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鲁迅与1933年北平文物迁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8 次 更新时间:2019-10-18 0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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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  
介绍了鲁迅开创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和博物馆事业的情形。孙瑛说:京师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创建于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1912年4月,民国政府教育部接管了京师图书馆,任命江瀚为馆长。而“在教育部内,有关筹建图书馆的工作乃是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主要任务,因此鲁迅对这个馆的建设和发展,曾经做过许多努力,化费过不少心血。”(10)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8月27日正式对外开放。1913年江瀚调任四川盐运使,京师图书馆馆长空缺,暂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监管。但夏曾佑只是挂个名而已,实际管理工作是由鲁迅和沈商耆(沈彭年)负责。鲁迅日记中有不少关于京师图书馆事务的记载。孙瑛说:“鲁迅不仅是京师图书馆的积极筹建者,而且也是它最热心的支持者和阅览者。他不断把自己的编著以及自己搜集到的珍贵书刊赠送该馆供人阅览,同时他也常到这里借阅书籍从事研究。特别是一九二0年以后,由于鲁迅在经济上‘时方困瘁,无力买书’,这个图书馆对于他完成象《中国小说史略》等不朽著作是起了不小作用的。”(11)鲁迅还是历史博物馆(即今国家博物馆前身)的重要筹建者。1912年7月,教育部“拟就国子监旧署筹设历史博物馆”。筹建工作也由社会教育司第一科承担,当时指定由胡玉缙、齐寿山二人具体负责。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设在国子监里面的“彝伦堂”内。身为科长,鲁迅经常到这里看看工作的进展情况。最初,馆内藏品很有少,只限于原来存放在国子监的一些文物。鲁迅等人认为,现有藏品是很不够的,必须多方搜集历史文物。这年冬天,社会教育司派人到沈阳“奉天行宫”调查研究,虽然是以美术调查的名义进行,但也是为建立历史博物馆作准备。孙瑛指出,从1912年到1925年,鲁迅一直为建立历史博物馆而努力,并多次把自己买到的文物赠送给历史博物馆。(12)

   1913年为筹备于来年在莱比锡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德国派了一个名叫米和伯的人在北京设立了一个筹办处。米和伯与时任教育总长的汪大燮商定,通过教育部一方面向历史博物馆借取展品,另一方面进行社会征集。(13)向历史博物馆借取的展品,于11月20日送到了教育部,等候第二天米和伯来取。这天的鲁迅日记有如此记载:“昙,午后晴。历史博物馆送藏品十三种至部,借德人米和伯持至利俾瑟雕刻展览会者也,以其珍重,当守护,回寓取毡二枚,宿于部中。夜许季上来谈,九时去,不眠至晓。”(14)惟恐藏品失窃,鲁迅于是夜宿存放处。11月20日的北京之夜,已是颇为寒冷了,应是两条毡子不足以御寒,所以不眠至晓。

   鲁迅1912年5月到北京,此后的多年间,逛琉璃厂和小市的古董摊,是家常便饭,不去的日子是很少的。每次去,总要买几样东西,空手而归的时候也是很少的。说鲁迅是中国文物的专家级的鉴赏者,应该没问题;说鲁迅其实也是中国文物的收藏家,也大体说得过去。所以,鲁迅如果是1933年北平文物迁移的反对者,那决非因为对北平文物的价值估计不足。

   其实,朱正所谓的“为批判而批判”已经一定程度上触及了问题的实质。鲁迅对南京国民政府、对国民党政权,是深恶痛绝的。晚年的鲁迅,是以“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心态注视着国民党的党国的所作所为,并且总是予以冷嘲热讽的。在鲁迅眼里,国民党政权毫无合法性,应该灭亡,而且灭亡得越快越好,所以,这个政权的一切作为,都是荒唐的、都是不值得肯定的。2003年,我写过一篇《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对鲁迅晚年的此种政治心态有所揭示。拙文指出:对国民党政权的分外痛恨和敌视,使得鲁迅不可能与之有任何政治性的合作;鲁迅是怀着“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的心态与国民党战斗的。拙文强调:“对于现实政治问题,鲁迅总是从反面出击,往往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要害,一针见血。而且总是以嘲讽为基调的。鲁迅止于对现状的冷嘲热讽,却并不对应该如何发表正面的看法。”(15)北平文物迁移是否有必要,这是一个问题;此项国家行为是否必须反对,这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此举是国民党的党国的决策,鲁迅便毫不犹豫地予以嘲讽、予以责难。以鲁迅对文物迁移没有正面表示过反对的意思为论据,证明鲁迅并不反对文物迁移,是不能服人的。上海时期的鲁迅,根本就不屑于“正面”地对国民党政权表达意见。毫无疑问,鲁迅是主张抗日的。但鲁迅何曾正面表达过中国政府应该奋起抗日的意思?对国民政府在日本步步进逼下的软弱、妥协、退让,鲁迅多有挖苦、讽刺,我们也正是从鲁迅的这些挖苦、讽刺中,间接地知道鲁迅是主张抗日的。

