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中华文化的人文特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1 次 更新时间:2019-10-17 22: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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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  
改造自然。我们越来越感受到的是自然对我们的报复。现在很多人一天到晚担心这个雾霾,我说我们明白了雾霾造成的原因,我们要告诉自己,也告诉大家,告诉子孙后代,不要再这样去破坏大自然。我们现在也不能回避,还要面对它。你能逃到哪儿去?你一个人逃了,别人逃不了。现在有些人很奇怪,说将来地球毁灭了我逃到哪个星球上面去,这能解决问题吗?你一个人去,你怎么活?还有情趣吗?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就要告诉我们自己,告诉我们周围的人,告诉子孙后代,不要再去这样做了,慢慢恢复起来。我们现在的人在这种情况面前要正面它,适应它,人是有这个能力的。当然,这中间是要付出代价的,可能是几代人,可能是让自己短命一点,但是你也没办法。你现在去适应它,说不定还能够活得更自在,要不然一天到晚担忧,成天戴着口罩,你说难受不难受?当年“非典”的时候,我一堂课都没有停过,在座有没有在非典时候听过我讲课的,没有停过一堂课。那个时候学生已经出去了就不能再回校园了,在校园还是可以上课的,所以我还是来。我跟他们说,首先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从比例来讲,有多少人感染了,感染了以后有多少人死了?真是微乎其微,有什么好害怕的?你首先要把心中的疑虑、怵惕去掉了。

  

  

   我希望我们能够从各个角度去对比我们的文化。我们可以同西方文化进行对比,我们是人文文化,重视人,西方是科技文化,重视物。我们强调直觉智慧,西方强调理性智慧。我们强调实践创新,西方强调理论创新。我们是内求诸己,西方是外求诸物。我们是存异互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观念都可以并存,但是相互尊重,西方基本上是求同普世,要求找出一个普世性的东西。我一直讲,找“普世性”是一个歧途。找什么普世性?同样一个概念,你脑子里面这样想,他脑子里面那样想,根本不同。你尊重我、我尊重你,相互尊重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要存异互尊,不要一天到晚去求同,去求这个普世性。

  

   中国是讲中庸之道,西方是讲绝对主义,这一点区别非常重要。有一位美国的军事学家,很著名,他在给《孙子兵法》英译本写序言的时候提到了一件事情。抗日战争时期,他到中国驻美大使馆去访问,跟大使馆武官交谈,问他们:“你们读过《孙子兵法》没有?”武官们告诉他读过,他们都是军校毕业的。他问:“你们感觉到怎么样?”这些武官说:“我们觉得这已经是历史的东西,比较陈旧,还是现在西方军事学家的理论更值得我们学习。”这位美国军事学家听了以后很感叹,他说:“你们错了,你们要好好研究《孙子兵法》。你们把《孙子兵法》读懂了,我们这些著作,你们都可以不读。”他说,西方的军事理念,以克劳塞维兹为代表,比如《战争论》,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它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绝对论。因为打仗是敌我双方你死我活,所以我必须把你彻底地消灭,这才算胜利。不把你彻底消灭,那不算是胜利,留后患不算胜利,所以是理想主义的绝对论。他说,中国的《孙子兵法》,则是现实主义的中庸之道,可以不战而胜,可以攻心为上,不是说一定要把对方彻底消灭掉。他说,孙子的说法才对。我说,他确实是通过《孙子兵法》了解到、把握到中国文化的一个精神,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可以不战而胜,不攻城、不杀戮,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杀光?

  

   后来我一想,西医的一个根本理论是什么?对抗疗法,把所谓的病菌病灶彻底消灭,吃药压不下去就要动手术,动手术就要彻底挖干净才行。其实,是不是真的挖干净了,就是当时挖干净了以后是否就不生了,这都很成问题。所以,理想主义的绝对论和中国的现实主义中庸之道是很不一样的。中国文化可以说是认同模糊,西方文化是强调清晰、崇尚清晰。认同模糊,其实是和中国的语言文字有极大的关系。中国的语言是世界上最模糊的语言,一个字、一个词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连读音不同也有不同的解释,需要放到一定的语境当中去才可以把它变得清晰,不能够把它定为只有这样的解释,不能那样的解释。再有,中国人强调顺其自然,所谓顺其自然就是注重差异;西方相信标准,讲究量化。

  

   我可能曾经在课堂跟同学们讲,中国从西周开始就确立了民本的传统,西方从古罗马开始就形成了民主的传统,这两个传统各有优缺点。中国为什么会形成民本传统?民本传统的优点在什么地方,缺点在什么地方?西方为什么会形成民主的传统?民主传统的优点在什么地方,缺点又在什么地方?这应当进行比较,不能简单否定我们的民本,只崇尚西方的民主,双方同样有悠久的传统。

  

   我们的中庸思想,“执两用中”。“允执厥中”,后来变成舜传给禹的十六个字。尧传给舜的时候是四个字,“允执厥中”;舜传给禹变成十六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宋儒把它作为心法,这也是把握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执两用中”,这是一个辨证的理念,不偏于这也不偏于那,看到事物之间的互存、互含、互转。这些东西,我们过去就要给它加个头衔——朴素的辩证法,然后跟科学的辩证法对比。当然,科学的辩证法是对的,朴素的辩证法是落后的。我现在说,我们要想办法把“朴素”这个帽子给丢掉,辩证法就是辩证法,辩证法不是变戏法,辩证法用得不好就成了变戏法、瞎联系。所谓“朴素的辩证法”,其实也就是直观的、直觉的辩证法;所谓“科学的辩证法”也就是理性的、分析的辩证法。我们现在首先不要把理性的和直觉的对立起来,理性是智慧,直觉也是智慧,理性智慧认识的世界是对的,我们直觉智慧认识的世界也是对了,今天已经走到一路上去了。

