立而来的,而且“这是符合皇权之最高祭司与卡理斯玛性格的。”在中国历史上,皇权同时兼有精神领袖的地位成为政教合一的大一统基础所在。“帝国的君主同时也是最高祭司的这个事实,是中国与西方的神圣罗马帝国二者间的分野所在”。而“皇帝的卡理斯玛形象”是通过仪式和伦理来制度化的。这一点与政教分离且激烈争斗的欧洲历史大相庭径, 这里也许隐含不同国家演变轨迹的线索

  

   这种疏放性治理体制反映在赋税财政体制上。不完全财政制度下,帝国只能采取“税收”的配额化方式,即地方官员在完成税收任务后其他归其所有(行政开支、差役、等等)。付税征收的配额化–剩余控制权转让,导致了地方性封建格局。在韦伯看来,“官吏就像个封建领主或总督”。

  

   在人事管理上,一方面,“中央政府的控制地位,在个别官吏的转任制度下,获得最有效的保证。因为在不断改组与机会转换之下,每一名官吏都竞相争取俸禄。个人的利害和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就不可能统合起来,与上级之间的关系也因而不会稳固。官吏阶层的整个权威主义式的内在束缚,与此息息相关”。

  

   韦伯注意到,这一人事制度带来了中国官僚制的的鲜明特点。第一,流动的官员对当地情况不熟悉,需要依赖幕僚和当地僚属,韦伯推断到,“结果显然造成实际权力掌握在非官方的本地僚属手中的局面”。第二,中国的官员流动制度防止了封建诸侯割据但导致了这些官员不能有效“扎根于”社会之中。的确,在家产制支配形式中,官员只是代表皇权执政而已。

  

   这些观察在当今的中国研究中已经为大家所熟知。不过,韦伯是在一个半世纪前通过二手材料而了解并作出分析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比较制度、比较历史的理论角度。

  

   韦伯多次强调皇权以及官僚体制的卡理斯玛特性。皇权的卡理斯玛特性已是共识(但需要进一步分析)。韦伯认为,历史上的官僚阶层也具有卡理斯玛特征,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角度,即在民众百姓眼中,官僚阶层具有卡理斯玛色彩。那么,这一卡理斯玛渊源来自何方?韦伯认为,这是来自中国的科举制度,即科举考试给了士大夫披上了卡理斯玛权威色彩。韦伯谈到,官僚阶层有着类似教会牧师般的卡理斯玛权威。这与“君子小人”的儒教文化或可有进一步比较。

  

   我曾经提出,官僚阶层的合法性基础来自皇权自上而下的授权,因此必须听命于自上而下的任意专断权,意味着官僚阶层权力的不稳定性。这一点与韦伯观点不同,但与他后来讨论的官僚体制中的持续考核制度倒是吻合的。

  

   如果历史上的官僚阶层有着卡理斯玛色彩,在当代社会,随着不同层次的理性化的过程,政运对官僚体制的冲击,可以明显观察到官僚体制的去魅化,其卡理斯玛权威已经不复存在。官僚体制需要新的合法性基础来有效发挥作用。

  

   韦伯提出了官僚阶层作为“身份团体”的命题。他认为,因为缺乏所有制和规则保护,官僚个人的利益无法得到稳定的保障,因此更容易联为一体来保护官僚集团的整体利益,共同抵制威胁利益的改革尝试。韦伯认为,家产制下的官僚与传统主义基础上的经济利益密切结合,“集体反对”任何革新或号召革新的“理性主义理论家”。 在这里,韦伯大概受到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历史记载影响极大。这里的讨论很是粗泛,许多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得益于当代社会科学分析工具。

  

   中国官僚阶层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利益集团,内部结构、特征和行为表现,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分析开掘。

  

   韦伯写道:“官僚制运作的‘精神’,在中国与在西方,是非常不一样的”。这句话切中了本书的主题,这是韦伯讨论中国儒教的着眼点。

  

   科举制度连接了官僚体制与中国文化精神。韦伯认为,中国官僚阶层的“精神”来自于科举教育体制。与欧洲封建制度对比,韦伯看到了科举制度“乃是帝国家产制支配者用来防止封闭性的身份阶层之形成的手段之一,以免封建藩臣与家士独占了官职俸禄的权利。”科举制度导致了“候补者互相竞争俸禄与官职,因而使得他们无法连成一气地形成封建官吏贵族”。韦伯在这里对比俄国君主操纵贵族品位秩序的例子颇有意思。

  

   有趣的是,虽然科举制度与封建割据无益,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师生、同门等非正式制度,有利于社会网络在官僚体制中的弥漫和官僚体制内部的派别分化。

  

   与四分五裂的欧洲历史相比,韦伯强调了中国帝国权力的垄断性,这种垄断性抑制了国家的理性化发展。他注意到“在国家方面,权力的垄断会窒息了行政运作、财政管理与经济政策的理性化。存在于各战国诸侯相争时期的理性化动力,在帝国统一后就不复存在……”。中国家产官僚体制不曾受到一个独立自主的教权制的制衡,也未受到一个不断扩张的封建制度,或的市民阶层势力的制衡。

  

这一点与科举制度颇有关系。从韦伯的比较制度角度来看,欧洲历史上的学者大多与宗教或相对独立的法律系统有关,因此他们大多独立于政治权力。在这一点上,中国文人与政治权力的密切关系给韦伯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中国,受过教育的阶层,…… 从来就不是个……自主的学者身份团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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