   所以,说鲁迅在“为反对而反对”态度的驱使下,反对了1933年的北平文物迁移,应该是能够成立的。

   当然,“为反对而反对”也不是对鲁迅态度的唯一解释。鲁迅虽然深知北平文物的价值,但更懂得国土和人民的价值。故宫文物再有价值,在全体人民和全部国土面前,也毫无分量。而如果全部国土都沦陷了,如果全体人民都成了亡国奴,故宫的那些古物就算全部保存完好,又有什么意义?文物南迁,只是迁到暂时比较安全的地方而已。在鲁迅看来,当整个国家都可能沦亡的时候,这种迁移行为是十分可笑的。而这,也是鲁迅对北平文物南迁反感的原因之一。

  

  

  

   在众多反对北平文物迁移的人物中,鲁迅“为反对而反对”的态度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但与其他反对者不同的,也仅仅是部分动机,至于鲁迅表达的具体观点、举出的反对文物迁移的理由,实在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可以说,鲁迅所说的,基本上是别人都已说过的话。而且别人比鲁迅说得充分得多、细致得多。鲁迅在今天成为反对当年文物迁移的代表,只是因为本人影响太大、著作流行太广。

   今天的有些人,极力要证明鲁迅当时并没有反对文物迁移,甚至是支持国民政府此举的。这其实大可不必。在当时,反对文物迁移,是很普遍的现象,可以说,反对文物迁移者,远多于主张文物迁移者。中山大学2010届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蒋凯的《1932—1933年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是专门研究从1932年动议到1933年实施的北平文物南迁的学位论文。蒋凯通过研究,发现当时“主张将文物他迁的人只是少数”,“而反对迁移文物是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文物运出北平,首先会动摇人心,引起社会不安;其次,文物‘一散不可复合’,不宜轻易他迁。”一开始,故宫博物院的一些当家人,也都是抵制文物迁移的。时任故宫院院长的易培基,是鲁迅的老上司、老熟人,也可以说是老朋友。易培基最初也是反对故宫文物他迁的。前面说过,1912年4月民国政府接管了京师图书馆,任命江瀚为馆长。而1932年,江瀚则是代理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江瀚则是始终坚决反对故宫文物迁移的。实际上,当时北平的整个文化教育界,基本上是反对文物迁移的。这种心理,其实也不难理解。北平文教人士反对文物迁移,当然不是说就主张北平文物任由日本人损毁、劫掠。他们想出的对策的是明定北平为“文化城”,为“非军事区”,他们认为,这样一来,日本人就没有理由进犯北平了。蒋凯论文中说,1932年9月21日,北平市文教界的名流江瀚、刘复、徐炳昶、马衡、朱启钤等三十余人举行会议,正式决定向国民政府建议明定北平为“文化城”,撤除北平军备。会议委托刘复拟具意见书,并公推江瀚为领袖,领衔向政府请愿。10月6日,意见书对社会公布,各大报纸均有登载。意见书首先强调北平原是政治区域、军事区域和文化区域的集合体,但由于首都南迁,北平政治上的重要性业已丧失。至于军事上的重要性,是由政治上的重要性决定的。既然北平政治上的重要性已经不存在,那军事上的重要性自然也就没有了。而且北平三面是开阔地,无法设置军事要塞,军事防卫其实是徒劳的。既然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性都已不复存在,北平所剩者,只有文化上的重要性了。意见书极力强调了北平在文化上的重要和古物迁移的不妥。首先,北平的古物,搜罗甚难而散失极易,而兵乱和迁移,则是古物散失的重要原因;其次,纵使那些可移动古物能够迁移,而那些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建筑物却是移不走的。还有,因为北平具有种种文化设备,所以研究各种学问的专门学者大多荟萃于此,造成了一种代表国家文明、在国际上为国家争得荣誉的文化气候,这种气候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一旦把北平的种种文化设备移走,学者们自然也就星散,要在别处再造成这种文化气候,是极其困难的。意见书还特别强调了故宫和故宫所藏文物的重要性。指出这些东西,在浅层次上足以表扬国光,而在深层次上,则是国家命脉所系,是国民精神寄托之所在。意见书之所以把故宫和故宫的文物并提,意在强调即便故宫所藏文物能够搬走,故宫本身也是搬不走的,而以建筑物的方式存在的故宫,本身是最大的文物。政府明定北平为“文化城”,撤除军备,日本人就不来了吗?江瀚、刘复等名流认为,这样日本人就不来了,因为“世界上还未必有这样一个胆大而野蛮的民族敢在众目昭彰之下,向没有抵抗的文化设备加以破坏”。

