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知识分子"是什么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53 次 更新时间:2019-10-17 22: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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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 (进入专栏)  
知识;德文Wissenschaft,词根即wissen,知道。"知识分子"这个词,则是intellectual的译名,intellectual的拉丁词根是inter-lego,最初的意思是辨别、理解、选择,其名词intellectus相当与我们所说的"智性"、"聪明"、"有判断力" 。在进一步的发展中,intellectus偏向于一种特殊的智性,即借以进行推论的智性。牛津词典这样解释intellect:power of the mind to reason (contrasted with feeling and instinct): Intellect distinguishes man from the animals(讲道理、进行推论的心智能力,与感觉和本能对照而言,例句:人因其智性而有别于动物)。Intellect概念的历时演变和我们现在对这一概念的共时理解是一致的。手巧、耳聪目明、对舞蹈动作领会得快,这些都是聪明,都包含某种智性,但是说到纯粹的智性,人们就特别注重长于掌握某一类知识,比较抽象的知识。例如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设计和评价智商测试。手足灵巧、耳聪目明则被排除在智商测试之外。总之,按照传统知识论,知道所以然是高于知道其然的知识,知道其然(know that)又是高于知道怎样作(know how)的知识,系统的知识即科学高于零星的局部的知识,只有前者才宜于称作"真理"。这种传统认识自有其道理。不过,对这样的知识等级,现代以来已有强烈的反叛,近年来以炒作方式宣扬的"情商"是其一例。

  

   综上所述,知识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知识指间接知识、书本知识、论证所得的知识,与之相应的是狭义的智性,主要指推论活动的能力。只在"知识"的狭义上,知识分子是格外有知识的人。据此,"工人农民更有知识还是知识分子更有知识"这个提问不难回答:知识分子在科学知识的意义上更有知识。耶稣不是知识分子,但他也许有生活的真理。华盛顿不是知识分子,但他也许极富政治智慧。知识分子在这些方面无何特长,他的专长在于论证--事实和逻辑,在于依赖互相论证的间接知识。

  

   按照布迪厄的说法,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里的被统治阶级。(从现代知识分子的实际处境,从充分世俗的眼光来看,就不难看出这个定位差不了什么。在从战国到两晋、初唐等贵族社会里,士人的位置也大致相当。)知识分子的地位既在一般民众之上,却又无权无势,使知识分子阶层最易遭受攻击,就像遭抢劫的多半是那些有点钱财却还不富足到雇用私人保镖的。统治出了差错的时候,不去批评有权有势的政府,而拎出知识分子来作替身,是极为常见的作法,就连著名的思想家亦未能免。到1936年,海德格尔开始对纳粹运动失望,然而,该对纳粹的倒行逆施负责的,不是"领袖"希特勒,因为他受到蒙骗,不知道实际发生了那么多灾难性的事件,该对这局面负责的,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这份楣气倒不必自怨自艾,他可以去当工人农民,他们的地位如此低下,引不来多少攻击。

  

   不过,仅仅对知识分子进行阶级分析是不够的。从何种角度来确定阶级,本来莫衷一是。而且,知识分子主要不是一个社会阶级或社会阶层,而是一个由社会功能来定义的群体。各个阶级都出产知识分子,都有知识分子。从这一事实推导不出知识分子必须依附于某一阶级,就像说各阶级都有聪明人和蠢人,谁也不会把这个事实说成聪明人和蠢人必须依附一个阶级。

  

   知识分子不隶属哪个特定的阶级,不代表哪个特定的阶级或为哪个特定的阶级服务。当然,某个知识分子可以视自己为某个阶级或某个阶层的代言人,但他之为代言人和议会议员完全不是一回事,议员从事政治交易而知识分子讲道理,无论这个道理在特定场合为哪个群体的利益服务,道理本身具有普遍性,不是对某个群体有效。就此而言,对知识分子的评价,首先不在于他的阶级立场,而在于他是否出色地履行其社会职能,即道理讲得对不对好不好,是否在真理层面上为不同利益集团的沟通作出贡献。

  

   坚持真理是一种骄傲,但不是傲慢。想想在法庭上作证的人,他说实话,因为他承认整体的真理不在他手里,他信托给一个更高的判断,把自己的责任限制在讲出他所了解的那一部分事实。也许,只有对生活具有真诚信赖的人才会坚持真理。那我们就该说,坚持真理是最谦逊的态度,因为它不僭称自己每一次都站在总体判断的位置上。专事权变的人在任何情形下都以为他能把全局掌握在自己手里,那才是一种傲慢。

  

   不消说,并非任何事情都能得到论证。我爱这幅画,因为它让我想起我年轻时候的一段经历,这是我独特的经历,不属于公共领域,无法用来进行论证。这时候我等于申明了放弃论证性质的解释和争论。但若我说,这幅画画技精良内涵深远,这时候我就是在用一些公共接受的前提进行论证,从而进入了科学真理的范围。论证是一种达到真理的独特方式,在这里,前提和程序在前,结论在后,因此,在科学领域里,没有人事先"掌握真理"。有好些事情科学管不着,而一旦进入了科学的领域,就进入了一个有对和错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你可能是错的,我也可能是错的。你要开始论证,就承认了你自己可能是错的。专家之间的争论绝不少于普通人之间,专家之间的共识也不多于普通人之间。专业知识和常识的区别不在这里,而在于专家之间的共识是由系统知识组成的,而不是同仇敌忾这一类的利益、气质、情绪等方面交织在一起的"共识"。

  