  

   我经常介绍给大家看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写的《物理学之道》,里面反复讲上面这个问题。该书的副标题是《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东方神秘主义就是指中国的这一套,加上印度的那一套,它们对世界的认识都是通过直觉的方式,当然里面也不是完全没有理性。其实,中国直觉里有理性的东西。比如,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这不是一种收集归纳的方法?观象制器,观大壮而建宫殿,观离卦而制渔网,这不就是推理?但是,这种推理不是一种理性的推理,而是一种直观的推理,直观的归纳。归纳、演绎和推理,并不是只有理性才有,感性也有。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经验。经验不就是一种归纳?但经验的归纳,并不是把标准定死,恰恰是包括了对于各种不同特征的事物的分辨。一个神医一望就知道你身体哪儿不行,哪儿有问题。这是“望诊”,“望闻问切”的望。这就靠直觉,但这个直觉就包括了他长期的经验积累,长期的归纳。只有这样,他才能看出你的问题,才会被称为“神医”。但他也不是由此就结束了,他马上接着就要“闻”。闻什么?闻你的体气,闻你的口气,闻你的大小便之气,还要闻闻你的声音、咳嗽。咳嗽一下,听听那个声音有力还是无力。一闻你的口气很臭,一定是消化不良,脾胃虚弱,要调整。大小便气味很重,一是火太旺,虚火太旺了,或者实火太旺了。所以,医者的直觉,是先通过望闻,然后再来了解病者的直觉,问你哪儿不舒服。病者的直觉有很多是不准确的,但是也有很多是很准确的,也可以说是最准确的。病者叙述完了自己这些东西以后,是不是一定对呢?不一定对,这就要验证一下,切脉。通过切脉来看,这是浮脉还是滑脉,是实脉还是虚脉,等等,检验病者自己叙述的直觉对不对。

  

   望闻问切四诊构成了完整系统的中国医学的诊疗病症的体系,你能说它不科学?现在我们中医能够望而知病的大夫,也没有几个了,也不在我们的大医院里,而在民间。能切脉的也不多。切脉,在中医望闻问切四诊里面,其实是最底下的,可是我们现在中医里面能够切脉的人,大概能不能有百分之一?通过切脉就能够了解身体里面有什么变化有什么问题,这样的大夫现在太少了。这就是中医的现状。那该怎么办呢?就靠仪器。所以,中医院,越是有名的中医院,越是依靠这些东西。其实,中医大夫也有苦难言:给病人一号脉,是营养不良,建议怎么吃,结果他又不照我说的去吃,最后出事了,责任说不清楚,甚至要打官司。但如果此前用的是仪器,就是出事了,你看我有一大堆化验单,你这个指标有问题,你那个指标有问题,……总之,就算你死也是该死,我一点责任都不负!中医大夫的望闻问切,那有多大的风险啊!所以,中医也是有苦难言。这跟我们的观念、整个的管理体系有关系。

  

   我为什么对中医那么感兴趣?现在中医其实最能说明我们中国文化的命运。在中国哲学史学会下面成立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的时候,我说中国文化的复兴有待于中医的复兴。结果,中医界的人就来了——中医的复兴有待于你们中国文化的复兴!好,我说我们成了难兄难弟了,我等着你,你等着我。这也是事实,但总得有个挑头的吧?谁先来?大家一起来吧!所以,我开始关注中医,其实也是由于对中国整个文化的关注。中医确确实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实践载体,通过中医,我们能够更深刻地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

  

  

   我们现在要通过这个“特质”的比较,了解西方文化的特质在哪里,我们中国文化的特质在哪里。这也并不是说西方就没有直觉的智慧,不讲模糊,不讲实践创新,但是我们偏重在这个方面。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些内容,就可以知道中国文化在今天对整个人类的文化是有很大的互补作用,给与西方文化互补。我们也不用否认,现在整个世界的文化是西方文化占了主体。可是这样一个主体文化,今天我们来看,把人类已经带向了一个什么样的道路!它需要有跟它不同特质的文化去补偏。就像中医所讲的,以偏救偏。事实上,我们历史上对西方文化曾经起过补偏的作用,我们的人文精神,让欧洲从中世纪的神文文化走向了近代的以人为本的文化。我觉得,直到今天东西方还是有很多可以互补的地方。

  

   西方文化从外表上看是一种“外求他律”的文化。这就是我经常讲的它是以上帝来管人心,以法律来管人心,都是外在的。中国人强调的是内在的,用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准则,这就是中国礼的文化的一个核心。礼的文化的核心就是通过剖析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让我们自觉地遵守人与人之间这样的关系,知道每个人应该怎么样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王弼讲,什么叫孝?“自然亲爱为孝”。礼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之中,规范自己的行为。这在西方叫做自然法、习惯法。礼不是跟法没有关系,但确实是跟法不一样。法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外部关系上,可以说是一种外在的契约关系。而礼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内在的自然关系之上。礼也是要人遵守各种各样的规范、礼仪,但它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之上的一种自律。中国人是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相互之间是可以互补的。而在西方实际上也是那样,虽然是上帝来管理,但是也要你自己去遵守;如果你不遵守,上帝也管不住你。西方文化中一样也需要自律。人有很大的惰性,有时候总是管不住自己,就要用外面一个力量来管住自己,这是人类的一个劣根性、惰性。中国文化恰恰是要你能够消除这个惰性,让你发挥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和自觉性。所以,中国与西方有很多方面可以互补。我们认识了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特质,又能看到有许多与西方文化不同的取向,这样我们才能够对自己的文化建立一个自信心。一百年来,我们把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被彻底地摧垮了,我们经常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

  

现在要重新树立自信心,最难的是什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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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宗教研究》总第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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