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鲁迅与1933年北平文物迁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3 次 更新时间:2019-10-18 0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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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  
以塞国人之口,然后将精华由海道派兵舰运至上海香港,一部由平汉路运至汉口转沪,而事前已与中外资本团体接洽妥当,先将宋元明清各朝瓷器若干,抵押三千万元,然后渐次递及其他,赚保存之名,行拍卖之实。

   陈寅恪等人把听说的政府“阴谋”和盘托出,目的也在于更好的阻止“阴谋”的实现。陈寅恪等高度评价了故宫文物的学术、艺术等方面的价值后,指出即便出卖故宫文物是为了换取抗日经费,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亦何异货祖宗之坟墓,以与邻人讼?非不当讼,如此讼,虽胜其如有余辱何!”他们反对国家出卖故宫文物,哪怕以筹措抗日经费的名义也不行。他们也不赞成文物移出北平。他们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一)明令故宫古物不得迁移,以息国人惊疑,以绝国贼阴谋。(二)努力从速筹划在“迁移政策”以外之种种妥善保全办法。(三)允许全国合法团体,随时有调查古物之权。

   蒋凯谈到,也是在9月1日这一天,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常务理事王造时、章益、谢循初等人,也联名发出电报,敦请北平教育界就近调查“故宫文物迁移拍卖”之传言真相,曰:

   各方传闻故宫古物有出卖消息,此事关系我国文化极大,我辈服务教育事业,更不应袖手忽视,令一般宵小之徒,利令智昏,将数千年文化之精粹,委诸外人,希即就地彻查,严行监督,并电示真相为荷。

   反对故宫文物拍卖的声音很强劲,但也有力陈拍卖之必要者。蒋凯论文也介绍了这方面的声音。1932年10月,天津《大公报》刊载了万言长文《对于北平古物应否拍卖之讨论》,文章指出拍卖文物的传言确系不实之谣言,但又极力强调拍卖之可行、之必要:

   夫事有轻重之不同,物有贵贱之各异,经有行权之术,理有缓急之分,如此轻而彼重!固当舍此以就彼,如此贱而彼贵!尤当去其贱者,以存其贵,此固因一时之得失,暂时从权之道也。然试思中国今日之所最重者,有孰逾于国家?所最贵者,有孰逾于领土?苟以国家领土而与古物较,我知虽三尺童子,亦必知古物固莫及国家领土万分之一也。时至于今,国家遭逢外患之凭凌,整个国家与广大领土,且莫能保守为我之所有,又何有于区区古物?此理彰彰甚明,无待赘言。

   故宫古物虽然可贵,但显然不能与国家、领土相比较。出卖古物以救国,是天经地义之事。作者还对拍卖所得做了细致分配:以百分之十五购置战斗机及一切军械;以百分之五建筑坚固要塞堡垒;以百分之二十五购建驱逐舰、潜水艇等小型军舰;以百分之三十建筑川汉陇海粤汉川滇等铁路;以百分之二十五建筑钢铁机器纺织等工厂。

   在当时,日军飞机特别令中国军队头疼,中国军队在空中处于绝对劣势,所以有“航空救国”运动。蒋凯指出,抵押故宫文物以购置飞机,也成为一种主张。1933年第38期的《政治评论》上,曾发表《抵押古物购买飞机》的文章,其中写道:“吾人熟思审虑,认为抵押古物以购买飞机,既可获古物之安全,复可增大国家之自卫力,一举两得,计无善于此者。”又说:“如能以此一万五千箱古物,向本国及外国银行抵押一千万元,则咄嗟之间,至少可购进飞机一百架,其充实于国防实力者,至为巨大,而古物之保管问题,亦得解决。”(24)

   抵押、出卖故宫古物,在当时并非戏言,而是一种一本正经的意见,而且声音很响亮。蒋凯在论文中说:“1932年8至9月间,关于故宫文物拍卖的传闻甚嚣尘上,全国舆论物议沸腾,大多数评论均持消极态度,特别是文化教育界,反对更行激烈。关于此拍卖之事,究竟是个别媒体的捕风捉影;抑或是确有其事,只因反对激烈而流产?现在无从考证。”(25)蒋凯的意思是,国民政府也可能确曾有过拍卖故宫文物的打算,只因社会上反对的声音太强烈才作罢。我以为,这种“可能”是没有的。

   但不管怎样,当局意欲出卖故宫古物的传言当时“甚嚣尘上”,也的确有人正面地、明确地主张出卖或抵押故宫文物,既如此,鲁迅在《学生和玉佛》《崇实》等文章中指责政府抢运故宫文物无非是因为文物值钱和随时可换钱,就并非一己的凭空想像,就仍然是一种有根据的指责。

   所以,鲁迅的《逃的辩护》《学生和玉佛》《崇实》《战略关系》这几篇文章对文物迁移的嘲讽,在当时轰轰烈烈的反对文物迁移运动中,实在不值一提。在回顾、研究和赞颂当时的文物迁移行动时,把鲁迅作为反对文物迁移的代表,实在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另一方面,因为在今天看来文物迁移是正确的,就硬说鲁迅其实并没有反对文物迁移,相反,倒是赞成政府此举的,这也同样是与实情不合的。要知道,反对文物迁移,在当时是主流意见。在当时反对文物迁移,丝毫无损于鲁迅形象。鲁迅对文物迁移的批评、在关于此事上对政府的指控,丝毫没有自己的创见,只不过说了几句别人也说过的话,当然,说得更尖刻些、更毒辣些。如果说鲁迅的这几篇文章有什么独特之处,那就是把当局禁止北平学生逃散与抢运古物放在一起谈,让两件事形成对照。目前为止,的确没有发现其他人也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过。

   2018年8月26日

   注释:

   (1)见《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六卷(1931—1933),韩信夫 姜克夫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4308页。

   (2)(7)郑欣淼:《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3)鲁迅:《逃的辩护》,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4)鲁迅:《学生和玉佛》,见《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7页。

   (5)鲁迅:《崇实》,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3页。

   (6)鲁迅:《战略关系》,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27—28页。

   (8)朱正:《为反对而反对:从鲁迅<战略关系>谈起》,见《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6期。

   (9)符杰祥:《鲁迅‘反对’文物南迁考辨》,见《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2期。

   (10)(11)(12)(13)孙瑛:《鲁迅在教育部》,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第37页,第43页,第43—44页,第45页。

   (14)见《鲁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15)王彬彬:《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收入《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53页。

   (16)(17)(19)(20)(21)(24)(25)蒋凯:《1933—1933年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浙江大学历史系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6月,第19—21页,第24—30页,第33—34页,第24—30页,第19——32页,第10—17页,第15页。

   (18)(22)马思猛:《马衡父子与故宫文物南迁》,见《中国文化报》2010年5月5日。

   (23)刘北汜:《故宫沧桑》,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77—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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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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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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