   知识分子为真理生活,但不一定生活在真理中。我们把生活在真理中的人称作圣贤和仁人志士。生活的真理是直接的真理,必由躬行身体,不可能单由论证达到。仁人志士和知识分子都能够以言论影响社会,但知识分子说话的份量来自其论理的长处或专科方面的成就,而在仁人志士那里,这种份量来自说话人的"品格"。

  

   坚持真理本身可以形成一种品格,是一种躬行实践的生活,如此躬行实践的知识分子也是仁人志士。在这里,知识分子仍是科学真理的守护者,不是生活真理的掌握者,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某些真理的可论证性、可沟通性和公共性 。论证由于其本身的分析性质而可以受到检验,因此具有公共性。公共性并不总等于投票表决,恰恰相反,论证的公共性使得作为结论的真理不依赖于众人的同意,虽然它间接地仍然依赖于共同接受的前提和程序;或不如说,因为论证依赖于共同接受的前提和程序,所以论证的真理性不再依赖于众人的同意。因此,人们在能够论证的问题最能够坚持不同凡俗的见解。这就是知识分子独立性的来源。

  

   知识分子因坚持真理而具独立性。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永远是民间而不是属于政府的。这一点把自由知识分子和官方意识形态的辩护士区别开来。官方理论家或"辩护士"的工作是为既定结论寻找证据,为既定体制寻找理论依据。这个工作并不可鄙,这些专家作为个人更无可厚非,但他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无论他们的知识多广多深。当然,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研究结论可能恰好合乎官方的意识形态和现行政策,从而为这些东西提供了某种支持。与辩护士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结论不是固定不移的,而是随研究进程变动的。作为知识分子,他在真理领域内工作,但他从并不掌握最后的真理。对于一个开明政府来说,自由知识分子的支持是最为有力的,就像一个独立评价机构的评价对某种商品的促销作用往往大于它自己的广告。然而专制体制的研究者早就注意到,即使自由研究的结论有利于官方,专制政府也不能容忍自由研究,倒不是它完全无需乎这种支持,而在于它不能容忍用科学论证的方式得出结论,它不能保证科学总是站在它这一边。

  

   论证是知识分子的职业,这种职业本身是反权威的。论证的精神与权威背道而驰。论证要求并拓展平等的空间,面对论证,听者与讲者是平等的,你跟别人讲道理,你就会刺激别人也跟你讲道理。从雅典起,分析论证的精神就同民主制同时一道繁荣,我们的五四时期把科学和民主并提,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反过来,诉诸直接性和简单性的确是专断统治的一个特点,记得在上世纪60、70时代,"复杂"成了一个贬义词,"思想复杂"和"社会关系复杂"一样是极为可疑的。我甚至相信,思想感情比较直接、生活比较简单,这些原是引诱人们接受专制统治的一种魅力。不加论证往往能突显讲者的权威,一种观点、一种要求,越是不论证,在一般人心目中越是显得无可置疑。权力是有权者的道理,讲道理是无权者的权力。

  

   真正的知识分子天然支持民间化的诉求,这绝不是一种故作姿态。然而,我们也不能把民间性理解为大众性,依此强求知识分子在政府与民众冲突的具体案例里必须同情民众一方。知识分子的民间性是针对政府而言的独立性,不意味着民众性,更不意味着群众性。知识分子对民众就像对政府一样保持其独立性。知识分子与官方的辩护士有别,同时也不是民众的辩护士。

  

   从知识分子出现的第一天起,从卢梭到托尔斯泰,就始终有一种为大众呼吁的传统。今天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声称他们代表民间或人民。对这一类声称,我一向深存疑虑。固然,就社会的权力配置来说,为官方说话总是容易的,为民众说话往往需要勇气,因此自称民众的代言人就会争得一种道德上的优势。然而正由于此,民间立场往往成为一种策略,这些人可能从来不曾和民众生活在一起,过着和所有知识分子一模一样的生活。而且,谁曾选出他来当人民的代表?即使伟大的托尔斯泰,围在他身边的有几个属于"人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地道的农民觉得托尔斯泰莫名其妙。

  

   知识分子的本性是反权威的,但是,科学本身不是在建立理性的权威权威吗?理性是反省的,对真理的热爱和怀疑精神始终携手并进,伟大的科学家,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无不意识到事实和逻辑的局限,反对用科学真理来取代生活真理。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群体,不断反省自己的社会位置,原是身为知识分子的应有之义。当思想改造的大潮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知识分子加深了对自己的怀疑,改变了自己对某些事物的看法,这并不可悲,可悲的是他放弃了怀疑的态度。但放弃批判精神则是无可辩解的。我们的知识分子后来为自己的过去所作的辩护,通常都集中在解释他改变观点的理由,然而重要的事情始终在于他放弃了批判精神。

  

结语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琢磨"知识分子"是什么人,多一半讨论是从士与知识分子的异同着眼。本文则希望从西方的知识和真理概念入手提出一条新的线索。从一开始,士的原型和导师孔子就明言"士志于道",而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是为科学真理生活的人。道与真理的区别,应有助于说明士与知识分子的区别之所在。张岱年写道:"如谓中国哲学也是爱智,虽不为谬误,却也不算十分切当,因中国哲学家未尝专以求知为务" ;钱穆写道:"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之核心,因此以免不陷入宗教,一面也不能向自然科学深入,其知识对象集中在现实人生政治、社会、教育、文艺诸方面,其长处在精光凝聚,短处则在无横溢四射之趣" ;徐复观写道:"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也缺乏对客观知识负责的习性" 。这些论断基于大致相同的事实,评判都有相近的这是批评士的理想与知识分子的理想孰优孰劣?我们读到各式各样的意见,难免带些主观好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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