   蒋凯论文指出,江瀚等人的“文化城”构想,在社会上遭到普遍的唾骂,认为此乃“以开门揖盗为能事”,是积极推行“不抵抗主义”,是“一种怯懦无耻的奴才们的主张”,是“亡国奴的思想,最少是依赖成性的弱者的梦想”等等。虽然遭到社会人士的普遍责难,但此种构想并没有被放弃。1932年11月12日,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召集北平各文化机关的代表,在怀仁堂西四所开会,讨论“妥善保存北平文物的办法”。出席者有张继、李书华、马衡等二十余人。会上决定再提“文化城”的建议,国民党元老张继亦支持此议。张继对记者表示:虽然北平能否明定为“文化城”尚不能确定,但“国民政府曾决定改北平为文化区,并有组织指导文化委员会之明令,北平改为文化城,与政府意旨相同”,而他本人也将急赴洛阳,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面呈此议。(16)

   当然,国民政府没有采纳明定北平为“文化城”的建议,仍将北平文物精华迁走了。鲁迅杂文《崇实》最后的打油诗所谓“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即指此而言。

   蒋凯在论文中说,1933年1月5日,故宫博物院接到行政院长宋子文密电,要求将文物装箱,准备迁移。1月7日,正式确定了北平文物迁移的政策。1月10日,各报披露了政府的此项决策,北平城内反对文物迁移者,便群情激愤。完全可以说,北平城内出现了一场反对文物迁移的运动,而且声势不小。以周肇祥、陶润波为首的北平自治筹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阻止文物迁移的办法。在反对文物迁移的运动中,除了一些本已存在的团体很活跃,还新成立了类似“北平民众保存故宫古物协会”这样的团体。“北平民众保存古物协会”是专为反对文物迁移而成立的,1月22日,该协会将其组织章程在报端披露,声明其宗旨乃“联络各界同志,提倡东方文化,维持北平繁荣,协助政府保存故宫全部古物。”有了这种专门发动群众、反对文物迁移的组织,群众性的反文物迁移运动就规模更大、烈度更高了。1月28日。北平市各自治区公所、市商会、市农会、工联会、律师公会、公益联合会,河北农工协会等多个民众团体联合致电南京林森、蒋介石、宋子文、于右任等党国政要,请求立即取消北平文物迁移的决策,其中甚至有如此话语:“市民与古物共存亡,务请立予停止装运,免激事端。”这就有点挟大众而武力威胁的味道了。事实上,以武力阻止文物迁移,也的确是一些人考虑的方法之一。蒋凯论文指出:“反南迁运动除了组织化、规模化之外,暴力化也是其日益激烈的一大表现”。

1933年1月14日下午四时,首批搬运文物的专车抵达北平东站,“共计挂铁闷车十辆”。鲁迅杂文《崇实》最后打油诗所谓“专车队队前门站”,即指此而言。政府派出的专车抵达北平,意味着文物迁移要动真格了,于是“事态渐有失控之象”。各民众团体的宣言和上书中,不乏以武力威胁者,例如北平市工联会就声称“拟通令各工会纠察队,实行武力阻止运输”。故宫工作人员,上至博物院院长,下至普通员工,大都是反对文物迁移的。但当政府迁移令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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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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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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